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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粮食种植结构和布局的变化是粮食生产及农业生产发展状况的重要反映。清末，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的状况是高粱、大豆、谷子、小麦四大作物并举，并形成“南豆北麦”的商品粮基本格局。民国时期，东北粮食种植结构进一步变化，由于大豆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东北的粮食种植结构呈现出以大豆为主体的、单一化的形态。同时，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粮食生产布局发生变化，商品粮产地逐渐北移，东北地区的粮食生产走向专业化和区域化。
[关键词]清末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布局，变迁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4—0027—05
粮食种植结构是指播种面积中的各种粮食作物所占的百分比。粮食布局是指一个地区或一个生产单位粮食作物的构成(包括种类、面积和比重)、熟制和田间配置的总称。粮食种植结构和布局的变化是粮食生产及农业生产发展状况的重要反映，也是其存在矛盾的重要反映。清末以来，随着土地开发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东北的农业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区迅速向东、西、北三个方向扩展。交通运输条件、工业布局状况及市场供需关系等因素日益发挥着巨大作用，使东北地区的粮食种植结构和布局迅速发生变化。目前学界就此问题的研究寥寥无几，因此本文就清末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与布局的变迁做一简要剖析，以期对当前东北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一、清末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
与布局的变化
清末，随着土地开发、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以及各种自然条件的影响，东北地区的农产商品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很快形成商品粮产地，粮食种植结构和布局也随之发生变化，高粱、大豆、谷子的种植面积最多，其次是小麦，从而奠定了“南豆北麦”的商品粮基本格局。
1 高粱、谷子、大豆、小麦四大作物并举的粮食种植结构
清末，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的大致状况是：大豆、高粱和谷子的种植面积最多，其次是小麦，再次是玉蜀黍和大麦，还有少量的各种杂粮。东北南部，奉天省(包括今辽宁省的大部分市县及吉林省的通化、四平和白城地区的一部分市县)1908年各种粮食作物所占的百分比为：高粱占29.9％，大豆占22.9％，谷子占17.8％，玉蜀黍占6.8％，稗子占3.4％，大麦占1.7％，黍子占1.5％。东北中部，以吉林省新城(今扶余)、延吉、榆树、虎林四厅，农安、饶河、穆俊、双阳、长岭、长寿、阿城、方正八县为例，1911年各种粮食作物所占的百分比为：谷子占22.8％，高粱占22.6％，各种豆22.3％，小麦占10.5％，玉蜀黍占6.8％，大麦占6.4％，黍子占613％。东北北部，以黑龙江省海伦县为例，1913年各种粮食作物所占的百分比为：谷子占36.5％，小麦占26.1％，大麦占13.6％，大豆占7.9％，稗子占6.6％，玉蜀黍占4.5％，荞麦占1.8％t31。由此可见，清末东北地区的粮食种植结构是大豆、高粱、谷子、小麦四大作物同时并举，这种种植结构为东北地区“南豆北麦”商品粮格局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2 “南豆北麦”的商品粮基本格局
清末，随着土地开发，东北农产商品化获得发展，对粮食种植结构产生极大影响，大豆和小麦两种商品粮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东北南部大豆占绝对优势。当时奉天很多州县的大豆种植比率都已超过了高粱、谷子、玉米等作物。本溪县大豆占30％，高粱占25％，粟占20％，玉米占10％，杂谷占15％；北山城子大豆占35％，高粱占30％，粟占20％，其他占15％；海龙府大豆和高粱各占30％，粟占25％，其他占15％；辽阳州大豆和高粱各占35％，粟占10％，杂谷占20％；腾鳌堡大豆占40％，高粱占30％，粟占15％，杂谷占15％；承德县大豆占35％，高粱占30％，粟占25％，麦占3％，稗占3％，其他占2％；法库厅大豆占35％，高粱占30％，粟占25％，其他占10％。东北北部则以小麦占明显优势。1908年，依兰府麦类占50.9％，黄豆占20.1％，小米占14％，高粱占4.8％，玉米占4.5％；宾州麦类占35.4％，小米占27.7％，高粱占18.5％，玉米占11.7％，豆类占3％，粳米占2％；敦化县麦类占40.6％，小米占35％，黄豆占13.6％，稗子占5.4％，玉米占5.4％；密山府麦类占40.4％，小米占21.5％，玉米占16.6％，黄豆占13.6％，高粱占5.1％；绥芬厅小麦占47.3％，粟占21.2％，黄豆占19.4％，大麦和荞麦合占9.4％，高粱占2.7％。1909年，第二松花江以北地区各种作物种植比例是：小麦占30％，大豆占15％，粟占25％，高粱占20％，其他占10％。呼兰府小麦占25％，大豆占20％，粟占20％，高粱占20％，大麦占10％，其他占16％；巴彦州小麦占33％，大豆占22％，粟占22％，高粱占15％，其他占3％；木兰县小麦占30％，大豆占20％，高粱占10％，粟占20％，玉米占15％，其他占5％；海伦府小麦占30％，大豆占20％，粟占25％，高粱占15％，其他占10％；绥化府小麦占30％，大豆占15％，粟占35％，高粱占15％，其他占5％。由此可见，东北南部大豆种植普遍，而东北北部麦类种植比例较大；新开发区大豆和麦类的种植比重远大于老垦区；铁路沿线、江河沿岸地区大豆和麦类的种植比例大于交通不便的腹地。因此，清末东北初步形成“南豆北麦”的商品粮基本格局。
3 高粱、谷子、大豆、小麦四大作物并举及“南豆北麦”商品粮基本格局的成因
清末，东北地区之所以会形成高粱、谷子、大豆、小麦四大作物同时并举的粮食种植结构以及“南豆北麦”的商品粮种植格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受各种自然条件如土壤、气候、人口因素、人们的主食习惯以及耕作制度的影响。清末，松辽平原是东北地区的主要农耕地带，自然条件优越，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为多种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充足条件，而且当时东北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的主食习惯因地域、生活环境而不同，农村居民主要吃小米和各种杂粮，城镇居民主要吃高粱米，小麦也是东北特别是东北北部人口的主要食粮。再者，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了新的耕作制度——轮作制，东北南部是按高粱——谷子——大豆的次序换茬种植，东北北部是按大豆——谷~----／j、麦——高粱的次序换茬种植，这种轮作制补偿了地力的消耗，保持了土壤肥力，使各种作物每年都有相当的产量，由此形成高粱、谷子、大豆、小麦四大粮食作物同时并举的种植结构。
第二，受交通运输条件的影响。东北南部商品粮产地主要分布于辽河流域。随着营口开埠，辽河 航运业日趋发达。通江口、三江口和马蓬沟都是辽河流域的重要码头，每年由此运出的粮豆达一百四五十万石。因此，清末辽河流域形成大豆种植优势，成为东北大豆种植基地。东北北部商品粮产地主要分布于松花江沿岸和中东铁路沿线地带。1907—1909年，经由松花江输往黑龙江沿岸地区的粮食分别为55.4万石、57.6万石和79.2万石。中东铁路的建成通车客观上促进了铁路沿线地带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专业化。1903年，大豆、小麦及其制品占中东铁路输送农产品总额的比例为72％，1907年为80％，1909年为84％，1911年为88％。1903--1911年，中东铁路共运粮41亿斤以上。清末，松花江沿岸和中东铁路沿线地带形成了小麦种植优势，成为东北小麦的主产区。
第三，受日俄垄断和瓜分东北农产市场的影响。由于日俄原料掠夺的需要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求的制约，东北农产商品化的半殖民地性极其浓厚。甲午战后，为满足日本国内肥料和食用供应，日商深入到东北南部各地，收购大豆并运销世界各地，由此逐步垄断了东北南部的大豆贸易。在日资掠夺的影响下，东北南部的大豆种植面积迅速扩展，形成大豆生产基地。由于俄国人以面粉为主食，所以沙俄侵入我国东北后，将小麦及面粉大量运入远东地区。日俄战后，帝俄向远东大规模移民，为满足居民和军队食用，大量兴建面粉厂，因而对小麦的需求增加，刺激东北北部的小麦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二、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
与布局的变化
民国时期，随着大豆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东北粮食种植结构呈现出以大豆为主体的、单一化的形态。同时，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东北地区经济作物尤其是南部经济作物迅速发展，粮食生产布局发生变化，商品粮产地逐渐北移，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和区域化。
1 以大豆为主体的、单一化的粮食种植结构
1908年，东北大豆试销欧洲成功，从此东北大豆贸易大开，出口量逐年增加。1924年，东北大豆及其制品输出额占东北商品输出总额的58％。东北大豆出口成为东北经济发展的支柱。大豆商品化的发展促使东北大豆生产迅速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豆价格上涨，更加刺激了东北的大豆生产，加之20年代河北、山东等关内移民大量涌入东北，辛勤地垦辟着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的辽阔土地，使大豆种植地区由南向北不断扩大，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显著提高。1924年，东北三省粮食种植面积为8148000公顷，大豆种植面积为2167000公顷，占26.6％；1928年，东北粮食种植面积为12880000公顷，大豆种植面积为3743000公顷，占29.1％；1930年，东北粮食种植面积为13389000公顷，大豆种植面积为4190000公顷，占31.3％；1931年，东北粮食种植面积为1373300公顷，大豆种植面积为4202000公顷，占30.6％。其间东北大豆种植面积增加了200多万公顷。由于不断扩大大豆种植面积，并且注意选用良种，因而使大豆产量急骤增加。1909年，东北大豆产量为1998100吨，其中辽宁省为1092350吨，吉林省为625500吨，黑龙江省为280250吨。1922年，东北大豆产量增加到312万吨，1926年达到417万吨，1930年更达536万吨，占各种粮食产量的第一位。
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提高使东北粮食种植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以大豆为主体的、单一化的粮食种植结构。地处松花江中游的扶余县1930年的粮食种植结构具有一定代表性，该县耕地总面积为385149垧，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所占的百分比：大豆占30.6％，高粱占27.1％，谷子占23.3％，小麦占5.6％，玉蜀黍占3.5％，稻子占0.13％，杂粮占1.62％。
2 商品粮产地北移及“南豆北麦”商品粮格局的破坏
民初，东北的粮食种植格局仍保持着“南豆北麦”的状态。随着帝俄在东北势力的削弱，日本的经济势力逐渐北移，小麦也因此受到大豆的排挤逐渐丧失优势。尽管大豆生产出现了北移的趋势，但其重心仍在东北南部。1916年，东北大豆种植面积为224.9万垧，其中南部为133.59万垧，占59.4％；北部为91.31万垧，占40.6％。同年，东北大豆的产量为1,201万石，其中南部为751.64万石，占62.6％；北部为419.36万石，占37.4％。
20年代以后，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东北南部的土地开垦趋于饱和，人均耕地远远少于北部，加之南部人口稠密，粮食大多用于当地消费，粮食输出减少，因而“从前专以种豆出口为业”的辽河流域，“于不知不觉之中多种高粱等食粮，产豆之区被挤而北迁”。除了北部一些县区仍以大豆种植为主外，其余南部各县皆以高粱、玉米、粟等为主要作物。
由于东北南部人口饱和，移民纷纷沿铁路向北进入东北北部地区，土地迅速开发，大豆产地随之北移。1928年，东北大豆种植面积为374.3万公顷，其中北部为237.6万公顷，占61.3％。1929年，东北大豆面积为399.273万公顷，其中吉黑两省占77％，辽宁省只占23％。东北大豆的产量，1924年北部为329.5万吨，南部仅为187万吨。北部大豆生产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粮食种植结构的变化，大豆成为种植比例最大的粮食作物。1922年，东北北部大豆种植比例为26.7％，1930年增至37.8％。一些县份的大豆种植比例还超过了这个数字。在粮豆的出口贸易上，北部更占优势。据载：“出口大豆的重心确在北部。……现时运往西欧之大豆原料，其主要供给人实系属吉黑二省，并非东省全部。”总之，20年代东北大豆的生产重心已转移到北部，无论是种植面积、产量还是贸易，北部都占有绝对优势。
大豆生产重心北移严重排挤了北部的小麦生产。究其原因，首先是自然因素的影响。小麦不耐旱涝，自然灾害率较高。而大豆对土质、气候的适应能力强，且能吸收氮气，改善地力，最适合与其他作物轮作。其次，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十月革命后，帝俄势力消退，对小麦的需求迅速缩减，北部小麦的市场缩小。而大豆则面向东亚和欧美的广大地区，市场十分广阔。第三，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东北是世界市场上首屈一指的大豆产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小麦的地位微不足道，加之外国小麦的压迫，使东北小麦的生产和出口受到极大限制，由小麦输出区变为小麦进口区。因此20年代以后，北部小麦的种植比例大大缩减，东北“南豆北麦”的粮食种植格局完全破坏。
3 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趋势
民初，东北粮食生产的高度商品化使粮食作物布局的专业化和区域化更加明显。见下表：
由上表可见，民初东北粮食生产布局呈现出以下特点：大豆及小麦的分布主要受交通及市场 两个因素的影响，而高粱、谷子、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布局则与人口的生产消费习惯及自然条件有着密切关系；大豆生产重心已逐渐由南部推移到中部平原，但北部小麦仍居优势，“南豆北麦”的总体格局继续维持；粮食作物生产的基本格局为“北粟南秫”，“东米西谷”，即谷子主要分布于北部和西部，高粱的种植比例在南部最高，玉米和稻米则以东部为集中产区。所以，民初东北粮食生产出现了明显的专业化和区域差异，这是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20年代商品粮产地北移后，东北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粮食生产区域，大致情形见下表：
由此可见，20年代以后，东北地区形成了十几个稳定的粮食作物种植区域。奉天以南地区以大豆居优势；京奉线地方以高粱居优势；开原地方以大豆、高粱为主体作物；奉海线地方大豆、高粱、玉蜀黍和粟四大作物并举，也是东北稻米的主产区；，四洮线地方以高粱和粟两种粗粮作物占优势；吉长线地方是东北中部的大豆主产区；延边地方是东北粟和水稻的重点产区；中东路南部线地方是东北南部农业区向北部农业区过渡的中间地带，在种植结构方面既有南部的某些特征，又具有北部农业的某些特色；中东路东部线地方是东北北部大豆最集中的产区，也是东北乃至中国大豆种植比例最高的地区；松花江下游地方不仅盛产大豆，也是东北小麦的主要产区；呼海线地方作物布局类似松花江下游地区，只是粟和杂谷的种植比例稍大一些；中东路西部线地方作物以大豆居优势，小麦、粟、高粱也占相当比例；黑龙江沿边地方由于靠近苏联，所以具有俄式农业的某些特征，小麦的种植比例甚高。
研究清末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及布局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粮食种植结构和布局的变化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在内的自然生态环境、商品生产规律、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等。所以，为了保证粮食的高产稳产，我们要本着“因地制宜，适当集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方针，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调整粮食种植结构和布局，使粮食向适于种植的地区集中，同时要用生态经济学的观点指导农业生产，形成良性生态农业环境，这将给东北农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活力。
[责任编辑：吴丹]
[关键词]清末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布局，变迁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4—0027—05
粮食种植结构是指播种面积中的各种粮食作物所占的百分比。粮食布局是指一个地区或一个生产单位粮食作物的构成(包括种类、面积和比重)、熟制和田间配置的总称。粮食种植结构和布局的变化是粮食生产及农业生产发展状况的重要反映，也是其存在矛盾的重要反映。清末以来，随着土地开发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东北的农业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区迅速向东、西、北三个方向扩展。交通运输条件、工业布局状况及市场供需关系等因素日益发挥着巨大作用，使东北地区的粮食种植结构和布局迅速发生变化。目前学界就此问题的研究寥寥无几，因此本文就清末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与布局的变迁做一简要剖析，以期对当前东北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一、清末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
与布局的变化
清末，随着土地开发、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以及各种自然条件的影响，东北地区的农产商品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很快形成商品粮产地，粮食种植结构和布局也随之发生变化，高粱、大豆、谷子的种植面积最多，其次是小麦，从而奠定了“南豆北麦”的商品粮基本格局。
1 高粱、谷子、大豆、小麦四大作物并举的粮食种植结构
清末，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的大致状况是：大豆、高粱和谷子的种植面积最多，其次是小麦，再次是玉蜀黍和大麦，还有少量的各种杂粮。东北南部，奉天省(包括今辽宁省的大部分市县及吉林省的通化、四平和白城地区的一部分市县)1908年各种粮食作物所占的百分比为：高粱占29.9％，大豆占22.9％，谷子占17.8％，玉蜀黍占6.8％，稗子占3.4％，大麦占1.7％，黍子占1.5％。东北中部，以吉林省新城(今扶余)、延吉、榆树、虎林四厅，农安、饶河、穆俊、双阳、长岭、长寿、阿城、方正八县为例，1911年各种粮食作物所占的百分比为：谷子占22.8％，高粱占22.6％，各种豆22.3％，小麦占10.5％，玉蜀黍占6.8％，大麦占6.4％，黍子占613％。东北北部，以黑龙江省海伦县为例，1913年各种粮食作物所占的百分比为：谷子占36.5％，小麦占26.1％，大麦占13.6％，大豆占7.9％，稗子占6.6％，玉蜀黍占4.5％，荞麦占1.8％t31。由此可见，清末东北地区的粮食种植结构是大豆、高粱、谷子、小麦四大作物同时并举，这种种植结构为东北地区“南豆北麦”商品粮格局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2 “南豆北麦”的商品粮基本格局
清末，随着土地开发，东北农产商品化获得发展，对粮食种植结构产生极大影响，大豆和小麦两种商品粮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东北南部大豆占绝对优势。当时奉天很多州县的大豆种植比率都已超过了高粱、谷子、玉米等作物。本溪县大豆占30％，高粱占25％，粟占20％，玉米占10％，杂谷占15％；北山城子大豆占35％，高粱占30％，粟占20％，其他占15％；海龙府大豆和高粱各占30％，粟占25％，其他占15％；辽阳州大豆和高粱各占35％，粟占10％，杂谷占20％；腾鳌堡大豆占40％，高粱占30％，粟占15％，杂谷占15％；承德县大豆占35％，高粱占30％，粟占25％，麦占3％，稗占3％，其他占2％；法库厅大豆占35％，高粱占30％，粟占25％，其他占10％。东北北部则以小麦占明显优势。1908年，依兰府麦类占50.9％，黄豆占20.1％，小米占14％，高粱占4.8％，玉米占4.5％；宾州麦类占35.4％，小米占27.7％，高粱占18.5％，玉米占11.7％，豆类占3％，粳米占2％；敦化县麦类占40.6％，小米占35％，黄豆占13.6％，稗子占5.4％，玉米占5.4％；密山府麦类占40.4％，小米占21.5％，玉米占16.6％，黄豆占13.6％，高粱占5.1％；绥芬厅小麦占47.3％，粟占21.2％，黄豆占19.4％，大麦和荞麦合占9.4％，高粱占2.7％。1909年，第二松花江以北地区各种作物种植比例是：小麦占30％，大豆占15％，粟占25％，高粱占20％，其他占10％。呼兰府小麦占25％，大豆占20％，粟占20％，高粱占20％，大麦占10％，其他占16％；巴彦州小麦占33％，大豆占22％，粟占22％，高粱占15％，其他占3％；木兰县小麦占30％，大豆占20％，高粱占10％，粟占20％，玉米占15％，其他占5％；海伦府小麦占30％，大豆占20％，粟占25％，高粱占15％，其他占10％；绥化府小麦占30％，大豆占15％，粟占35％，高粱占15％，其他占5％。由此可见，东北南部大豆种植普遍，而东北北部麦类种植比例较大；新开发区大豆和麦类的种植比重远大于老垦区；铁路沿线、江河沿岸地区大豆和麦类的种植比例大于交通不便的腹地。因此，清末东北初步形成“南豆北麦”的商品粮基本格局。
3 高粱、谷子、大豆、小麦四大作物并举及“南豆北麦”商品粮基本格局的成因
清末，东北地区之所以会形成高粱、谷子、大豆、小麦四大作物同时并举的粮食种植结构以及“南豆北麦”的商品粮种植格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受各种自然条件如土壤、气候、人口因素、人们的主食习惯以及耕作制度的影响。清末，松辽平原是东北地区的主要农耕地带，自然条件优越，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为多种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充足条件，而且当时东北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的主食习惯因地域、生活环境而不同，农村居民主要吃小米和各种杂粮，城镇居民主要吃高粱米，小麦也是东北特别是东北北部人口的主要食粮。再者，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了新的耕作制度——轮作制，东北南部是按高粱——谷子——大豆的次序换茬种植，东北北部是按大豆——谷~----／j、麦——高粱的次序换茬种植，这种轮作制补偿了地力的消耗，保持了土壤肥力，使各种作物每年都有相当的产量，由此形成高粱、谷子、大豆、小麦四大粮食作物同时并举的种植结构。
第二，受交通运输条件的影响。东北南部商品粮产地主要分布于辽河流域。随着营口开埠，辽河 航运业日趋发达。通江口、三江口和马蓬沟都是辽河流域的重要码头，每年由此运出的粮豆达一百四五十万石。因此，清末辽河流域形成大豆种植优势，成为东北大豆种植基地。东北北部商品粮产地主要分布于松花江沿岸和中东铁路沿线地带。1907—1909年，经由松花江输往黑龙江沿岸地区的粮食分别为55.4万石、57.6万石和79.2万石。中东铁路的建成通车客观上促进了铁路沿线地带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专业化。1903年，大豆、小麦及其制品占中东铁路输送农产品总额的比例为72％，1907年为80％，1909年为84％，1911年为88％。1903--1911年，中东铁路共运粮41亿斤以上。清末，松花江沿岸和中东铁路沿线地带形成了小麦种植优势，成为东北小麦的主产区。
第三，受日俄垄断和瓜分东北农产市场的影响。由于日俄原料掠夺的需要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求的制约，东北农产商品化的半殖民地性极其浓厚。甲午战后，为满足日本国内肥料和食用供应，日商深入到东北南部各地，收购大豆并运销世界各地，由此逐步垄断了东北南部的大豆贸易。在日资掠夺的影响下，东北南部的大豆种植面积迅速扩展，形成大豆生产基地。由于俄国人以面粉为主食，所以沙俄侵入我国东北后，将小麦及面粉大量运入远东地区。日俄战后，帝俄向远东大规模移民，为满足居民和军队食用，大量兴建面粉厂，因而对小麦的需求增加，刺激东北北部的小麦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二、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
与布局的变化
民国时期，随着大豆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东北粮食种植结构呈现出以大豆为主体的、单一化的形态。同时，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东北地区经济作物尤其是南部经济作物迅速发展，粮食生产布局发生变化，商品粮产地逐渐北移，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和区域化。
1 以大豆为主体的、单一化的粮食种植结构
1908年，东北大豆试销欧洲成功，从此东北大豆贸易大开，出口量逐年增加。1924年，东北大豆及其制品输出额占东北商品输出总额的58％。东北大豆出口成为东北经济发展的支柱。大豆商品化的发展促使东北大豆生产迅速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豆价格上涨，更加刺激了东北的大豆生产，加之20年代河北、山东等关内移民大量涌入东北，辛勤地垦辟着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的辽阔土地，使大豆种植地区由南向北不断扩大，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显著提高。1924年，东北三省粮食种植面积为8148000公顷，大豆种植面积为2167000公顷，占26.6％；1928年，东北粮食种植面积为12880000公顷，大豆种植面积为3743000公顷，占29.1％；1930年，东北粮食种植面积为13389000公顷，大豆种植面积为4190000公顷，占31.3％；1931年，东北粮食种植面积为1373300公顷，大豆种植面积为4202000公顷，占30.6％。其间东北大豆种植面积增加了200多万公顷。由于不断扩大大豆种植面积，并且注意选用良种，因而使大豆产量急骤增加。1909年，东北大豆产量为1998100吨，其中辽宁省为1092350吨，吉林省为625500吨，黑龙江省为280250吨。1922年，东北大豆产量增加到312万吨，1926年达到417万吨，1930年更达536万吨，占各种粮食产量的第一位。
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提高使东北粮食种植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以大豆为主体的、单一化的粮食种植结构。地处松花江中游的扶余县1930年的粮食种植结构具有一定代表性，该县耕地总面积为385149垧，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所占的百分比：大豆占30.6％，高粱占27.1％，谷子占23.3％，小麦占5.6％，玉蜀黍占3.5％，稻子占0.13％，杂粮占1.62％。
2 商品粮产地北移及“南豆北麦”商品粮格局的破坏
民初，东北的粮食种植格局仍保持着“南豆北麦”的状态。随着帝俄在东北势力的削弱，日本的经济势力逐渐北移，小麦也因此受到大豆的排挤逐渐丧失优势。尽管大豆生产出现了北移的趋势，但其重心仍在东北南部。1916年，东北大豆种植面积为224.9万垧，其中南部为133.59万垧，占59.4％；北部为91.31万垧，占40.6％。同年，东北大豆的产量为1,201万石，其中南部为751.64万石，占62.6％；北部为419.36万石，占37.4％。
20年代以后，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东北南部的土地开垦趋于饱和，人均耕地远远少于北部，加之南部人口稠密，粮食大多用于当地消费，粮食输出减少，因而“从前专以种豆出口为业”的辽河流域，“于不知不觉之中多种高粱等食粮，产豆之区被挤而北迁”。除了北部一些县区仍以大豆种植为主外，其余南部各县皆以高粱、玉米、粟等为主要作物。
由于东北南部人口饱和，移民纷纷沿铁路向北进入东北北部地区，土地迅速开发，大豆产地随之北移。1928年，东北大豆种植面积为374.3万公顷，其中北部为237.6万公顷，占61.3％。1929年，东北大豆面积为399.273万公顷，其中吉黑两省占77％，辽宁省只占23％。东北大豆的产量，1924年北部为329.5万吨，南部仅为187万吨。北部大豆生产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粮食种植结构的变化，大豆成为种植比例最大的粮食作物。1922年，东北北部大豆种植比例为26.7％，1930年增至37.8％。一些县份的大豆种植比例还超过了这个数字。在粮豆的出口贸易上，北部更占优势。据载：“出口大豆的重心确在北部。……现时运往西欧之大豆原料，其主要供给人实系属吉黑二省，并非东省全部。”总之，20年代东北大豆的生产重心已转移到北部，无论是种植面积、产量还是贸易，北部都占有绝对优势。
大豆生产重心北移严重排挤了北部的小麦生产。究其原因，首先是自然因素的影响。小麦不耐旱涝，自然灾害率较高。而大豆对土质、气候的适应能力强，且能吸收氮气，改善地力，最适合与其他作物轮作。其次，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十月革命后，帝俄势力消退，对小麦的需求迅速缩减，北部小麦的市场缩小。而大豆则面向东亚和欧美的广大地区，市场十分广阔。第三，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东北是世界市场上首屈一指的大豆产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小麦的地位微不足道，加之外国小麦的压迫，使东北小麦的生产和出口受到极大限制，由小麦输出区变为小麦进口区。因此20年代以后，北部小麦的种植比例大大缩减，东北“南豆北麦”的粮食种植格局完全破坏。
3 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趋势
民初，东北粮食生产的高度商品化使粮食作物布局的专业化和区域化更加明显。见下表：
由上表可见，民初东北粮食生产布局呈现出以下特点：大豆及小麦的分布主要受交通及市场 两个因素的影响，而高粱、谷子、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布局则与人口的生产消费习惯及自然条件有着密切关系；大豆生产重心已逐渐由南部推移到中部平原，但北部小麦仍居优势，“南豆北麦”的总体格局继续维持；粮食作物生产的基本格局为“北粟南秫”，“东米西谷”，即谷子主要分布于北部和西部，高粱的种植比例在南部最高，玉米和稻米则以东部为集中产区。所以，民初东北粮食生产出现了明显的专业化和区域差异，这是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20年代商品粮产地北移后，东北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粮食生产区域，大致情形见下表：
由此可见，20年代以后，东北地区形成了十几个稳定的粮食作物种植区域。奉天以南地区以大豆居优势；京奉线地方以高粱居优势；开原地方以大豆、高粱为主体作物；奉海线地方大豆、高粱、玉蜀黍和粟四大作物并举，也是东北稻米的主产区；，四洮线地方以高粱和粟两种粗粮作物占优势；吉长线地方是东北中部的大豆主产区；延边地方是东北粟和水稻的重点产区；中东路南部线地方是东北南部农业区向北部农业区过渡的中间地带，在种植结构方面既有南部的某些特征，又具有北部农业的某些特色；中东路东部线地方是东北北部大豆最集中的产区，也是东北乃至中国大豆种植比例最高的地区；松花江下游地方不仅盛产大豆，也是东北小麦的主要产区；呼海线地方作物布局类似松花江下游地区，只是粟和杂谷的种植比例稍大一些；中东路西部线地方作物以大豆居优势，小麦、粟、高粱也占相当比例；黑龙江沿边地方由于靠近苏联，所以具有俄式农业的某些特征，小麦的种植比例甚高。
研究清末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及布局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粮食种植结构和布局的变化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在内的自然生态环境、商品生产规律、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等。所以，为了保证粮食的高产稳产，我们要本着“因地制宜，适当集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方针，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调整粮食种植结构和布局，使粮食向适于种植的地区集中，同时要用生态经济学的观点指导农业生产，形成良性生态农业环境，这将给东北农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活力。
[责任编辑：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