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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任政府总理，任职时间长达26年多。他总揽内政、外交，是中国的总管家。在总理任职时段内，周恩来的疫情防控实践成效卓著，思想深刻，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在周恩来的总理任职时段内，没有发生全国性的灾难性疫情，但较大范围、局部性疫情暴发的频次还是较高的。由于以周恩来挂帅的国务院（1954年前称政务院），洞察及时，管控有力，避免了疫情大规模蔓延。有些疫情还是敌对势力人为制造和传播的，周恩来多措并举，抓疫情防控，抓军事打击，抓外交斗争，在实践上是成功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前夜，察哈尔省的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了肺鼠疫疫情，死亡60余人，蔓延到张家口时又有4人死亡，疫情威胁平津。1949年10月27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各委、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察哈尔北部发生的鼠疫问题，并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疫情防控。中央防疫委员会由董必武、陆定一、聂荣臻、滕代远、李德全、贺诚、杨奇清7人组成，董必武担任主任委员。当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发布命令，自中午12时起，封锁张家口市区方圆50公里，所有车马人畜阻绝通行。卫生部迅速从东北军区抽调有防鼠疫经验的人组成防疫队（分成3个科），会合华北地区防疫人员组成77人的混合防疫队，携带5万份疫苗于28日晚赶到察哈尔，立即投入防疫斗争。28日，周恩来代毛泽东草拟给斯大林的电报，请求苏联“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此前，苏联政府已派来马叶斯基领队的由30多名医学专家组成的防疫队，这支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工作成绩甚大，有鉴于此，周恩来在电报中表示感谢后，还恳请苏联政府“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政府再次派遣医学专家和防疫人员前来援助。至11月中旬，鼠疫防治工作成功完成。这是新中国成立不到两个月，打的第一场鼠疫防控战。
1950年5月，察哈尔省阳高县麻疹流行，患者都为十岁以下儿童，蔓延很广，当地医生无法治疗，情况严重。当华北局31日将这一事件电告中央后，6月1日夜，毛泽东在电报稿上批示周恩来：“请即告卫生部迅筹救济办法，并以结果报告”。周恩来2日早上看到报告和批件，迅即批给卫生部副部长贺诚阅办，并要求“于今日午后将办理结果告知”。5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报告6月2日以来卫生部的处置情况，还表示“当继续督促”。很快，麻疹疫情得到控制。同年8月，东北出现鼠疫。11日，周恩来即致电高岗：“如果东北鼠疫情况不严重，不必轻易请苏联帮助，责成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靠自己力量扑灭”。12日，又致电高岗、林枫：“（一）应将各省防疫队力量集中使用在防鼠疫上面;（二）首先应分配一部力量放在哈尔滨、长春之间以扑灭铁路线上的鼠疫;（三）中央决定拨一部分防疫装备给东北;（四）中共中央东北局、人民政府应指示各级党政机关对于防疫工作给予更多的帮助。”八九月间，安徽阜阳地区又发生疫病流行，仅凤台县患者即达6万之众。附近的定远县还流行痢疾。9月11日前后，周恩来接到华东局报告，立即批示卫生部，由华东局和中央派出医疗队前往“以加强防治”，从而使皖东北地区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正在东北鼠疫和皖东北流行病防控有序进行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经过5次较大的战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退回到北纬38度线以南，到1951年底，战线稳定在38度线附近，战争进入胶着状态。1952年1月，出现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事件。1952年2月29日到3月5日，美国飞机又先后在我国的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布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病毒进而把细菌战延展到我国境内。这样，防控细菌又成为东北鼠疫防控中的一个新情况，而且任务极其艰巨。
作为政务院总理兼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及时而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2月19日晚，他就致信毛泽东：现在计划要办的事情为（一）“加紧试验前方业已送回的昆虫细菌，据初步化验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一二日内当可全部判明”;（二）往前方派送防疫队和疫苗、粉剂及其他器材;（三）在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发表声明后，“中国外长继起向全世界控告，以新闻舆论配合，并要美国对后果负责”;（四）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委员会建议，“发动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活动”;（五）致电“前方进行防疫动员，东北亦加戒备”;（六）“将此事电告苏联政府，请其予以帮助”。21日，周恩来又代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李克农电：“敌人自一月二十八日起，连续在朝鲜前线以飞机撒放毒虫细菌，经化验业已证明其中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现除令前方进行动员随时扑灭焚毁外，已于今日起以飞机赶送340万人份的防疫苗、5000磅杀虫粉剂及喷射器材到安东转运前线，并加派若干防疫队前往。除此，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进行反对。”23日，就反击美国所进行的细菌战一事，周恩来再致信毛泽东：总后卫生部所拟防疫计划大纲，“原则可用”。当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这一建议。24日，周恩来又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朴宪永外务相严重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指出：“如果全世界人民不坚决地加以制止，那么，今天落在朝鲜人民头上的灾难，明天就会落在世界和平人民的头上”，“我代表中国人民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采取行动，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中国人民将和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笔者对《周恩来年谱（1949—1976）》《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13册）以及四卷本《周恩来军事文选》作过粗略统计，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仅为反击美国的细菌战和为我东北地区的疫情防控，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或外长名义起草、发出和代毛泽东起草的电文、指示、命令等各种文稿达60余件，从这些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恩来为疫情防控所耗费的心血。
在朝鲜战场，防疫多措并举，设置细致严密的检验机构，由国内派去的40多名专家和医务人员与志愿军卫生部医务人员组成4个防疫检验队;检验系统中又分细菌检验、昆蟲鉴定、病理解剖和毒化分析等科室，军、师级检验重点不同，前方后方任务各异。在反细菌战中，志愿军除几经变更体系的防疫大队外，各军设中型防疫队，各师有小型防疫队，各团设有防疫组，各连设敌投监视哨，并由一个班组成扑灭组。志愿军全军计有基地检验队1个，前线检验队3个，大型防疫队2个，中型防疫队22个，小型防疫队74个，检疫组200多个，检疫站11个，卫生防疫专业人员近3500人，还建立了群众性的侦察扑灭组和监视哨各3000多个，形成了强有力的反细菌战防疫力量体系。全军先后建立7所传染病医院，各军将1个医疗所改成传染病医院;各师增设传染病收治组;各团、营、连均设临时隔离室。反细菌战开始不久，从国内运去了鼠疫疫苗和五联疫苗，普遍进行了预防接种。1952年3—4月完成第一次接种，6月完成第二次接种。预防接种率鼠疫疫苗为96.1%，五联疫苗为93.3%，斑疹伤寒疫苗为92.3%。此外，对志愿军驻地环境卫生进行了普遍清理，开展了捕鼠灭虫运动，全军捕鼠达500万只以上。总之，由于反细菌战的机构机制健全，防控措施得力，物资保障充足，到1952年底，就打破了美国的细菌战，没有引起令人担忧的大范围疫病流行。 在国内，除西南地区外的全国各地，各大行政区及沿海省市先后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共组建了129个防疫大队，成员达2万多人。在国内交通线及国境、海港设立了66个检疫站，并在山海关设立了防疫总指挥部。1952年4月10日前，对东北485万人进行了鼠疫预防注射，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华东、中南、华南等地进行了重点预防疫苗注射。各地区还加紧研制生产和发放了大量疫苗和消毒杀虫剂，从而控制住了国内鼠疫的蔓延。
抗美援朝防控细菌战以后，局部的传染病流行是时有发生的，周恩来始终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第一时间作出防治防控批示，立即召集专门会议研究防治防控措施。1955年10月他要求卫生部把防止“钉螺有可能繁殖到北方，危害北方人民”“当作一个最主要任务去做”。1958年11月12日，周恩来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徐运北谈话，询问当时防病治病情况，提出疫情防控的问题。1965年2月21日，他又召集卫生部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关于卫生工作，要求卫生部要搞长远规划，重点谈疫情预防问题。1967年3月13日，在各级党政机关因“文革”动乱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下，周恩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呼吁：“防疫工作非常紧迫”。3月24日，他召集包括造反派组织代表在内的相关人员开会，谈防治流行性脑膜炎问题。1970年4月，当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一些地区发生鼠疫时，他批示卫生部军管会：立即派出防止鼠疫蔓延力量，严密封锁疫区，缩小疫情，以利消灭。1971年7月28日，他就上海、江苏、河南等地发生急性传染病及疫情事批告卫生部门，要求将有关情况通报全国，号召各地“立即发动一次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并组织医疗卫生力量支援疫区，接济急需药品，补充不足地区”。1972年9月11日，他对广州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关于紧急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电报批示：要求全国采取预防的措施，不要发生此传染蔓延现象。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如曾长时间担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专文里写道：“我曾多次参加过总理亲自召开的会议，如讨论防治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问题……研究防治疟疾、血吸虫病等药品问题。”“在总理领导下，还专门组织班子研究解决慢性支气管炎，流行性脑炎等预防和治疗问题”。徐运北是1952年冬到1964年底在卫生部工作并担任副部长的，他在《周总理领导我们开展人民卫生工作》的长文中，专辟一节的篇幅记述周恩來防疫控病的实践，而这些记述都能在《周恩来年谱（1949—1976）》《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13册）中得到印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卫生防疫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各种烈性和急性传染病陆续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图为群众在河边撒药粉消灭钉螺，杜绝血吸虫病的传染源
丰富的实践，产生深邃的思想。周恩来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实践贡献卓著，这方面的思想亦丰富、深刻。以笔者对相关文献的初步学习体会，觉得周恩来的防疫控疫思想至少包括如下方面：
（一）防疫控疫要有前瞻性，防控工作要早抓、抓早
新中国成立后，在疫情防控的实践中，周恩来总是再三强调，防疫控疫要有前瞻性，要有预判。1950年8月，东北鼠疫刚开始蔓延，周恩来就致电东北局表示，“中央决定拨一部分防疫装备给东北”。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开始后，从1952年2月21日起，他就命令“以飞机赶送340万人份的防疫苗、5000磅杀虫粉剂及喷射器材到安东转运前线”。截止到3月底，共发出鼠疫疫苗15983000人份，斑疹伤寒疫苗323000人份，赤痢法基800360人份，滴滴涕278867公斤，六六六102770公斤，石炭酸、来苏尔等杀菌剂42950公斤。他又安排4月份再生产鼠疫疫苗28500000人份，四联疫苗13000000人份，五联疫苗11500000人份，滴滴涕24000人份，1%的六六六800000公斤，来苏尔120000公斤，清水锭1000公斤。同时还安排了在东北、华北等地扩大疫苗及消毒杀虫剂的生产量，从而有效保证了反细菌战和其他疫情的防控。1952年3月16日，他致电高岗：在动员人民反对细菌战、在进行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时，“要教育人民既不麻痹，也不恐慌，使一切防疫力量都能有效地用在紧急措施上面，并告公安部门要注意破坏分子的活动”。1952年5月14日，在向毛泽东并中央提出的《关于四月份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简要报告》中，他又指出：“不管敌人是否继续散布毒虫毒物，今年我们的防疫工作一定要坚持到秋后，争取不仅将敌人的细菌战粉碎，而且要把我们的卫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报告》还特别强调：为防止夏秋疫病流行，决定5月为全国卫生防疫突击月。把一切工作谋划在前面，仍是他思想上的前瞻性使然。1955年10月7日，在接见印度卫生部部长考尔夫人时，周恩来说：“中国的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最大的一种病，沿长江都有。今后，我们发展水田，钉螺也有可能繁殖到北方，危害北方人民，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卫生部应当把它当做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去做。”他的谈话强调了防疫上要有前瞻性、预见性。
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会场
1958年11月12日，他约卫生部领导人谈话，询问当时防病治病情况，指出：应当注意当前疫情。还应考虑集体化引起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水利工地、钢铁工地、农业生产场地都是人员集中的地方，要组织工作组摸一摸情况，注意这方面的卫生工作。1965年2月21日，他召集卫生部负责人钱信忠、张凯、贺彪及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负责人开会，研究卫生工作规划。他在会上提出：关于卫生工作，卫生部要搞个长远规划，消灭疾病要搞十五年规划。还指出：关于防病治病问题，要搞卫生，管好水、粪的卫生，要与生产结合起来，“首先要在疫区提倡，预防工作要抓早”。关于卫生运动问题，报纸上要好好宣传，在寒暑假期内要发动学生的力量来搞，每年大搞两次，小搞几次。周恩来特别强调：“爱国卫生运动不搞形式主义，不填统计表报，只要做出效果就可以。”1970年6月15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的通知。通知除要求“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结合地方实际情况，认真落实报告中所提出的四项重要措施”外，还要求“北方地区的省、市、自治区要学习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对血防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加强对本地区的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做出成绩，报告中央”。1972年9月，已查出身患膀胱癌4个月的周恩来，在处理繁忙的党政军日常工作的日子里，11日又在广州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关于紧急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电报》上批示：“秋分前后，易生流感，今年旱涝交替，更增多可能，广东既已发现，如不预防，有蔓延可能。”并要求军委转告全军注意，要求卫生部通知全国，采取预防的有效措施，保证不发生此传染蔓延现象。
一
在周恩来的总理任职时段内，没有发生全国性的灾难性疫情，但较大范围、局部性疫情暴发的频次还是较高的。由于以周恩来挂帅的国务院（1954年前称政务院），洞察及时，管控有力，避免了疫情大规模蔓延。有些疫情还是敌对势力人为制造和传播的，周恩来多措并举，抓疫情防控，抓军事打击，抓外交斗争，在实践上是成功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前夜，察哈尔省的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了肺鼠疫疫情，死亡60余人，蔓延到张家口时又有4人死亡，疫情威胁平津。1949年10月27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各委、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察哈尔北部发生的鼠疫问题，并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疫情防控。中央防疫委员会由董必武、陆定一、聂荣臻、滕代远、李德全、贺诚、杨奇清7人组成，董必武担任主任委员。当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发布命令，自中午12时起，封锁张家口市区方圆50公里，所有车马人畜阻绝通行。卫生部迅速从东北军区抽调有防鼠疫经验的人组成防疫队（分成3个科），会合华北地区防疫人员组成77人的混合防疫队，携带5万份疫苗于28日晚赶到察哈尔，立即投入防疫斗争。28日，周恩来代毛泽东草拟给斯大林的电报，请求苏联“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此前，苏联政府已派来马叶斯基领队的由30多名医学专家组成的防疫队，这支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工作成绩甚大，有鉴于此，周恩来在电报中表示感谢后，还恳请苏联政府“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政府再次派遣医学专家和防疫人员前来援助。至11月中旬，鼠疫防治工作成功完成。这是新中国成立不到两个月，打的第一场鼠疫防控战。
1950年5月，察哈尔省阳高县麻疹流行，患者都为十岁以下儿童，蔓延很广，当地医生无法治疗，情况严重。当华北局31日将这一事件电告中央后，6月1日夜，毛泽东在电报稿上批示周恩来：“请即告卫生部迅筹救济办法，并以结果报告”。周恩来2日早上看到报告和批件，迅即批给卫生部副部长贺诚阅办，并要求“于今日午后将办理结果告知”。5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报告6月2日以来卫生部的处置情况，还表示“当继续督促”。很快，麻疹疫情得到控制。同年8月，东北出现鼠疫。11日，周恩来即致电高岗：“如果东北鼠疫情况不严重，不必轻易请苏联帮助，责成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靠自己力量扑灭”。12日，又致电高岗、林枫：“（一）应将各省防疫队力量集中使用在防鼠疫上面;（二）首先应分配一部力量放在哈尔滨、长春之间以扑灭铁路线上的鼠疫;（三）中央决定拨一部分防疫装备给东北;（四）中共中央东北局、人民政府应指示各级党政机关对于防疫工作给予更多的帮助。”八九月间，安徽阜阳地区又发生疫病流行，仅凤台县患者即达6万之众。附近的定远县还流行痢疾。9月11日前后，周恩来接到华东局报告，立即批示卫生部，由华东局和中央派出医疗队前往“以加强防治”，从而使皖东北地区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正在东北鼠疫和皖东北流行病防控有序进行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经过5次较大的战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退回到北纬38度线以南，到1951年底，战线稳定在38度线附近，战争进入胶着状态。1952年1月，出现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事件。1952年2月29日到3月5日，美国飞机又先后在我国的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布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病毒进而把细菌战延展到我国境内。这样，防控细菌又成为东北鼠疫防控中的一个新情况，而且任务极其艰巨。
作为政务院总理兼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及时而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2月19日晚，他就致信毛泽东：现在计划要办的事情为（一）“加紧试验前方业已送回的昆虫细菌，据初步化验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一二日内当可全部判明”;（二）往前方派送防疫队和疫苗、粉剂及其他器材;（三）在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发表声明后，“中国外长继起向全世界控告，以新闻舆论配合，并要美国对后果负责”;（四）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委员会建议，“发动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活动”;（五）致电“前方进行防疫动员，东北亦加戒备”;（六）“将此事电告苏联政府，请其予以帮助”。21日，周恩来又代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李克农电：“敌人自一月二十八日起，连续在朝鲜前线以飞机撒放毒虫细菌，经化验业已证明其中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现除令前方进行动员随时扑灭焚毁外，已于今日起以飞机赶送340万人份的防疫苗、5000磅杀虫粉剂及喷射器材到安东转运前线，并加派若干防疫队前往。除此，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进行反对。”23日，就反击美国所进行的细菌战一事，周恩来再致信毛泽东：总后卫生部所拟防疫计划大纲，“原则可用”。当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这一建议。24日，周恩来又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朴宪永外务相严重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指出：“如果全世界人民不坚决地加以制止，那么，今天落在朝鲜人民头上的灾难，明天就会落在世界和平人民的头上”，“我代表中国人民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采取行动，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中国人民将和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笔者对《周恩来年谱（1949—1976）》《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13册）以及四卷本《周恩来军事文选》作过粗略统计，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仅为反击美国的细菌战和为我东北地区的疫情防控，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或外长名义起草、发出和代毛泽东起草的电文、指示、命令等各种文稿达60余件，从这些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恩来为疫情防控所耗费的心血。
在朝鲜战场，防疫多措并举，设置细致严密的检验机构，由国内派去的40多名专家和医务人员与志愿军卫生部医务人员组成4个防疫检验队;检验系统中又分细菌检验、昆蟲鉴定、病理解剖和毒化分析等科室，军、师级检验重点不同，前方后方任务各异。在反细菌战中，志愿军除几经变更体系的防疫大队外，各军设中型防疫队，各师有小型防疫队，各团设有防疫组，各连设敌投监视哨，并由一个班组成扑灭组。志愿军全军计有基地检验队1个，前线检验队3个，大型防疫队2个，中型防疫队22个，小型防疫队74个，检疫组200多个，检疫站11个，卫生防疫专业人员近3500人，还建立了群众性的侦察扑灭组和监视哨各3000多个，形成了强有力的反细菌战防疫力量体系。全军先后建立7所传染病医院，各军将1个医疗所改成传染病医院;各师增设传染病收治组;各团、营、连均设临时隔离室。反细菌战开始不久，从国内运去了鼠疫疫苗和五联疫苗，普遍进行了预防接种。1952年3—4月完成第一次接种，6月完成第二次接种。预防接种率鼠疫疫苗为96.1%，五联疫苗为93.3%，斑疹伤寒疫苗为92.3%。此外，对志愿军驻地环境卫生进行了普遍清理，开展了捕鼠灭虫运动，全军捕鼠达500万只以上。总之，由于反细菌战的机构机制健全，防控措施得力，物资保障充足，到1952年底，就打破了美国的细菌战，没有引起令人担忧的大范围疫病流行。 在国内，除西南地区外的全国各地，各大行政区及沿海省市先后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共组建了129个防疫大队，成员达2万多人。在国内交通线及国境、海港设立了66个检疫站，并在山海关设立了防疫总指挥部。1952年4月10日前，对东北485万人进行了鼠疫预防注射，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华东、中南、华南等地进行了重点预防疫苗注射。各地区还加紧研制生产和发放了大量疫苗和消毒杀虫剂，从而控制住了国内鼠疫的蔓延。
抗美援朝防控细菌战以后，局部的传染病流行是时有发生的，周恩来始终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第一时间作出防治防控批示，立即召集专门会议研究防治防控措施。1955年10月他要求卫生部把防止“钉螺有可能繁殖到北方，危害北方人民”“当作一个最主要任务去做”。1958年11月12日，周恩来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徐运北谈话，询问当时防病治病情况，提出疫情防控的问题。1965年2月21日，他又召集卫生部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关于卫生工作，要求卫生部要搞长远规划，重点谈疫情预防问题。1967年3月13日，在各级党政机关因“文革”动乱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下，周恩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呼吁：“防疫工作非常紧迫”。3月24日，他召集包括造反派组织代表在内的相关人员开会，谈防治流行性脑膜炎问题。1970年4月，当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一些地区发生鼠疫时，他批示卫生部军管会：立即派出防止鼠疫蔓延力量，严密封锁疫区，缩小疫情，以利消灭。1971年7月28日，他就上海、江苏、河南等地发生急性传染病及疫情事批告卫生部门，要求将有关情况通报全国，号召各地“立即发动一次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并组织医疗卫生力量支援疫区，接济急需药品，补充不足地区”。1972年9月11日，他对广州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关于紧急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电报批示：要求全国采取预防的措施，不要发生此传染蔓延现象。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如曾长时间担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专文里写道：“我曾多次参加过总理亲自召开的会议，如讨论防治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问题……研究防治疟疾、血吸虫病等药品问题。”“在总理领导下，还专门组织班子研究解决慢性支气管炎，流行性脑炎等预防和治疗问题”。徐运北是1952年冬到1964年底在卫生部工作并担任副部长的，他在《周总理领导我们开展人民卫生工作》的长文中，专辟一节的篇幅记述周恩來防疫控病的实践，而这些记述都能在《周恩来年谱（1949—1976）》《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13册）中得到印证。
二
丰富的实践，产生深邃的思想。周恩来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实践贡献卓著，这方面的思想亦丰富、深刻。以笔者对相关文献的初步学习体会，觉得周恩来的防疫控疫思想至少包括如下方面：
（一）防疫控疫要有前瞻性，防控工作要早抓、抓早
新中国成立后，在疫情防控的实践中，周恩来总是再三强调，防疫控疫要有前瞻性，要有预判。1950年8月，东北鼠疫刚开始蔓延，周恩来就致电东北局表示，“中央决定拨一部分防疫装备给东北”。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开始后，从1952年2月21日起，他就命令“以飞机赶送340万人份的防疫苗、5000磅杀虫粉剂及喷射器材到安东转运前线”。截止到3月底，共发出鼠疫疫苗15983000人份，斑疹伤寒疫苗323000人份，赤痢法基800360人份，滴滴涕278867公斤，六六六102770公斤，石炭酸、来苏尔等杀菌剂42950公斤。他又安排4月份再生产鼠疫疫苗28500000人份，四联疫苗13000000人份，五联疫苗11500000人份，滴滴涕24000人份，1%的六六六800000公斤，来苏尔120000公斤，清水锭1000公斤。同时还安排了在东北、华北等地扩大疫苗及消毒杀虫剂的生产量，从而有效保证了反细菌战和其他疫情的防控。1952年3月16日，他致电高岗：在动员人民反对细菌战、在进行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时，“要教育人民既不麻痹，也不恐慌，使一切防疫力量都能有效地用在紧急措施上面，并告公安部门要注意破坏分子的活动”。1952年5月14日，在向毛泽东并中央提出的《关于四月份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简要报告》中，他又指出：“不管敌人是否继续散布毒虫毒物，今年我们的防疫工作一定要坚持到秋后，争取不仅将敌人的细菌战粉碎，而且要把我们的卫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报告》还特别强调：为防止夏秋疫病流行，决定5月为全国卫生防疫突击月。把一切工作谋划在前面，仍是他思想上的前瞻性使然。1955年10月7日，在接见印度卫生部部长考尔夫人时，周恩来说：“中国的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最大的一种病，沿长江都有。今后，我们发展水田，钉螺也有可能繁殖到北方，危害北方人民，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卫生部应当把它当做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去做。”他的谈话强调了防疫上要有前瞻性、预见性。
1958年11月12日，他约卫生部领导人谈话，询问当时防病治病情况，指出：应当注意当前疫情。还应考虑集体化引起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水利工地、钢铁工地、农业生产场地都是人员集中的地方，要组织工作组摸一摸情况，注意这方面的卫生工作。1965年2月21日，他召集卫生部负责人钱信忠、张凯、贺彪及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负责人开会，研究卫生工作规划。他在会上提出：关于卫生工作，卫生部要搞个长远规划，消灭疾病要搞十五年规划。还指出：关于防病治病问题，要搞卫生，管好水、粪的卫生，要与生产结合起来，“首先要在疫区提倡，预防工作要抓早”。关于卫生运动问题，报纸上要好好宣传，在寒暑假期内要发动学生的力量来搞，每年大搞两次，小搞几次。周恩来特别强调：“爱国卫生运动不搞形式主义，不填统计表报，只要做出效果就可以。”1970年6月15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的通知。通知除要求“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结合地方实际情况，认真落实报告中所提出的四项重要措施”外，还要求“北方地区的省、市、自治区要学习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对血防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加强对本地区的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做出成绩，报告中央”。1972年9月，已查出身患膀胱癌4个月的周恩来，在处理繁忙的党政军日常工作的日子里，11日又在广州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关于紧急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电报》上批示：“秋分前后，易生流感，今年旱涝交替，更增多可能，广东既已发现，如不预防，有蔓延可能。”并要求军委转告全军注意，要求卫生部通知全国，采取预防的有效措施，保证不发生此传染蔓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