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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普惠金融领域能够更精准、更低成本、更高效地覆盖更多人群。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补贴的方式，引导涉农金融机构提供各项普惠服务，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得到有效化解。
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期间提出制定《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无法获得和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获取和使用数字金融服务。如今，数字技术被更广泛地应用到金融服务中。目前，在福建、浙江等地，普惠金融插上数字“翅膀”后实现了腾飞。
海上有了移动银行
福建宁德三都澳海域是我国的“大黄鱼之乡”。在这里，每到晚上天色暗下来以后，白天看起来没什么色彩的大黄鱼才会裹上金黄“外衣”。为了买到正宗的大黄鱼，三都澳的“大黄鱼鱼市”到了晚上才会热闹起来。
过去，买鱼的人都是白天去镇上排队取好钱，晚上再拿钱来交易。但大黄鱼单笔买卖动辄二三十万元，量大的时候一笔甚至高达百万元，这么多现金，着实让人们“数钱数到手抽筋”，白天还得带着“巨款”跑一趟银行，一来一回路上也得耽误不少时间。
“现在只要‘手机对手机’就行，从银行的APP转账，一两分钟就能完成交易，附近养鱼的人家都觉得很方便。其实，刚开始时，只看到数字、摸不着钱心里还是有点儿发慌，现在习惯了，手机上点一点就能收钱，也不怕收到假币了。”在这里养了25年鱼的郑祥安告诉记者。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福建宁德农商行提升海上渔区金融支付水平，安排工作人员登上渔排及船舶，现场为渔民和养殖户开通手机银行、布设移动POS机及收单二维码等。从此，养殖户与其上下游商户之间可以随时随地开展资金结算，大大延伸了银行服务半径，降低了商户交易成本。截至2017年10月末，宁德环三都澳地区手机支付用户数达到203.36万户，2017年1月份至10月份，该地区通过“海上移动银行”共办理业务1.25亿笔，金额2804.17亿元。
在浙江宁波，数字化的助农金融服务点已实现全覆盖。李玲维是宁波市奉化区山下地村山峰超市的老板娘，她还有一个身份是奉化农商银行助农金融服务点的“站长”。“今年，我已经为村民处理了1万多笔业务。”她告诉记者，通过由银行提供的一台数字化设备，在店里就能转账、查询余额、缴纳水电费等，村民们可以做到“基本金融不出村、综合服务不出镇”。目前，宁波市2273个行政村已设立了3203个这样的服务点。
信用环境更好了
“现在我们在厂区里不仅能存取款，有闲置资金还能买理财，同事买车还能在这儿办车贷。”今年25岁的彭伟是宁波市北仑区吉利汽车春晓基地的一名工人。得益于当地信用信息平台的建设，他在厂区内就能办理包括贷款在内的金融服务。
宁波市北仑区大型企业云集，吸引了50万名产业工人来就业。由于信用信息缺乏，产业工人们的很多金融服务需求长期游离于金融服务体系之外，难以得到满足。
为解决产业工人信用信息缺乏的问题，北仑区在14家企业试点产业工人信息采集，已将1.2万名工人信息导入宁波市普惠金融信用服务平台，开放共享给金融机构。北仑区常务副区长滕安达表示，推动金融机构为产业工人提供金融服务，将有助于稳定企业员工队伍，有利于制造业的平稳健康发展。
2017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还初步建成了针对小微企业和农户的信用服务平台，目前已经采集了来自市场监管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海关等14个部门和机构的数据，汇聚成3.2亿条信用信息，接入了全市64家银行、小贷公司和保险公司；在福建，中国人民银行福建中心支行建立了福建省统一的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推动小微企业和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福建省中小企业和农户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截至2017年10月末，福建全省建立小微企业信用档案超过11万户，其中超过2.5万户企业获得银行融资，已经建档的570万户农户中，有近半已获得贷款，合计超过6000亿元。
重视可持续发展
普惠金融在惠及更多弱势群体、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的同时，如何平衡风险与收益，实现可持续化发展？这是各国在发展普惠金融时面临的共同問题。
在《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的行动建议中，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是关键的一条，要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激励和公私部门的合作，鼓励数字创新，特别是以此惠及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和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
因此，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也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行长朱文剑介绍，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前期，要发挥“政府引导”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补贴的方式，引导涉农金融机构进入这片当时还看不到直接收益的市场。
在政策支持下，李玲维经营的超市 助农金融服务点才有可能持续下去。在运营服务点的过程中，李玲维的每笔业务都能从奉化农商行得到0.6元至0.8元的补贴。
对于“农”字头的中小金融机构来说，深耕普惠金融也是其立行之本。朱文剑认为，服务点为承办银行至少带来了4项关联收益：分流银行网点柜台压力、促进产品营销、提升品牌知名度、培育客户金融能力与黏性。奉化农商银行董事长姜永福也表示，设立服务点有助于增强该行吸储能力，提高新开户数量。
接下来，如何推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朱文剑表示，要打好基础，建设好普惠金融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助农金融服务平台等数字化的金融基础设施平台。此外，针对数字金融带来的新变化和新风险要加强风险防范与教育保护。“有效的‘政府引导’仍然不可或缺，还需要打造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适应的组织环境与政策基础，带动市场力量逐步发挥主体作用。”朱文剑强调。
（摘自2月22日《经济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期间提出制定《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无法获得和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获取和使用数字金融服务。如今，数字技术被更广泛地应用到金融服务中。目前，在福建、浙江等地，普惠金融插上数字“翅膀”后实现了腾飞。
海上有了移动银行
福建宁德三都澳海域是我国的“大黄鱼之乡”。在这里，每到晚上天色暗下来以后，白天看起来没什么色彩的大黄鱼才会裹上金黄“外衣”。为了买到正宗的大黄鱼，三都澳的“大黄鱼鱼市”到了晚上才会热闹起来。
过去，买鱼的人都是白天去镇上排队取好钱，晚上再拿钱来交易。但大黄鱼单笔买卖动辄二三十万元，量大的时候一笔甚至高达百万元，这么多现金，着实让人们“数钱数到手抽筋”，白天还得带着“巨款”跑一趟银行，一来一回路上也得耽误不少时间。
“现在只要‘手机对手机’就行，从银行的APP转账，一两分钟就能完成交易，附近养鱼的人家都觉得很方便。其实，刚开始时，只看到数字、摸不着钱心里还是有点儿发慌，现在习惯了，手机上点一点就能收钱，也不怕收到假币了。”在这里养了25年鱼的郑祥安告诉记者。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福建宁德农商行提升海上渔区金融支付水平，安排工作人员登上渔排及船舶，现场为渔民和养殖户开通手机银行、布设移动POS机及收单二维码等。从此，养殖户与其上下游商户之间可以随时随地开展资金结算，大大延伸了银行服务半径，降低了商户交易成本。截至2017年10月末，宁德环三都澳地区手机支付用户数达到203.36万户，2017年1月份至10月份，该地区通过“海上移动银行”共办理业务1.25亿笔，金额2804.17亿元。
在浙江宁波，数字化的助农金融服务点已实现全覆盖。李玲维是宁波市奉化区山下地村山峰超市的老板娘，她还有一个身份是奉化农商银行助农金融服务点的“站长”。“今年，我已经为村民处理了1万多笔业务。”她告诉记者，通过由银行提供的一台数字化设备，在店里就能转账、查询余额、缴纳水电费等，村民们可以做到“基本金融不出村、综合服务不出镇”。目前，宁波市2273个行政村已设立了3203个这样的服务点。
信用环境更好了
“现在我们在厂区里不仅能存取款，有闲置资金还能买理财，同事买车还能在这儿办车贷。”今年25岁的彭伟是宁波市北仑区吉利汽车春晓基地的一名工人。得益于当地信用信息平台的建设，他在厂区内就能办理包括贷款在内的金融服务。
宁波市北仑区大型企业云集，吸引了50万名产业工人来就业。由于信用信息缺乏，产业工人们的很多金融服务需求长期游离于金融服务体系之外，难以得到满足。
为解决产业工人信用信息缺乏的问题，北仑区在14家企业试点产业工人信息采集，已将1.2万名工人信息导入宁波市普惠金融信用服务平台，开放共享给金融机构。北仑区常务副区长滕安达表示，推动金融机构为产业工人提供金融服务，将有助于稳定企业员工队伍，有利于制造业的平稳健康发展。
2017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还初步建成了针对小微企业和农户的信用服务平台，目前已经采集了来自市场监管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海关等14个部门和机构的数据，汇聚成3.2亿条信用信息，接入了全市64家银行、小贷公司和保险公司；在福建，中国人民银行福建中心支行建立了福建省统一的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推动小微企业和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福建省中小企业和农户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截至2017年10月末，福建全省建立小微企业信用档案超过11万户，其中超过2.5万户企业获得银行融资，已经建档的570万户农户中，有近半已获得贷款，合计超过6000亿元。
重视可持续发展
普惠金融在惠及更多弱势群体、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的同时，如何平衡风险与收益，实现可持续化发展？这是各国在发展普惠金融时面临的共同問题。
在《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的行动建议中，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是关键的一条，要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激励和公私部门的合作，鼓励数字创新，特别是以此惠及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和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
因此，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也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行长朱文剑介绍，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前期，要发挥“政府引导”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补贴的方式，引导涉农金融机构进入这片当时还看不到直接收益的市场。
在政策支持下，李玲维经营的超市 助农金融服务点才有可能持续下去。在运营服务点的过程中，李玲维的每笔业务都能从奉化农商行得到0.6元至0.8元的补贴。
对于“农”字头的中小金融机构来说，深耕普惠金融也是其立行之本。朱文剑认为，服务点为承办银行至少带来了4项关联收益：分流银行网点柜台压力、促进产品营销、提升品牌知名度、培育客户金融能力与黏性。奉化农商银行董事长姜永福也表示，设立服务点有助于增强该行吸储能力，提高新开户数量。
接下来，如何推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朱文剑表示，要打好基础，建设好普惠金融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助农金融服务平台等数字化的金融基础设施平台。此外，针对数字金融带来的新变化和新风险要加强风险防范与教育保护。“有效的‘政府引导’仍然不可或缺，还需要打造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适应的组织环境与政策基础，带动市场力量逐步发挥主体作用。”朱文剑强调。
（摘自2月22日《经济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