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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6月9日，刚从女子政法大学毕业的金慧淑上书蒋介石，要求黄埔军校招收女生。在男女同校都会引起议论的时代里，这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最终，黄埔的校门也始终未向这个来自广西的女子打开一丝缝隙。
1925年的夏天，广州黄埔，天气闷热，正在为滇、桂军阀叛乱发愁的蒋介石，又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6月9日那天，时任黄埔校长的他收到一封署名“金鞠躬”的来信，责问黄埔军校为何不招女生。信中写道：“木兰从军，千秋共赏；罗兰死节，今古同称。岂以中国二万万之女子，概不能从事革命工作耶？”
上书者叫金慧淑，广西灵川人，受革命思潮的感召来到广州。刚从女子政法大学毕业的她，志愿就是做一名革命的女军人，于是她上书蒋介石，要求黄埔军校招收女生。
信发出后，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几经周折，金慧淑找到当时的女界领袖何香凝，请求帮助，她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则谓男女不能同学，似于理有不通，下次招生望本男女平权之旨义，予以招收壮年女生。”何的丈夫正是那时学校的党代表廖仲恺，她深知此事棘手，只得歉意地表示难以说情。
随后，执意的金慧淑便径直来到黄埔长洲岛，请求面见蒋介石，蒋露有难色，始终避而不见。当然，这不尽是军务繁忙的缘故。
那时的广州，虽为革命的中心，但保守势力仍然根深蒂固。在当时革命力量的阵营里，泾渭分明地分成两大人群：一方是由共产党、国民党左派组成的激进势力，他们有着很重的苏俄色彩，坚决维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社会革命与政权革命的统一，在他们看来，平分地权、男女平等、女子解放……一切都是政权革命的催化剂。而另一方，则是保守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他们追求的只是一个政权更替的结果，难以割舍传统的礼法道统。对于深入社会脊髓、脏腑的沉疴弊病，开出的也只是一剂温和、渐进的药方，甚或讳疾忌医，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则是极为小心的。在后一种力量居于上风的羊城，女子参军的难度可想而知。
对于蒋介石，还不算太坏的是，他有一个很理直气壮的借口：男女同营，有伤风化。在男女同校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时代里，这无疑是一招杀手锏。
传统中国的宿老耆旧们大谈“男女之防”，自是不用说的；但即便是那些曾经赞成男女平等口号的人，“也狭隘地认为倡导女同志军是仅仅去满足军营男子的性欲而已。”君不闻“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所以也就难怪他们有些杞人忧天：“设不幸而我革命军中果然加入了一些女同志，则诚恐将来已和敌人接触时，他们都还在鸳鸯床上甜睡呢。”
如果说旧老遗民们的反对，是天性使然的话，那么，另一些人的不理解，多少还有些保护女性的考虑。7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一篇署名“忠言”的文章，以一种为女性鸣不平的口吻，很是担心地喊道：“以满足男子性的要求，这是万万不可能的”，“咳，这是多么的可怕，愿提倡女同志军者三思之。”
在求见蒋介石未果之后，金慧淑以“受女界党员推举来粤访问”的身份，找到军校政治部特别区党部，冀望或能得到些许支持。尽管已知希望渺茫，但依旧坚决的面庞上，难以掩饰萌自心底的殷切与真诚，她说：“中国4亿人口，女子居半，男子从事革命，女子却袖手旁观，救国救民的责任不均。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女子已开世界先例，走进革命军队。我们革命党力主坚持列宁主义，提倡男女权利平等，为何我国却无女同志军呢？中国两亿女子不能取得从军权，这就不能说是男女平等。”
其实，在众多社会舆论中，也并非没有支持女子从军的声音。一本叫《中国军人》期刊，却让我们在岁月流逝后，依然得以窥见历史当初的斑斑痕印。该刊是以黄埔军校为主体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会刊，实际领导人是周恩来，主笔则有王一飞、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员。
1925年，在国际“三•八”妇女节15周年之际，《中国军人》特意撰写文章以志纪念。一个是军人期刊，一个是女性的日子，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很自然地便派生出一个大胆的话题——“女同志军”。
一篇名为《军人与妇女》的文章，这样写道：中国妇女，在男子们已冲锋陷阵肉搏于血泊中之关头，不要再熟视无睹，也不要仅限于摇旗呐喊作壁上观，要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要明白，权利归于最大努力者。要想获得女权，必须荷枪实弹去争取，绝非靠一些宣传和示威游行就可以了事。最后作者号召：“吾亲爱之姊妹诸姑，其速武装完成国民革命，以追取应得之平等自由，以洗女界之旧污，发扬女权，以追求人类最高之幸福。”
但这样的呼声毕竟还是非常微弱的，在妇女解放的初潮中，作为先觉者的金慧淑剪了发，放了足，进了学校。男人能做的事，她也正在一件件地做；但唯独从军，却始终成为横亘在她前面的障碍。
初来黄埔时意气踌躇的金慧淑只得失望地回到广州。尽管后来，她又上书政治部，“情愿为旁听生，伙食、服装自备”，即便这样，黄埔的校门也始终未向这个来自广西的女子打开一丝缝隙。
1925年的夏天，广州黄埔，天气闷热，正在为滇、桂军阀叛乱发愁的蒋介石，又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6月9日那天，时任黄埔校长的他收到一封署名“金鞠躬”的来信，责问黄埔军校为何不招女生。信中写道：“木兰从军，千秋共赏；罗兰死节，今古同称。岂以中国二万万之女子，概不能从事革命工作耶？”
上书者叫金慧淑，广西灵川人，受革命思潮的感召来到广州。刚从女子政法大学毕业的她，志愿就是做一名革命的女军人，于是她上书蒋介石，要求黄埔军校招收女生。
信发出后，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几经周折，金慧淑找到当时的女界领袖何香凝，请求帮助，她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则谓男女不能同学，似于理有不通，下次招生望本男女平权之旨义，予以招收壮年女生。”何的丈夫正是那时学校的党代表廖仲恺，她深知此事棘手，只得歉意地表示难以说情。
随后，执意的金慧淑便径直来到黄埔长洲岛，请求面见蒋介石，蒋露有难色，始终避而不见。当然，这不尽是军务繁忙的缘故。
那时的广州，虽为革命的中心，但保守势力仍然根深蒂固。在当时革命力量的阵营里，泾渭分明地分成两大人群：一方是由共产党、国民党左派组成的激进势力，他们有着很重的苏俄色彩，坚决维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社会革命与政权革命的统一，在他们看来，平分地权、男女平等、女子解放……一切都是政权革命的催化剂。而另一方，则是保守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他们追求的只是一个政权更替的结果，难以割舍传统的礼法道统。对于深入社会脊髓、脏腑的沉疴弊病，开出的也只是一剂温和、渐进的药方，甚或讳疾忌医，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则是极为小心的。在后一种力量居于上风的羊城，女子参军的难度可想而知。
对于蒋介石，还不算太坏的是，他有一个很理直气壮的借口：男女同营，有伤风化。在男女同校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时代里，这无疑是一招杀手锏。
传统中国的宿老耆旧们大谈“男女之防”，自是不用说的；但即便是那些曾经赞成男女平等口号的人，“也狭隘地认为倡导女同志军是仅仅去满足军营男子的性欲而已。”君不闻“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所以也就难怪他们有些杞人忧天：“设不幸而我革命军中果然加入了一些女同志，则诚恐将来已和敌人接触时，他们都还在鸳鸯床上甜睡呢。”
如果说旧老遗民们的反对，是天性使然的话，那么，另一些人的不理解，多少还有些保护女性的考虑。7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一篇署名“忠言”的文章，以一种为女性鸣不平的口吻，很是担心地喊道：“以满足男子性的要求，这是万万不可能的”，“咳，这是多么的可怕，愿提倡女同志军者三思之。”
在求见蒋介石未果之后，金慧淑以“受女界党员推举来粤访问”的身份，找到军校政治部特别区党部，冀望或能得到些许支持。尽管已知希望渺茫，但依旧坚决的面庞上，难以掩饰萌自心底的殷切与真诚，她说：“中国4亿人口，女子居半，男子从事革命，女子却袖手旁观，救国救民的责任不均。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女子已开世界先例，走进革命军队。我们革命党力主坚持列宁主义，提倡男女权利平等，为何我国却无女同志军呢？中国两亿女子不能取得从军权，这就不能说是男女平等。”
其实，在众多社会舆论中，也并非没有支持女子从军的声音。一本叫《中国军人》期刊，却让我们在岁月流逝后，依然得以窥见历史当初的斑斑痕印。该刊是以黄埔军校为主体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会刊，实际领导人是周恩来，主笔则有王一飞、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员。
1925年，在国际“三•八”妇女节15周年之际，《中国军人》特意撰写文章以志纪念。一个是军人期刊，一个是女性的日子，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很自然地便派生出一个大胆的话题——“女同志军”。
一篇名为《军人与妇女》的文章，这样写道：中国妇女，在男子们已冲锋陷阵肉搏于血泊中之关头，不要再熟视无睹，也不要仅限于摇旗呐喊作壁上观，要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要明白，权利归于最大努力者。要想获得女权，必须荷枪实弹去争取，绝非靠一些宣传和示威游行就可以了事。最后作者号召：“吾亲爱之姊妹诸姑，其速武装完成国民革命，以追取应得之平等自由，以洗女界之旧污，发扬女权，以追求人类最高之幸福。”
但这样的呼声毕竟还是非常微弱的，在妇女解放的初潮中，作为先觉者的金慧淑剪了发，放了足，进了学校。男人能做的事，她也正在一件件地做；但唯独从军，却始终成为横亘在她前面的障碍。
初来黄埔时意气踌躇的金慧淑只得失望地回到广州。尽管后来，她又上书政治部，“情愿为旁听生，伙食、服装自备”，即便这样，黄埔的校门也始终未向这个来自广西的女子打开一丝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