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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资本是资本市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忽视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跟进和参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就会凸显不足。以增发国债为主的政府投资，并不是抑制民间投资增长的原因，因国债投资主要在于基础设施上，它能降低民间投资的成本，有利于民间投资的增长。民间投资增长乏力，不是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所致，真正的原因，是缺乏与国有资本平等的“国民待遇”。
制度约束是民间投资增长乏力根本原因
有例为证：民营企业——华普产业集团欲在京郊建一现代化垃圾焚烧场，由于政府有关部门“踢皮球”，地址变来变去，花了不少人力物力就是建不成；北京市城区停车场少，华普产业集团又想投资建设一些安装有自动收费仪表的停车泊位，还是批不下来。民企有钱，也很想投出去挣大钱，但制度规定层层约束，民企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发挥不出来。内蒙有个国有电力行业办的风电公司，亏得一塌糊涂。丹麦一家公司看准了内蒙古的风电市场，准备在那里寻找一家企业共同投资，政府推出那家亏损企业合作，聪明的丹麦人当然不干，而想与民企华睿集团合作。但根据国家风电规划和当地政策，华睿集团是进不去的，丹麦的资金只有到别国找“婆家”。即使是竞争性产业，一些地方和部门也有种种限制性规定，非国有企业参与国有企业重组，舆论环境、政策环境不宽松，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
民间资本缺乏中介服务导致投资的不可预期性增强
北京一上市公司募得资金后不知往哪投，到处派人打听项目，甚至派人去清华大学蹲一个月，还是没拿定主意。由于现阶段我国主要问题是产品相对过剩，市场制约因素增强，最终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科瑞集团副总裁郭榇林说得好：现在是看了超市就感觉到不敢投资。这说明市场让我们的企业有了投资约束。由于项目没有实行法人责任制，重复建设导致的巨亏在各行业屡见不鲜。表面上一些市场不景气，需求市场“疲软”，企业对市场销售叫苦不迭，产品价格下跌，导致扩大民间投资需求的激励作用弱化，进而影响民间投资的扩大。难怪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不断变更，有的甚至实行委托理财。实际上，市场“疲软”是相对的，真正的原因是产品创新能力差，难有优质优价的产品问津市场，缺乏专业的中介服务机构，不能对市场需求作出正确估测。有的民间公司倒是按照招股说明书的内容实施，但项目建设的收益和起初预估的收益大相径庭。民营企业不是不愿投，而是当初确定的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拿到手时，市场已发生巨变。解决这种不可预期性问题，必须有专业的中介服务机构，以加强产业投资的引导；同时，政府应改革投资政策以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
民企融资难是一个普遍问题
民企融资难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融资渠道单一，二是“担保”问题。民企融资的渠道一般是信贷，现在银行贷款一般都要求抵押或担保，而抵押资产仅限于房屋、通用设备等；同一法人的异地资产还不能用来抵押，担保体系又不健全；许多民间投资项目很好却贷不到款，这种现象很普遍。国企不存在此类问题，因国企有国家“担保”。民生银行是中国首家主要由非公企业入股设立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民营企业。而仅靠一家民生银行和城市信用社，是无法解决众多个体私营企业的融资难题的。
民企对大商业银行寄予厚望不现实
一方面从银行的运作成本考虑，大银行面向中小企业放贷势必会产生较大的管理费用；另一方面，随着国有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和深化及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降低资金风险成为银行目前经营活动的主要导向因素，具体办法是银行普遍推行“信贷终身负责制"。这一制度使银行信贷人员在投放贷款时变得十分谨慎，对民企更是慎之又慎。加上近年来各大银行都在进行结构调整，实施向"两大"（即大城市、大企业）集中的战略，使得原来承担的部分中小企业信贷业务逐渐萎缩，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空白。目前，担保机构尽管引起普遍关注，但其作用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没有解决后续资金和风险保障问题，担保机构一旦出现代偿便将难以为继，其发展前景堪忧。已出台的政策和办法主要是靠行政力量推行的，政府色彩较浓。在有的地区，由于财政层层出资组建担保体系，贷款甚至需要得到区县镇财政部门的审批，由此引出不少扯皮现象。在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上也存在类似问题，风险投资公司由政府出资组建，政府派人经营，这种运作方式在本质上是违背风险投资活动客观规律的。不可否认，在金融体制和融资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运用行政力量着手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无论是出台担保政策还是开展风险投资活动，都会使部分民企得到实质性的支持。但是问题在于，由于政府财力有限，这种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保障的政策不可能是普遍性的。因此，这种做法会形成新的不公平，为政府官员造就新的寻租机会。此外，由政府来亲自配置资金，其配置效率必然低下，因为官员或准官员们不可能像私人投资者那样熟悉市场和企业。
信用水平低下是影响融资活动的重要原因。在调查中银行普遍反映，最为困惑的问题就是民企的信用识别问题。一些优秀的企业家也对目前全社会信用水平低下、良莠不分的状况感到苦恼。客观地说，银行对民企的"惜贷"行为确实有着合理的成分，但要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重建信用绝非易事，需从法律、制度、管理体制等多方面进行系统性调整。因此，建立信用制度，强化整个社会的信用基础应成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
民间资本得不到平等的合法权益
与国企、"三资"企业相比，民企还是感到政府待遇上的不平等。事实上，民营企业家并不希望对民营企业实行高出其他企业的"优惠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必定不会持久。在今后的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应注意避免过去动辄对某一领域加以扶持的做法，不分内资外资、国企私营一律作为企业平等对待，尽可能减少“超国民待遇”，以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 只有解决民间资本的“国民待遇”，民间资本才会成为资本市场的生力军，风险投资市场才可能打破投资主体的垄断。
制度约束是民间投资增长乏力根本原因
有例为证：民营企业——华普产业集团欲在京郊建一现代化垃圾焚烧场，由于政府有关部门“踢皮球”，地址变来变去，花了不少人力物力就是建不成；北京市城区停车场少，华普产业集团又想投资建设一些安装有自动收费仪表的停车泊位，还是批不下来。民企有钱，也很想投出去挣大钱，但制度规定层层约束，民企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发挥不出来。内蒙有个国有电力行业办的风电公司，亏得一塌糊涂。丹麦一家公司看准了内蒙古的风电市场，准备在那里寻找一家企业共同投资，政府推出那家亏损企业合作，聪明的丹麦人当然不干，而想与民企华睿集团合作。但根据国家风电规划和当地政策，华睿集团是进不去的，丹麦的资金只有到别国找“婆家”。即使是竞争性产业，一些地方和部门也有种种限制性规定，非国有企业参与国有企业重组，舆论环境、政策环境不宽松，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
民间资本缺乏中介服务导致投资的不可预期性增强
北京一上市公司募得资金后不知往哪投，到处派人打听项目，甚至派人去清华大学蹲一个月，还是没拿定主意。由于现阶段我国主要问题是产品相对过剩，市场制约因素增强，最终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科瑞集团副总裁郭榇林说得好：现在是看了超市就感觉到不敢投资。这说明市场让我们的企业有了投资约束。由于项目没有实行法人责任制，重复建设导致的巨亏在各行业屡见不鲜。表面上一些市场不景气，需求市场“疲软”，企业对市场销售叫苦不迭，产品价格下跌，导致扩大民间投资需求的激励作用弱化，进而影响民间投资的扩大。难怪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不断变更，有的甚至实行委托理财。实际上，市场“疲软”是相对的，真正的原因是产品创新能力差，难有优质优价的产品问津市场，缺乏专业的中介服务机构，不能对市场需求作出正确估测。有的民间公司倒是按照招股说明书的内容实施，但项目建设的收益和起初预估的收益大相径庭。民营企业不是不愿投，而是当初确定的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拿到手时，市场已发生巨变。解决这种不可预期性问题，必须有专业的中介服务机构，以加强产业投资的引导；同时，政府应改革投资政策以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
民企融资难是一个普遍问题
民企融资难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融资渠道单一，二是“担保”问题。民企融资的渠道一般是信贷，现在银行贷款一般都要求抵押或担保，而抵押资产仅限于房屋、通用设备等；同一法人的异地资产还不能用来抵押，担保体系又不健全；许多民间投资项目很好却贷不到款，这种现象很普遍。国企不存在此类问题，因国企有国家“担保”。民生银行是中国首家主要由非公企业入股设立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民营企业。而仅靠一家民生银行和城市信用社，是无法解决众多个体私营企业的融资难题的。
民企对大商业银行寄予厚望不现实
一方面从银行的运作成本考虑，大银行面向中小企业放贷势必会产生较大的管理费用；另一方面，随着国有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和深化及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降低资金风险成为银行目前经营活动的主要导向因素，具体办法是银行普遍推行“信贷终身负责制"。这一制度使银行信贷人员在投放贷款时变得十分谨慎，对民企更是慎之又慎。加上近年来各大银行都在进行结构调整，实施向"两大"（即大城市、大企业）集中的战略，使得原来承担的部分中小企业信贷业务逐渐萎缩，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空白。目前，担保机构尽管引起普遍关注，但其作用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没有解决后续资金和风险保障问题，担保机构一旦出现代偿便将难以为继，其发展前景堪忧。已出台的政策和办法主要是靠行政力量推行的，政府色彩较浓。在有的地区，由于财政层层出资组建担保体系，贷款甚至需要得到区县镇财政部门的审批，由此引出不少扯皮现象。在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上也存在类似问题，风险投资公司由政府出资组建，政府派人经营，这种运作方式在本质上是违背风险投资活动客观规律的。不可否认，在金融体制和融资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运用行政力量着手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无论是出台担保政策还是开展风险投资活动，都会使部分民企得到实质性的支持。但是问题在于，由于政府财力有限，这种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保障的政策不可能是普遍性的。因此，这种做法会形成新的不公平，为政府官员造就新的寻租机会。此外，由政府来亲自配置资金，其配置效率必然低下，因为官员或准官员们不可能像私人投资者那样熟悉市场和企业。
信用水平低下是影响融资活动的重要原因。在调查中银行普遍反映，最为困惑的问题就是民企的信用识别问题。一些优秀的企业家也对目前全社会信用水平低下、良莠不分的状况感到苦恼。客观地说，银行对民企的"惜贷"行为确实有着合理的成分，但要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重建信用绝非易事，需从法律、制度、管理体制等多方面进行系统性调整。因此，建立信用制度，强化整个社会的信用基础应成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
民间资本得不到平等的合法权益
与国企、"三资"企业相比，民企还是感到政府待遇上的不平等。事实上，民营企业家并不希望对民营企业实行高出其他企业的"优惠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必定不会持久。在今后的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应注意避免过去动辄对某一领域加以扶持的做法，不分内资外资、国企私营一律作为企业平等对待，尽可能减少“超国民待遇”，以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 只有解决民间资本的“国民待遇”，民间资本才会成为资本市场的生力军，风险投资市场才可能打破投资主体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