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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奋斗，便是人类的奋斗，我将长眠，祝福中国。”在科斯用自己所获的诺贝尔奖金资助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上，他曾经深情地如此说。
2013年9月2日。102岁的罗纳德·哈里·科斯与世长辞。这位经济学巨匠。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开山鼻祖，也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时，距离他的首次中国之行仅差一个月。他原本计划在2013年10月前来中国，完成多年夙愿。
科斯终其一生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的产权与交易理论却奇异地在这个大国产生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活跃在中国改革大舞台上的大批经济学家，手握科斯提供的理论工具，在迄今全世界最大的“金矿”里淘金——不仅投身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更是探索中国层次丰富的制度创新。
一座丰碑
自近代实验科学诞生以来，世人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读，即把探求自然界规律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称为“自然科学”，而把研究人类行为规律的学问称为“社会科学”，以示区别。因为人类行为的不可逆性、难以操控以及在研究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价值观的干扰，“社会科学”的确不如“自然科学”成熟，在解释和推测上走得远，但两者本质上都是“科学”，没有区别。
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和推测最接近科学，它发展出的一套概念和命题不仅可度量，而且可证伪。翻开20世纪的经济学史，熠熠生辉的人物多不胜数，奈特、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还有费雪和科斯。科斯是斯密的真正传人，他曾认为此后的经济学不过是对《国富论》做的一些阐释和修补工作，科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概念而重构了经济学的基础。
自斯密到凯恩斯革命之前，价格的形成是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要解释财富的分配必须解释价值，斯密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后的李嘉图、马克思和穆勒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也是从供给、从生产费用的视角看。大萧条后，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转向解释和应对危机。凯恩斯引入了“有效需求”的总量分析，但由于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价格理论仍旧是建在浮沙上的大厦，且凯恩斯采用了，个体叠加得出整体的方法，他对市场不充分的论证和政府干预的理论最终是失败的。悲哀的是，凯恩斯主义却为此后的政府干预市场和大搞财政赤字找到了理论依据。
使用市场如此之好，但是否也有成本？为何不是事事都在市场中交易呢？在斯密那里，政府只是作为一个最后的“守夜人”，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也没能进入斯密的视界。此后的新古典时期，企业也仅仅被视为生产函数，市场关系是供求曲线的表达，也就是说，交易活动本身是没有成本的。
1932年，科斯横空出世。科斯在之前一年拿到一个奖学金，可以到美国游学一年。路经芝加哥大学时，碰到另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奈特在讲课，他进去旁听了几次，若有所悟，在1932年写出了《企业的性质》。追问的恰是企业是什么？既然经济体可以通过价格体系来实现协调，并进而带来福利的增进，那为何还要有这种依靠行政命令的企业存在？这一问，石破天惊。尽管当年科斯已经写好了这篇文章，但谨慎的科斯5年后才拿出来发表。而该文真正被经济学界重视是40年后了。
三篇重要文章
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认为企业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之所以是通过一个权威来配置要素资源，是因为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这成本包括买卖双方的搜寻费用，度量商品数量和质量的费用，谈判的费用，契约的签订与监督的费用，纠纷安排要解决的费用等。但使用企业也要付出监督管理的成本。企业与市场的相互替代，停留在这两种费用在边际上的相等处。自此，科斯把价格机制运作的费用称之为“交易费用”，并把它第一次引入到经济学中来。这一结论对现实世界的重要意义在于，不能先验地得出是使用市场好还是计划（企业）好，要比较的是成本。
科斯的另两篇重要文章是分别在1959年和1961年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社会成本问题》。后一篇文章是前一篇文章引发的争论的一个总结。前者被斯蒂格勒归总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后者的意义则提醒关注正交易费用的世界。
1951年科斯移居美国，开始着手研究美国的联邦通讯传播委员会，他首先要问的是这委员会巨大的权力来自何方？20世纪初期美国东岸的渔民出海捕鱼，一次出海要几天，与家人的联络变得至关重要。当时渔民就用收音频率与家人报平安，但由于具体频道没有清楚地界定，渔民乱用频道，相互干扰，影响通话。为理顺这个问题，联邦传播委员会的管制应运而生。
科斯对此的回答是这管制是不必要的，若频率清晰地界定给私人所有，市场会通过价高者得的交易把这些乱搭一气的频道整理得清楚明确。由此，科斯又进一步做了一般化推理，即像这里频率资源一样，任何资产的公有，都会带来这类糟糕的效果。接着他又举例说，对于公用空气而言，是工厂污染了邻居，工厂要给邻居补偿，还是邻居要补偿工厂，请他减少污染？两者是相互损害的关系，说不定工厂污染越多，对整个社会贡献越大。要约束哪一方呢？那要看把这权利界定给谁了。
这一结论可了不得了，因为惯常的成见是工厂要补偿邻居。他把文稿寄给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小舅子，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做研究的戴维德教授。戴说服不了科斯修改观点，就邀请他在1960年春天到芝加哥大学来做一次说明。于是，就有了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辩论聚会。当时参会的有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10大经济学名家。
张五常曾多次绘声绘色地讲述过这次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弗里德曼半途突然转而支持科斯，舌战群雄。早上离开时，大家都认识到此夜是历史的重要一刻。“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战胜了整个芝加哥学派”。
在这篇文章中，科斯写下一句“权利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这句话被当做科斯定理的最通俗版本。斯蒂格勒后来又总结了另一个版本：若交易费用为零，效率与产权的初始配置状态无关。即若没有交易费用，无论是把空气的权利界定给工厂，还是给邻居，效果都是一样的。工厂或邻居会补偿对方，达至清洁空气的边际用值和工厂污染生产产品的边际收益相等处。 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奖时发表了主题为《生产的制度结构》演讲。在这篇文稿中，科斯自评了这两篇文章的意义。自庇古以来的经济学家认为，需要政府采用某些行为来限制对他人有害影响的所谓“外部性”行为。“而科斯定理的意义在于，它动摇了庇古体系。因为标准经济学假设交易费用为零，科斯定理则表明，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庇古方案没有必要。”各方之间的谈判已经导致会带来财富增加最大化的安排了。
是的，正是科斯定理重构了整个经济学的基础，使得我们把目光投向五光十色的正交易费用世界，考察市场和企业，考察决定交易费用大小的关键“局限条件”和制度对人类行为选择的影响，经济学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科斯的“中国结”
早在学生时代阅读《马可·波罗游记》的时候，科斯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0年，在接受其助手、华人经济学家王宁采访时，科斯自述道，《马可·波罗游记》令自己印象深刻。他称：“几百年前，早在西方世界崛起之前，中国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这个印象—直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与张五常的交往增进了科斯对中国的了解和兴趣。科斯在接受王宁采访时承认，很多年前，张五常在芝加哥大学待了两年，两人经常一起聊天，并很快成为好朋友。科斯自觉这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这段生活对两人都获益匪浅。
张五常对交易成本理论的阐释和拓展，不仅反过来影响了科斯，也影响了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约拉姆·巴泽尔和奥利弗·威廉姆森。这样一大批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外加中国众多经济学家的引介、阐释和应用，最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科斯与众多华人经济学家有交往，其中张五常当属首位。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科斯多次提及张五常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斯就极力建议张五常去香港大学任教，因为他认为香港大学是当时对中国最新的经济改革进行研究的最好去处。1993年，科斯邀请中国经济学家盛洪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科斯教授以98岁高龄，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自掏腰包，婉拒别人赞助，坚持用自己的诺贝尔奖金，邀请数十位中国企业家、学者和官员以及众多国际顶级经济学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诺斯、福格尔、贝克尔，国内应邀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有茅于轼、周其仁、盛洪、张维迎、朱锡庆等，齐聚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深入讨论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历史经验、未来前景及其对经济科学的贡献。
其实，为了召开这样一个重要会议，科斯教授提前两年就开始谋划准备，他请助手王宁博士协助自己处理日常事务，邀请自己最欣赏的张五常教授为会议撰写主题论文，那就是后来张教授以中英文同时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科斯对会议的筹划别具匠心。他相信基层干部和企业家最了解中国国情，所以特别邀请一些中国地方官员和民营企业家与会。他还建议与会者千万不要为了开会而构造复杂的数学模型，他希望听到“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并且是由故事的创造者自己来讲。
有一个细节令人非常感动。科斯对王宁博士说，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到过中国，看来再去中国的机会也很小了，是终生莫大遗憾。现在请中国朋友到芝加哥来开会，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让中国朋友们舒适方便，所以他要给所有中国与会者提供头等舱机票和五星级酒店，哪怕自己的基金破产也没有关系。王宁博士打电话问国内朋友们的意见，大家都为科斯教授的慷慨深深感动。后来大家一致同意要尽量为科斯教授节省经费，能够自己承担的费用就自己承担。整个会议的筹备和举行非常顺利。科斯几乎是事必躬亲，讲话稿都是自己手写的，密密麻麻几页纸。
7月14日会议正式开幕，科斯为会议致辞，他说：中国过去30年所发生的变革，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的奇迹……他想请中国朋友到芝加哥来，给美国朋友们讲讲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传奇、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的未来。科斯还说：“尽管张五常经常向我讲中国的变化，王宁博士也时常向我介绍中国的情况，我对中国却是一无所知，希望你们教我。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科斯对中国有偏爱。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科斯也一直担忧中国缺乏一种开放的“思想市场”。2011年12月，在《财经》年会开幕式的视频演讲中，科斯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同时也坦率而忧虑地指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他强调：“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也许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压抑思想市场只会招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能够培育宽容，这正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在2013年初接受网易意见中国栏目采访时，科斯进一步指出，“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有显著的区别。在商品交换市场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对其他一部分人产生影响，他们只占到总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却非常重要。科斯认为，中国缺乏这样的思想市场，不过未来会出现。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将受益于思想的讨论，并产生巨大的变化。
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思想市场在中国虽然缺乏，但不是没有。这种市场目前其实很受社会各界欢迎，科斯与其助手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在中国出版就是一例，它不仅激起了学界热议，而且销售量惊人。
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学人
1988年，科斯致信盛洪，其中说：“我坚信对中国经济现在正在发生的和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有深入的了解，会极大提高和丰富我们对制度结构、对经济系统运行影响的分析。”
2010年，在接受王宁采访时，科斯表示，他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并且这个信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 科斯认为，在中国，新的“好经济学”和新的“坏经济学”都有很大的机会，我们想要看到“好经济学”流行起来取得成功。这里，“好经济学”就是科斯所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或“正确的经济学”，它不同于由西方经济学家所垄断、主要研究对象是一个抽象并且不存在的世界的经济学。他指出，如果他头脑中的“正确的经济学”首先在中国发展起来，那么就应该被未来的历史学家叫做“中国经济学派”。
2010年12月，科斯教授迎来100岁生日，国内十余家学术机构召开了“科斯与中国”研讨会，为科斯祝寿。在会议上，科斯发表了现场电视讲话。他认为，在研究“看不见的手”是如何通过现实的世界产生和运作的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
学界流传着近似一个笑话的说法，无论你问科斯什么问题，他都会想到“土豆”，其实是说他都会想到成本分析上去。真正的大师看世事是“和谐的”，选择的理论参照系是恒定统一的，不会“左右逢源”、“与时俱进”。
朱锡庆曾说，对中国这30年的发展及其趋势，只有科斯和张五常给予了世界意义的评价。他们认为，这一事件包含有使得整个世界得以改变的新要素，而这些要素是把中国作为蓝本来模仿的国家所没有的，中国一定做对了什么。学界多在诉说中国的不是，但大师们却在另一个方向上努力。如何找寻和思考一个时代的重要议题，科斯思考的方向或许会给媒体和学界一些启发。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
他们眼中的科斯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 张五常
如果有一个中国经济学派出现的话，如果有这样的学派的话，一定基于科斯教授和我的理论基础，我不觉得有其他方面的理论，有这么强大的理论基础。
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 许成钢
我们要学习科斯的好奇心，科斯晚年把十几年的精力注入到对中国的研究，推动他的力量是他对世界的好奇心，这些同他的动力带来的研究是不一样的，他非常乐于做一个寂寞地对现实世界不断探索的科学家。
著名经济学家 周其仁
科斯的助手王宁告诉我，即使到了百岁高龄，科斯还是会认真阅读不知道比他年轻多少、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文字，还会认真倾听每位来访者的问题、叙述和见解。
经济学教授 张维迎
在我看来，科斯的思想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理性人在自由的环境下会选择最有效的交易制度安排。我认为，科斯思想最本质的东西，无论他是选择企业的方式、其他合约的方式等等，其实都贯穿这样的思想。
2013年9月2日。102岁的罗纳德·哈里·科斯与世长辞。这位经济学巨匠。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开山鼻祖，也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时，距离他的首次中国之行仅差一个月。他原本计划在2013年10月前来中国，完成多年夙愿。
科斯终其一生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的产权与交易理论却奇异地在这个大国产生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活跃在中国改革大舞台上的大批经济学家，手握科斯提供的理论工具，在迄今全世界最大的“金矿”里淘金——不仅投身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更是探索中国层次丰富的制度创新。
一座丰碑
自近代实验科学诞生以来，世人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读，即把探求自然界规律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称为“自然科学”，而把研究人类行为规律的学问称为“社会科学”，以示区别。因为人类行为的不可逆性、难以操控以及在研究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价值观的干扰，“社会科学”的确不如“自然科学”成熟，在解释和推测上走得远，但两者本质上都是“科学”，没有区别。
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和推测最接近科学，它发展出的一套概念和命题不仅可度量，而且可证伪。翻开20世纪的经济学史，熠熠生辉的人物多不胜数，奈特、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还有费雪和科斯。科斯是斯密的真正传人，他曾认为此后的经济学不过是对《国富论》做的一些阐释和修补工作，科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概念而重构了经济学的基础。
自斯密到凯恩斯革命之前，价格的形成是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要解释财富的分配必须解释价值，斯密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后的李嘉图、马克思和穆勒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也是从供给、从生产费用的视角看。大萧条后，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转向解释和应对危机。凯恩斯引入了“有效需求”的总量分析，但由于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价格理论仍旧是建在浮沙上的大厦，且凯恩斯采用了，个体叠加得出整体的方法，他对市场不充分的论证和政府干预的理论最终是失败的。悲哀的是，凯恩斯主义却为此后的政府干预市场和大搞财政赤字找到了理论依据。
使用市场如此之好，但是否也有成本？为何不是事事都在市场中交易呢？在斯密那里，政府只是作为一个最后的“守夜人”，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也没能进入斯密的视界。此后的新古典时期，企业也仅仅被视为生产函数，市场关系是供求曲线的表达，也就是说，交易活动本身是没有成本的。
1932年，科斯横空出世。科斯在之前一年拿到一个奖学金，可以到美国游学一年。路经芝加哥大学时，碰到另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奈特在讲课，他进去旁听了几次，若有所悟，在1932年写出了《企业的性质》。追问的恰是企业是什么？既然经济体可以通过价格体系来实现协调，并进而带来福利的增进，那为何还要有这种依靠行政命令的企业存在？这一问，石破天惊。尽管当年科斯已经写好了这篇文章，但谨慎的科斯5年后才拿出来发表。而该文真正被经济学界重视是40年后了。
三篇重要文章
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认为企业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之所以是通过一个权威来配置要素资源，是因为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这成本包括买卖双方的搜寻费用，度量商品数量和质量的费用，谈判的费用，契约的签订与监督的费用，纠纷安排要解决的费用等。但使用企业也要付出监督管理的成本。企业与市场的相互替代，停留在这两种费用在边际上的相等处。自此，科斯把价格机制运作的费用称之为“交易费用”，并把它第一次引入到经济学中来。这一结论对现实世界的重要意义在于，不能先验地得出是使用市场好还是计划（企业）好，要比较的是成本。
科斯的另两篇重要文章是分别在1959年和1961年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社会成本问题》。后一篇文章是前一篇文章引发的争论的一个总结。前者被斯蒂格勒归总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后者的意义则提醒关注正交易费用的世界。
1951年科斯移居美国，开始着手研究美国的联邦通讯传播委员会，他首先要问的是这委员会巨大的权力来自何方？20世纪初期美国东岸的渔民出海捕鱼，一次出海要几天，与家人的联络变得至关重要。当时渔民就用收音频率与家人报平安，但由于具体频道没有清楚地界定，渔民乱用频道，相互干扰，影响通话。为理顺这个问题，联邦传播委员会的管制应运而生。
科斯对此的回答是这管制是不必要的，若频率清晰地界定给私人所有，市场会通过价高者得的交易把这些乱搭一气的频道整理得清楚明确。由此，科斯又进一步做了一般化推理，即像这里频率资源一样，任何资产的公有，都会带来这类糟糕的效果。接着他又举例说，对于公用空气而言，是工厂污染了邻居，工厂要给邻居补偿，还是邻居要补偿工厂，请他减少污染？两者是相互损害的关系，说不定工厂污染越多，对整个社会贡献越大。要约束哪一方呢？那要看把这权利界定给谁了。
这一结论可了不得了，因为惯常的成见是工厂要补偿邻居。他把文稿寄给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小舅子，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做研究的戴维德教授。戴说服不了科斯修改观点，就邀请他在1960年春天到芝加哥大学来做一次说明。于是，就有了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辩论聚会。当时参会的有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10大经济学名家。
张五常曾多次绘声绘色地讲述过这次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弗里德曼半途突然转而支持科斯，舌战群雄。早上离开时，大家都认识到此夜是历史的重要一刻。“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战胜了整个芝加哥学派”。
在这篇文章中，科斯写下一句“权利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这句话被当做科斯定理的最通俗版本。斯蒂格勒后来又总结了另一个版本：若交易费用为零，效率与产权的初始配置状态无关。即若没有交易费用，无论是把空气的权利界定给工厂，还是给邻居，效果都是一样的。工厂或邻居会补偿对方，达至清洁空气的边际用值和工厂污染生产产品的边际收益相等处。 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奖时发表了主题为《生产的制度结构》演讲。在这篇文稿中，科斯自评了这两篇文章的意义。自庇古以来的经济学家认为，需要政府采用某些行为来限制对他人有害影响的所谓“外部性”行为。“而科斯定理的意义在于，它动摇了庇古体系。因为标准经济学假设交易费用为零，科斯定理则表明，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庇古方案没有必要。”各方之间的谈判已经导致会带来财富增加最大化的安排了。
是的，正是科斯定理重构了整个经济学的基础，使得我们把目光投向五光十色的正交易费用世界，考察市场和企业，考察决定交易费用大小的关键“局限条件”和制度对人类行为选择的影响，经济学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科斯的“中国结”
早在学生时代阅读《马可·波罗游记》的时候，科斯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0年，在接受其助手、华人经济学家王宁采访时，科斯自述道，《马可·波罗游记》令自己印象深刻。他称：“几百年前，早在西方世界崛起之前，中国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这个印象—直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与张五常的交往增进了科斯对中国的了解和兴趣。科斯在接受王宁采访时承认，很多年前，张五常在芝加哥大学待了两年，两人经常一起聊天，并很快成为好朋友。科斯自觉这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这段生活对两人都获益匪浅。
张五常对交易成本理论的阐释和拓展，不仅反过来影响了科斯，也影响了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约拉姆·巴泽尔和奥利弗·威廉姆森。这样一大批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外加中国众多经济学家的引介、阐释和应用，最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科斯与众多华人经济学家有交往，其中张五常当属首位。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科斯多次提及张五常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斯就极力建议张五常去香港大学任教，因为他认为香港大学是当时对中国最新的经济改革进行研究的最好去处。1993年，科斯邀请中国经济学家盛洪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科斯教授以98岁高龄，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自掏腰包，婉拒别人赞助，坚持用自己的诺贝尔奖金，邀请数十位中国企业家、学者和官员以及众多国际顶级经济学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诺斯、福格尔、贝克尔，国内应邀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有茅于轼、周其仁、盛洪、张维迎、朱锡庆等，齐聚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深入讨论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历史经验、未来前景及其对经济科学的贡献。
其实，为了召开这样一个重要会议，科斯教授提前两年就开始谋划准备，他请助手王宁博士协助自己处理日常事务，邀请自己最欣赏的张五常教授为会议撰写主题论文，那就是后来张教授以中英文同时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科斯对会议的筹划别具匠心。他相信基层干部和企业家最了解中国国情，所以特别邀请一些中国地方官员和民营企业家与会。他还建议与会者千万不要为了开会而构造复杂的数学模型，他希望听到“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并且是由故事的创造者自己来讲。
有一个细节令人非常感动。科斯对王宁博士说，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到过中国，看来再去中国的机会也很小了，是终生莫大遗憾。现在请中国朋友到芝加哥来开会，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让中国朋友们舒适方便，所以他要给所有中国与会者提供头等舱机票和五星级酒店，哪怕自己的基金破产也没有关系。王宁博士打电话问国内朋友们的意见，大家都为科斯教授的慷慨深深感动。后来大家一致同意要尽量为科斯教授节省经费，能够自己承担的费用就自己承担。整个会议的筹备和举行非常顺利。科斯几乎是事必躬亲，讲话稿都是自己手写的，密密麻麻几页纸。
7月14日会议正式开幕，科斯为会议致辞，他说：中国过去30年所发生的变革，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的奇迹……他想请中国朋友到芝加哥来，给美国朋友们讲讲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传奇、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的未来。科斯还说：“尽管张五常经常向我讲中国的变化，王宁博士也时常向我介绍中国的情况，我对中国却是一无所知，希望你们教我。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科斯对中国有偏爱。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科斯也一直担忧中国缺乏一种开放的“思想市场”。2011年12月，在《财经》年会开幕式的视频演讲中，科斯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同时也坦率而忧虑地指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他强调：“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也许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压抑思想市场只会招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能够培育宽容，这正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在2013年初接受网易意见中国栏目采访时，科斯进一步指出，“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有显著的区别。在商品交换市场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对其他一部分人产生影响，他们只占到总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却非常重要。科斯认为，中国缺乏这样的思想市场，不过未来会出现。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将受益于思想的讨论，并产生巨大的变化。
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思想市场在中国虽然缺乏，但不是没有。这种市场目前其实很受社会各界欢迎，科斯与其助手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在中国出版就是一例，它不仅激起了学界热议，而且销售量惊人。
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学人
1988年，科斯致信盛洪，其中说：“我坚信对中国经济现在正在发生的和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有深入的了解，会极大提高和丰富我们对制度结构、对经济系统运行影响的分析。”
2010年，在接受王宁采访时，科斯表示，他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并且这个信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 科斯认为，在中国，新的“好经济学”和新的“坏经济学”都有很大的机会，我们想要看到“好经济学”流行起来取得成功。这里，“好经济学”就是科斯所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或“正确的经济学”，它不同于由西方经济学家所垄断、主要研究对象是一个抽象并且不存在的世界的经济学。他指出，如果他头脑中的“正确的经济学”首先在中国发展起来，那么就应该被未来的历史学家叫做“中国经济学派”。
2010年12月，科斯教授迎来100岁生日，国内十余家学术机构召开了“科斯与中国”研讨会，为科斯祝寿。在会议上，科斯发表了现场电视讲话。他认为，在研究“看不见的手”是如何通过现实的世界产生和运作的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
学界流传着近似一个笑话的说法，无论你问科斯什么问题，他都会想到“土豆”，其实是说他都会想到成本分析上去。真正的大师看世事是“和谐的”，选择的理论参照系是恒定统一的，不会“左右逢源”、“与时俱进”。
朱锡庆曾说，对中国这30年的发展及其趋势，只有科斯和张五常给予了世界意义的评价。他们认为，这一事件包含有使得整个世界得以改变的新要素，而这些要素是把中国作为蓝本来模仿的国家所没有的，中国一定做对了什么。学界多在诉说中国的不是，但大师们却在另一个方向上努力。如何找寻和思考一个时代的重要议题，科斯思考的方向或许会给媒体和学界一些启发。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
他们眼中的科斯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 张五常
如果有一个中国经济学派出现的话，如果有这样的学派的话，一定基于科斯教授和我的理论基础，我不觉得有其他方面的理论，有这么强大的理论基础。
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 许成钢
我们要学习科斯的好奇心，科斯晚年把十几年的精力注入到对中国的研究，推动他的力量是他对世界的好奇心，这些同他的动力带来的研究是不一样的，他非常乐于做一个寂寞地对现实世界不断探索的科学家。
著名经济学家 周其仁
科斯的助手王宁告诉我，即使到了百岁高龄，科斯还是会认真阅读不知道比他年轻多少、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文字，还会认真倾听每位来访者的问题、叙述和见解。
经济学教授 张维迎
在我看来，科斯的思想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理性人在自由的环境下会选择最有效的交易制度安排。我认为，科斯思想最本质的东西，无论他是选择企业的方式、其他合约的方式等等，其实都贯穿这样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