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惠民竞技寓言及其蕴含的“民意论”

来源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duyalengp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载齐景公与宗室权臣展开“惠民”方面竞争的寓言,含有民众通过和平方式选择统治者的设想,亦即有意统治权之人在惠民方面展开竞争,更得民心者获胜.此设想与“汤武革命”等凭暴力行动实现民众意愿的主张,有显著差别.它虽被韩非反对,却为世人提供了一种先秦时代“民意论”思想极为独特的实施途径.《尚书》等早期文献、孔孟等学说所及之民意论观点,或可视作上述设想的基础或渊源.此设想根植于周代传统分封制度、兵民合一的传统军制等,又随着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结构的变革而衰落,几近被遗忘.在这个角度上,包括惠民寓言在内的早期民意论思想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某种迂阔的空想.
其他文献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问题.中共中央的纲领性文件和国务院的政策文件体现的社会心理服务并不是简单的心理健康服务,而是寓“社会治理”于“健康治理”、以“心理健康”促“社会平安”,通过落实心理健康的具体目标来实现防范以心态失衡等“社会心理因素”为诱因的极端事件发生的社会整合功能.对试点地区相关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相关学术成果的理论反思,都应建立在对中央的纲领性文件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之政策愿景与行动逻辑的全面准确理解之上,才能更好凝聚学术共识和行动方向.未来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所谓美学的“高更问题”,也就是“美学从哪里来,美学是什么,美学到哪里去”?回答“美学从哪里来”的问题,需要区分美学学科和美学思想.作为学科的美学起源于德国;文化虽有创始者,却无固定主人,因此美学起源于德国,却走向全世界;“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的对立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对立;对当代中国学者而言,美学有“双重来源”,详言之,美学问题和框架来自德国,美学材料和元素却可以来自中国.回答“美学是什么”的问题,当从美学的研究对象和思维层次两方面着手.美学研究美、审美、艺术三大问题;美学处于反思的思维层次,是“第二
英国邮政起源于罗马不列颠时期,其后经历了数次变革.交通工具的改善是邮政得以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依托.铁路对于提高邮政效率、扩大社会交往及促进信息社会的形成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工业革命时期经济贸易的发展大大增加了人们对信息和物品的需求,成为推动铁路邮政发展的深层力量.技术革新则为邮政的变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实体的反映,其心理本质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为核心,涉及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多维系统,其中认知维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系统,情感维度是感受系统,意志维度是动机系统,行为维度是执行系统.助推理论认为,可从行为选择的心理规律与本质出发改变个体的行为,将宏大的社会问题具化为微观的个体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热点.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情、意、行四维系统为切入点,将助推策略这一微观路径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观叙事中,有效促进中
北宋时期,珍禽异兽是君王垂青的政治祥瑞与内苑玩物.受此影响,一股好异尚奇的园宠风潮,在以文士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中流行开来.赏玩园宠之际,君王、文士同样面对着“驯扰—物性”的矛盾纠葛,他们处理这一问题的做法与观念,既呈现出价值取向的相似性,又表现出文化话语的差异性.彼时的绘画鉴赏文献屡屡记述豢养园宠对于绘画创作的帮助,并且提醒画家留意“驯扰”对于“物性”的遮蔽,同时论及了赏玩园宠与欣赏鸟兽画作的体验差异.在君王、文士的审美生活中,园宠及其诗画负载着不同的文化功能,传递着不同的观念寄托.
晚清重臣、湘军宿将刘坤一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担任钦差大臣督师抗战,提出了对日“持久战”军事思想,其基本依据为:彼劳我逸,宗社攸关.基本内容为:在“以守撑持,坚忍胜之”宗旨下实施“避其锋芒,养精蓄锐”、“形格势禁,制变设奇”、“兵民相耦,重视根本”与“因势利导,商结外援”的策略.总而观之,刘坤一论对日“持久战”军事思想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积极而有见地的反侵略战略思想,在遏制日本继续深入进攻的嚣张气焰,稳定国内政权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作为中国古代城镇选址的重要原则,影响了后世城水空间关系的格局.不同的城水空间类型,导致河流对城镇的差别影响,因之决定了地方社会迥异的措施因应,从而形成地域之间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综合而言,明清卫河流域的城水空间关系可分为近河型与远河型,以近河型为主.前者包含河流绕城、城镇临河及跨河等不同形式.因城镇地近河流,常受洪水泛滥冲啮之患,因而形塑了沿河地方以防水固城为主的景观适应.后者则因远离河流,常有城镇用水之困、文脉断绝之危,是以通过开渠引水绕城等形式,竭力缩短城水的空
政府责任清单制度是“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创新,其目标在于推动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的职权确位,职责归位,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固化政府职能转变成果.然而,实践中系列改革举措对于达成制度目标的助益都比较有限,未能全面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根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通过构建符合中国改革场景的分析框架,可以在厘清政府责任清单制度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和运行逻辑基础上,检视其制度绩效.研究发现,政府责任清单制度有效性未能充分发挥的原因,并非仅是之前文献研究集中探讨的清单编制问题,还受制度构建、制度运行、制度环境与制度相关
全面抗战时期,滞留海外的中国留学生面临着既“居不易”又“行路难”的艰难处境.为救助海外留学生,国民政府专门制订了救济方案,使不少确有困难的留学生获得了政府救济.海外留学生的一般救济流程十分繁杂而且耗时较长,但在特殊情况下,国民政府也采用紧急处理办法.国民政府对海外留学生的救济,其根本出发点是为国家长远发展培育人才,就客观效果而言,确实有不少留学生获得救济并归国服务,其深远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国民政府在救助海外留学生的过程中也存在多种矛盾和问题,使救济效果大打折扣.
在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教育本土化与城市治理之间的关系值得在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在“知中国,服务中国”理念的指导下,南开学校的西广开实验通过课程体系改革,增加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将社会服务和学术研究相结合,让学校和学生积极参与到城市边缘社区的社会治理中去.这不仅是中国教育本土化的重要试验,也拓展了学校等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和方式.南开学校培育学生与履行社会责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为重新认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探索,对当下中国教育的文化自觉也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