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鸟画发展至宋代，其写实性达到了最高峰。宋徽宗赵佶尤为重视写实，在他统治初期，画院曾有一条戒律：“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则谓不合法度，或无师承。”
　　邓椿《画继·杂说》记之甚详：“徽宗建龙德宫成，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皆极一时之选。上来幸，一无所称，独顾壶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问画者为谁，实少年新进。上喜赐绯，褒锡甚宠，皆莫测其故。近侍尝请于上，上曰：‘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这些历史记述成为画史上的有趣故事，同时反映了徽宗亲自到画院指点绘画创作时对写实手法的重视程度。
　　宋代花鸟画的写实性具体表现在以双勾重染的技法上，追求几乎不见墨迹的逼真效果，这也是这一时期的花鸟画穷款、隐款、藏款现象较为普遍的原因。宋代绘画追求“孔雀升高，必先举左”（邓椿《画继》）的真实效果，对同一事物，进行不同角度、不同时空穷理尽妙的观察，包括观宋画方式都是“远望其势，近观其质”。
　　观宋代花鸟画如将天然场景置入室内，坐于桌前而与户外一草一木、一禽一鸟共同体察日月之变动。在对这些眼中之物、心中之象的描绘及再造中，画家笔下的线条也慢慢地有了独立的美感。宋代花鸟画对物象刻画精工细致，技艺高超。观宋画，宁静肃穆，没有一点浮躁气，想来应是宋人作画时心平气和，所以静以观之也是舒意畅神。
　　徐书城在《宋代绘画史》中提到：“写实的形式和技巧至两宋而臻于巅峰。特别是两宋的宫廷画，为中国绘画的写实技巧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多，堪称‘前不见古人，后亦少来者’。”郎绍君也曾说：“宋代美术在写实技巧上已臻中国古典写实主义的顶峰……就同时代东西方各国古典写实主义艺术的水平与成就而言，它毫无疑义是第一流的，称它占据同时代人类绘画艺术的最高位置，也并不过分。”
　　难得的是，自然并不会把它的创造力局限在优美典雅的线条中，也不会把创造力安排在秀美但永恒的格局中，画面中的每个独立元素在视觉上都非常真实，而真实感的底下不仅深藏着精密而耐心的观察，还有对“理学”的执念以及对“神韵”的传达。

理学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