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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学术思想自由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术著作被译介到中国，术语汉译如何规范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译界关注的焦点。通过对《译者的任务》中intention的研究，发现该术语的翻译存在一词多译或同名异译的现象。基于此，文章试图从深层次挖掘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希望对intention的翻译做正本清源式的讨论。
关键词：术语，翻译，意向
中图分类号：H059；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4）02-0025-05
On the Translation of “Intention” 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XIAO Xia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academic liberalization， more and more academic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How to standardize the translation of terms has become a big concern in the translation circl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term “intention” in the Task of Translator by Benjamin has many different versions through some researches and thus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versions， with an aim to clarify the misunderstandings of this term.
Keywords：term， translation， intention
一 问题的提出
作为翻译界里程碑式的著作，《译者的任务》关于翻译的一些独特见解一直吸引着大批国内外翻译学者。其中， 最核心的观点即“纯语言”说。本雅明指出：“all suprahistorical kinship of languages rests in the intention underlying each language as a wholean intention， however， no single language can attain by itself but which is realized only by the totality of their intentions supplementing each other： pure language.”[1]沙特尔沃思（Shuttleworth）和考伊（Cowie）将“纯语言”作为词条收入到《翻译学词典》中，指出“本雅明的纯语言观传达的是各种语言间的一种亲缘性……所有语言都是一种更大的语言可辨认的碎片”[2]。某种程度上说，“纯语言”为我们理解“翻译是什么”“翻译、人类以及语言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更为合理、客观的解释，对于本体论指向上的翻译研究意义重大。然而，国内许多学者在进行译介和评价时，出现多种译本：
1）袁文斌虽然没有直接给出“纯语言”定义的译文，但在《论本雅明的翻译批判》一文中从语言批判、接受之维、解构学思想三个维度对《译者的任务》一文进行剖析，将intention翻译为“意象”，指出“意象是语言本身的特性，包含在句子中，而不在人的意识中”[3]。
2） 陈永国和马海良翻译的《本雅明文选》中，将纯语言译为“语言间相互补充的总体意念”[4]。
3） 胡庆平和周述栋将纯语言翻译为：“所有超越历史的语言间的亲属关系都存在于每一种语言各自的整体意指之中”[5]。朱林的译文也与之类似，将纯语言理解为抽象的意指集合[6]。
4） “意图”是目前采用最多的一种译法。冯文坤的翻译为：“所有超越历史的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都存在于每一种语言各自的整体意图中——然而这种意图不是任何单一的语言可以通过其自身实现的，而只能通过各种语言一切互补的意图的总体来实现，这种总体意图即是纯语言。”[7]周晔谈到“纯语言是一种语言关系的总和，即总体意图”[8]。喻锋平的翻译是“在作为整体的每一种语言中，所指的事物都是同一个。然而，这同一个事物不是单独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而只能借助语言间相互补充的总体的意图”[9]。黄海荣指出“从纯语言的整体中分裂开来的各个语言，尽管它们的意指方式各异，却有着相同的所指：所有这些语言碎片相互补充的整体性意图指向就是纯语言”[10]。
5） 曹明伦的译法是“所有语言意向互补之总和”[11]。
可以看到，译文的分歧主要体现在“intention”的翻译上，目前主要有“意象”“意念”“意指”“意图”和“意向”五种译法，术语译名不统一的现象不仅带来概念的混乱和读者理解上的困难，还不利于学术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根据术语“单义性”原则，一个术语应该有且只有一个译名和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深层次挖掘这些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希望对“intention”的翻译作正本清源式的讨论。
二 相关概念的辨析
1.意象还是意念？
“意象”，顾名思义，指的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结合，最早源于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讨论。言是意的载体，言以传意，但由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意是不能全然传达的。那么， 如何传意呢？《易经·系辞上》中给出了答案。概念虽然不能清楚表达，但可以通过物象，所谓“立象以尽意”。看似认知主体对于事物的客观描写，其实是主观情感的抒发。通过赋予具体物象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以达到抒发感情的目的。简言之，就是借物抒情。可见，物象与意象是紧密联系的。物象是意象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意象是物象的升华和发展。这种特殊的审美方式与“取之象外”或者“象外之象”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第一个“象”是物象，建立在“言”的基础上；第二个“象”就是意象，构筑的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南朝梁代刘勰进一步把意象理论置于文学创作中来考察，在《文心雕龙》中用运斧制器的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意象”在诗人创作构思中的重要地位，所谓“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那么，什么是意念呢？意念，又称思绪、念头。在文学创作中，认知主体基于具体的经验，在脑海中产生某种特殊的情感和思想，希望借助客观物象来表达的想法就是意念。例如，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就很好地说明了诗人的意念如何经过心智加工到意象语言表征的过程。白居易在被贬为江州司马后，一直心存郁闷而无处宣泄。一年秋天的夜晚，当他送客江头，偶逢琵琶女，由其悲惨遭遇联想到自己政治上失意，触发了诗人创作的意念。诗人寓主观情感于客观物象中，通过“杜鹃”“猿啼”意象的叠加、并置， 描绘出一幅凄凉愁苦、孤单寂寞的画面。童丹和白文昌指出“对译者而言，一首诗字面上表现为词语的连缀，但从诗人思维角度看，则是意念的流动”[12]。
2.意指还是意图？
在结构主义中，符号是一种二元关系，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要素，它们的结合便形成了符号。然而它们如何结合呢？在语言符号化的过程中，是否所有的能指和所指都能结合为符号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交通路口信号灯的能指与玫瑰花象征爱情的所指就没有任何关联。这就是说，一个能指之所以能够同一个所指结合成为符号，还必须有第三个要素，这个要素就是“意指”，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罗兰·巴特进一步阐明“意指”的含义，指出“符号是音响，视象等的一块（双面）切片。意指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13] 。换句话说，意指（signification）是一个动态的“符号化过程”，是能指与所指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意指也是一个共时、静态的概念，代表符号意义的一个维度，即通常意义上符号的字面意义。在符号化过程中，符号与客观世界直接发生联系形成一级符号，滋生出语义内容。这个语义内容逐渐固化下来、脱离语境成为相对稳定的阐释项，换句话说，一个符号经历了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之后形成约定俗成的意义，这叫作意指（signification）。
意图，本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的是行动之前的态度，如行动的目的、想法、指向等。20世纪50年代，奥斯汀（Austin）将该概念引入到语用学中，用于解释形式逻辑不能解决的自然语言现象。奥斯汀认为任何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说话者表述和解释语用意图的交际行为，是说话人通过“说话”这一动作实施的行为，包括许诺、请求、询问等[14]。在此基础上，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即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并着重区分了言内行为和言外行为：前者是语义学所关注的字面意义，后者指话语者自身的意图。例如，在图书馆的自习室中，A学生问B学生“这是你的书吗？”表面上是询问，实质上是希望对方为自己腾出空位的请求。格赖斯（Grice）提出了会话的合作原则，从说话者对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的角度研究说话人的真实意图[15]。施佩贝尔（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的关联论中把意图分为信息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和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认为说话者任何明示性交际活动首先是实现信息意图，但更重要的是交际意图[16]。而听者对说话者交际意图的识别必须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根据信息的筛选和语境的补充，借助演绎推理而获得。
三 概念的澄清
郭尚兴指出术语翻译必须追本溯源，挖掘隐藏于术语背后的概念、所使用的语境和背后的视域[17]。通过分析，不难发现“intention”的几种译文“意象”“意念”“意指”“意图”分别有自己独特的内涵以及适用语境和背景：意象（image）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是一个审美概念，指的是审美主体（主观情感）和审美客体（外在物象）的结合；意念（idea）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基于事物或事件产生的一种想法；意指（signification）是一个符号学术语，既指符号能指和所指结合的行为过程，也指这一过程的结果；意图（intention）即我们行动之前心存的目的，在语用学中，指的是说话者意欲表达的真实含义，包括象征意义、规约会话隐含等。这些译法不但不能准确揭示出“intention”的本质内涵，还可能歪曲原作者的本意。应该看到，本雅明的翻译本质上是一个语言学或哲学的问题，因此对“intention”内涵的追问必须归结到语言哲学的视域上。郭建中指出“本雅明论翻译，是在语言哲学的框架下，探讨文本的可译性、翻译的语言和语言的翻译问题”[18]。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来看，《译者的任务》中阐述的应是带有现象学印记但又有别于现象学的一种思想。而胡塞尔的现象学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哲学， 如果要用一个词汇来概括其哲学思想， 这就是“意向性”。因此，要准确理解“intention”，必须从意向性理论入手。
意向性（intentionality），来源于拉丁语intendere，意思是“指向”。意向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中用了一个形象的隐喻来说明，“思想和信念就像弓箭一样，瞄向的是某种东西”[19]。意向性就是在瞄向（abzielew）的形象中表现出的行为特性。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指出人不能直接把握外在对象， 必须通过心灵感知、思想等思维活动使对象在内心世界呈现出来，因此意向性可以理解为人类把握外在对象的方式。
然而，真正的意向性研究还是肇始于布伦塔诺（Brentano）。布伦塔诺将意向性用于区分心理学研究对象和物理学研究对象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实证心理学。布伦塔诺指出，意向性是人类心理现象的本质特征，所有的心理现象都具有意向性。他的学生胡塞尔批判和继承了这种观点，认为意向性虽是人类意识的根本属性，但真正具有意向性的心理现象必定指向特定的外部事物。换句话说，意向性的根本属性是“指向”。胡塞尔进一步指出，人的意识总是指向某一客体的，每一种意识都是关于某种事物的意识，没有脱离客体而存在的意识。因此，可以这样理解，人的意识都是关于某种对象的意向性意识，而任何对象又内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因此，意向就是关于对象的意识活动，而意向性是纯粹意识的本质特性， 意向性“是一般本质体验领域的一个本质特性……是严格说明意识特性的东西”[20]。 某种程度上说，本雅明主要受到了胡塞尔意向性思想的影响，但是本雅明并没有对其理论简单地模仿、重复。在本雅明看来，意向性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我们在思考概念时，不是在概念中思考，而是在意向性中思考”[21]。本雅明指出意向性既不存在于概念中，也不存在于符号中。一方面，概念与客体之间不是意向性的，而是一种派生的关系。另一方面，符号也不包含意向性，因为符号直接但并不是必须指向客体。因此，意向性只能且必须存在于名之中。“通过名的力量，词才获得了对物的意向性，词通过名参与到客体中”[21]。可以看出，在本雅明这里，意向性不再是意识的基本性质和结构，而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意向性存在于所有语言之中，个体语言是意向性的语言，而纯语言又是所有语言相互补充之意向总和。因此，本雅明的意向性理论虽源于胡塞尔，但在本质上却与之不同。
总之，“intention”的翻译首先应从该词的内涵和使用语境进行思考。这个概念本质上是一个意识理论， 是“关于某事物或别的事物的意识”[22]。在本雅明那里，意向性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正是因为意向性， 任何一种语言都会指向其他语言；也正是通过翻译，各种语言才会形成一个意向整体，才能尽可能地接近纯语言。从这层意义上，笔者同意曹明伦教授的译文，将“intention”译为“意向”。
四 结 语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将国外学术著作译介到中国的时候，术语翻译尤为重要。术语好比一篇文章的引子，一种思想的灵魂。术语翻译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信息的传递和思想的传播，因此术语翻译需遵循准确性原则，即准确体现概念的内涵、使用的语境和背后的视域。当然，术语翻译绝非易事，并非一人所能及，因此需要学界前辈和同人相互讨论、共同研究，更好地推动术语翻译的规范化、标准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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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Sperber， Dan & Wilson， Deirdre.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17] 郭尚兴. 论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英译认知过程的语境本体性[C]//魏向清，裴亚军主编. 术语翻译研究—“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全国学术研究会.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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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Benjamin，Walter. Selected Writing（Volume I.1913—1926）[C]//Edited by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88-90.
[22] 菲莱斯达尔.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概念[J]. 张浩军，译.世界哲学， 2010（5）：118-124.
关键词：术语，翻译，意向
中图分类号：H059；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4）02-0025-05
On the Translation of “Intention” 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XIAO Xia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academic liberalization， more and more academic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How to standardize the translation of terms has become a big concern in the translation circl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term “intention” in the Task of Translator by Benjamin has many different versions through some researches and thus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versions， with an aim to clarify the misunderstandings of this term.
Keywords：term， translation， intention
一 问题的提出
作为翻译界里程碑式的著作，《译者的任务》关于翻译的一些独特见解一直吸引着大批国内外翻译学者。其中， 最核心的观点即“纯语言”说。本雅明指出：“all suprahistorical kinship of languages rests in the intention underlying each language as a wholean intention， however， no single language can attain by itself but which is realized only by the totality of their intentions supplementing each other： pure language.”[1]沙特尔沃思（Shuttleworth）和考伊（Cowie）将“纯语言”作为词条收入到《翻译学词典》中，指出“本雅明的纯语言观传达的是各种语言间的一种亲缘性……所有语言都是一种更大的语言可辨认的碎片”[2]。某种程度上说，“纯语言”为我们理解“翻译是什么”“翻译、人类以及语言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更为合理、客观的解释，对于本体论指向上的翻译研究意义重大。然而，国内许多学者在进行译介和评价时，出现多种译本：
1）袁文斌虽然没有直接给出“纯语言”定义的译文，但在《论本雅明的翻译批判》一文中从语言批判、接受之维、解构学思想三个维度对《译者的任务》一文进行剖析，将intention翻译为“意象”，指出“意象是语言本身的特性，包含在句子中，而不在人的意识中”[3]。
2） 陈永国和马海良翻译的《本雅明文选》中，将纯语言译为“语言间相互补充的总体意念”[4]。
3） 胡庆平和周述栋将纯语言翻译为：“所有超越历史的语言间的亲属关系都存在于每一种语言各自的整体意指之中”[5]。朱林的译文也与之类似，将纯语言理解为抽象的意指集合[6]。
4） “意图”是目前采用最多的一种译法。冯文坤的翻译为：“所有超越历史的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都存在于每一种语言各自的整体意图中——然而这种意图不是任何单一的语言可以通过其自身实现的，而只能通过各种语言一切互补的意图的总体来实现，这种总体意图即是纯语言。”[7]周晔谈到“纯语言是一种语言关系的总和，即总体意图”[8]。喻锋平的翻译是“在作为整体的每一种语言中，所指的事物都是同一个。然而，这同一个事物不是单独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而只能借助语言间相互补充的总体的意图”[9]。黄海荣指出“从纯语言的整体中分裂开来的各个语言，尽管它们的意指方式各异，却有着相同的所指：所有这些语言碎片相互补充的整体性意图指向就是纯语言”[10]。
5） 曹明伦的译法是“所有语言意向互补之总和”[11]。
可以看到，译文的分歧主要体现在“intention”的翻译上，目前主要有“意象”“意念”“意指”“意图”和“意向”五种译法，术语译名不统一的现象不仅带来概念的混乱和读者理解上的困难，还不利于学术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根据术语“单义性”原则，一个术语应该有且只有一个译名和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深层次挖掘这些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希望对“intention”的翻译作正本清源式的讨论。
二 相关概念的辨析
1.意象还是意念？
“意象”，顾名思义，指的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结合，最早源于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讨论。言是意的载体，言以传意，但由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意是不能全然传达的。那么， 如何传意呢？《易经·系辞上》中给出了答案。概念虽然不能清楚表达，但可以通过物象，所谓“立象以尽意”。看似认知主体对于事物的客观描写，其实是主观情感的抒发。通过赋予具体物象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以达到抒发感情的目的。简言之，就是借物抒情。可见，物象与意象是紧密联系的。物象是意象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意象是物象的升华和发展。这种特殊的审美方式与“取之象外”或者“象外之象”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第一个“象”是物象，建立在“言”的基础上；第二个“象”就是意象，构筑的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南朝梁代刘勰进一步把意象理论置于文学创作中来考察，在《文心雕龙》中用运斧制器的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意象”在诗人创作构思中的重要地位，所谓“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那么，什么是意念呢？意念，又称思绪、念头。在文学创作中，认知主体基于具体的经验，在脑海中产生某种特殊的情感和思想，希望借助客观物象来表达的想法就是意念。例如，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就很好地说明了诗人的意念如何经过心智加工到意象语言表征的过程。白居易在被贬为江州司马后，一直心存郁闷而无处宣泄。一年秋天的夜晚，当他送客江头，偶逢琵琶女，由其悲惨遭遇联想到自己政治上失意，触发了诗人创作的意念。诗人寓主观情感于客观物象中，通过“杜鹃”“猿啼”意象的叠加、并置， 描绘出一幅凄凉愁苦、孤单寂寞的画面。童丹和白文昌指出“对译者而言，一首诗字面上表现为词语的连缀，但从诗人思维角度看，则是意念的流动”[12]。
2.意指还是意图？
在结构主义中，符号是一种二元关系，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要素，它们的结合便形成了符号。然而它们如何结合呢？在语言符号化的过程中，是否所有的能指和所指都能结合为符号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交通路口信号灯的能指与玫瑰花象征爱情的所指就没有任何关联。这就是说，一个能指之所以能够同一个所指结合成为符号，还必须有第三个要素，这个要素就是“意指”，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罗兰·巴特进一步阐明“意指”的含义，指出“符号是音响，视象等的一块（双面）切片。意指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13] 。换句话说，意指（signification）是一个动态的“符号化过程”，是能指与所指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意指也是一个共时、静态的概念，代表符号意义的一个维度，即通常意义上符号的字面意义。在符号化过程中，符号与客观世界直接发生联系形成一级符号，滋生出语义内容。这个语义内容逐渐固化下来、脱离语境成为相对稳定的阐释项，换句话说，一个符号经历了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之后形成约定俗成的意义，这叫作意指（signification）。
意图，本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的是行动之前的态度，如行动的目的、想法、指向等。20世纪50年代，奥斯汀（Austin）将该概念引入到语用学中，用于解释形式逻辑不能解决的自然语言现象。奥斯汀认为任何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说话者表述和解释语用意图的交际行为，是说话人通过“说话”这一动作实施的行为，包括许诺、请求、询问等[14]。在此基础上，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即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并着重区分了言内行为和言外行为：前者是语义学所关注的字面意义，后者指话语者自身的意图。例如，在图书馆的自习室中，A学生问B学生“这是你的书吗？”表面上是询问，实质上是希望对方为自己腾出空位的请求。格赖斯（Grice）提出了会话的合作原则，从说话者对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的角度研究说话人的真实意图[15]。施佩贝尔（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的关联论中把意图分为信息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和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认为说话者任何明示性交际活动首先是实现信息意图，但更重要的是交际意图[16]。而听者对说话者交际意图的识别必须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根据信息的筛选和语境的补充，借助演绎推理而获得。
三 概念的澄清
郭尚兴指出术语翻译必须追本溯源，挖掘隐藏于术语背后的概念、所使用的语境和背后的视域[17]。通过分析，不难发现“intention”的几种译文“意象”“意念”“意指”“意图”分别有自己独特的内涵以及适用语境和背景：意象（image）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是一个审美概念，指的是审美主体（主观情感）和审美客体（外在物象）的结合；意念（idea）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基于事物或事件产生的一种想法；意指（signification）是一个符号学术语，既指符号能指和所指结合的行为过程，也指这一过程的结果；意图（intention）即我们行动之前心存的目的，在语用学中，指的是说话者意欲表达的真实含义，包括象征意义、规约会话隐含等。这些译法不但不能准确揭示出“intention”的本质内涵，还可能歪曲原作者的本意。应该看到，本雅明的翻译本质上是一个语言学或哲学的问题，因此对“intention”内涵的追问必须归结到语言哲学的视域上。郭建中指出“本雅明论翻译，是在语言哲学的框架下，探讨文本的可译性、翻译的语言和语言的翻译问题”[18]。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来看，《译者的任务》中阐述的应是带有现象学印记但又有别于现象学的一种思想。而胡塞尔的现象学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哲学， 如果要用一个词汇来概括其哲学思想， 这就是“意向性”。因此，要准确理解“intention”，必须从意向性理论入手。
意向性（intentionality），来源于拉丁语intendere，意思是“指向”。意向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中用了一个形象的隐喻来说明，“思想和信念就像弓箭一样，瞄向的是某种东西”[19]。意向性就是在瞄向（abzielew）的形象中表现出的行为特性。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指出人不能直接把握外在对象， 必须通过心灵感知、思想等思维活动使对象在内心世界呈现出来，因此意向性可以理解为人类把握外在对象的方式。
然而，真正的意向性研究还是肇始于布伦塔诺（Brentano）。布伦塔诺将意向性用于区分心理学研究对象和物理学研究对象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实证心理学。布伦塔诺指出，意向性是人类心理现象的本质特征，所有的心理现象都具有意向性。他的学生胡塞尔批判和继承了这种观点，认为意向性虽是人类意识的根本属性，但真正具有意向性的心理现象必定指向特定的外部事物。换句话说，意向性的根本属性是“指向”。胡塞尔进一步指出，人的意识总是指向某一客体的，每一种意识都是关于某种事物的意识，没有脱离客体而存在的意识。因此，可以这样理解，人的意识都是关于某种对象的意向性意识，而任何对象又内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因此，意向就是关于对象的意识活动，而意向性是纯粹意识的本质特性， 意向性“是一般本质体验领域的一个本质特性……是严格说明意识特性的东西”[20]。 某种程度上说，本雅明主要受到了胡塞尔意向性思想的影响，但是本雅明并没有对其理论简单地模仿、重复。在本雅明看来，意向性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我们在思考概念时，不是在概念中思考，而是在意向性中思考”[21]。本雅明指出意向性既不存在于概念中，也不存在于符号中。一方面，概念与客体之间不是意向性的，而是一种派生的关系。另一方面，符号也不包含意向性，因为符号直接但并不是必须指向客体。因此，意向性只能且必须存在于名之中。“通过名的力量，词才获得了对物的意向性，词通过名参与到客体中”[21]。可以看出，在本雅明这里，意向性不再是意识的基本性质和结构，而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意向性存在于所有语言之中，个体语言是意向性的语言，而纯语言又是所有语言相互补充之意向总和。因此，本雅明的意向性理论虽源于胡塞尔，但在本质上却与之不同。
总之，“intention”的翻译首先应从该词的内涵和使用语境进行思考。这个概念本质上是一个意识理论， 是“关于某事物或别的事物的意识”[22]。在本雅明那里，意向性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正是因为意向性， 任何一种语言都会指向其他语言；也正是通过翻译，各种语言才会形成一个意向整体，才能尽可能地接近纯语言。从这层意义上，笔者同意曹明伦教授的译文，将“intention”译为“意向”。
四 结 语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将国外学术著作译介到中国的时候，术语翻译尤为重要。术语好比一篇文章的引子，一种思想的灵魂。术语翻译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信息的传递和思想的传播，因此术语翻译需遵循准确性原则，即准确体现概念的内涵、使用的语境和背后的视域。当然，术语翻译绝非易事，并非一人所能及，因此需要学界前辈和同人相互讨论、共同研究，更好地推动术语翻译的规范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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