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传播研究兴起的前夜,有大量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从不同的观察立场和视角出发,对人的交流困境进行了探讨。在欧洲,"传播"的问题即"人"的问题。学者们无论来自何种学科,研究立场与方法存在怎样差别,他们的关注所在,始终是"人"以及"人的存在价值本身的唯一和不可证明性"。就美国本土而言,1922年李普曼《舆论学》的出版,1927年杜威《公众及其问题》的问世,使传播研究在美国发端。相较而言,杜威与欧洲思想的对接更为直接,在他那里,"传播"的问题依旧是人的问题,但与同时代欧洲学者的研究路径不同,他用"价值判断可测量"的逻辑和方法证明价值研究可行且有意义。价值、情感等因素变成了可量化、可证实的东西,从而失落了"传播"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之探讨本身。同时,这种论证法则也成为了美国传播研究对欧洲传播思想的创新和发明。这条线索,与李普曼成为美国传播研究从"交流"到"控制"的转向之关键点一起,一隐一显,成为美国传播研究共同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