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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茜，一个说话带笑走路带风的女孩儿，浙江大学、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学士，哈佛大学硕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勋章获得者。她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校友会董事、“哈佛中国行”主要组织者、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创办人、Hi China国际青年发展联盟主席、南京市青联常委、江苏省青联委员。
使命感
就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第二年时，柳茜参加了一个叫“From Harvard Square to Oval office”（从哈佛广场到椭圆办公室）的项目。这个项目每年在哈佛大学选择30名左右的女性，以各种课程和培训帮助这些未来的女性领导人成长。
项目中有一门筹资课，老师就是奥巴马总统竞选团队的顾问。一次上完课，老师问同学们：“你们下个竞选活动的筹资在什么时候进行？”
有位女同学站起来说：“我下个月就要为我的总统竞选筹资。”想象一下，你的同班同学去竞选总统，那你下次去看同学时，可能就是总统派专车来欢迎你，这是多么荣耀和有趣的事。一般情况下，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时都要鼓掌欢呼。但这位同学的消息宣布之后，班上却是长久的沉默，因为这位同学来自索马里。听到索马里，人们能想到的就是战乱、毒品、暗杀等。在索马里，当总统候选人，被暗杀的概率高达60%。
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问这位同学：“你害怕吗？”这位同学答：“我来自索马里，因为获得了奖学金，有机会去英国读书和工作，后来进了联合国工作。我老公是一名律师，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我的生活很幸福。但是，我这样的幸福生活，在我的同胞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虚无缥缈。所以我想回去，完成我作为索马里人的使命。”
同学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柳茜。肯尼迪学院的校训是：“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你能为你的国家做点什么）。”在另外一次课上，一名来自南苏丹的男生在自我介绍时开玩笑说：“我恐怕是班级中唯一一个年龄比国家大的学生了。”南苏丹是一个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全新国家，所以，他要把他现在学的经典理论都记下来，好报效祖国。他说：“这是我作为南苏丹人的使命。”
柳茜强烈感受到了多元文化下的“使命感”，她也忍不住想：我能为我的国家做点什么？
一次，在上比较民主的课程时，课堂讨论到了中东农村虐待妇女的问题，有人就提到了中国。结果剩下的时间里，所有人都在讨论中国农村的种种问题。柳茜听着听着，发现“画风很不对”，很多同学对中国的看法都是道听途说，跟实际情况根本不一致。有中国同学站起来试图解释，但个人的解释太过单薄，无法形成说服力。其他同学说：“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你是精英，你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你在护短。”
柳茜是肯尼迪学院中国学生会主席，这次课程的经历，让她萌生出了一个想法：她要做“哈佛中国行”，将哈佛的老师和学生带到中国去，让他们亲眼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就這样，“哈佛中国行”项目成立了。
哈佛中国行
“哈佛中国行”的团员在哈佛大学范围内严格选拔，这些年轻人都是世界各地、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有的是企业负责人或高管，有的是政府中高层。柳茜希望他们在事业发展的早期能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建立一个中立的印象，这样未来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时会多一份理解。
柳茜和团队将“哈佛中国行”的行程分为“中国的行政体系解读”“崛起中的私营企业”“崛起中的社会组织”“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四个主题，围绕这四个主题安排了一系列到政府、企业、NGO组织、学校等机构的交流和参观、访问活动。
每次“哈佛中国行”，30多位团员在行程中发生过各种价值观的碰撞。
一位名叫西德拉的女生，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到中东做了两年扶贫志愿者，而后来到肯尼迪学院学习。临行中国前，她看了5本关于中国的书，列下了12个问题，不断地对柳茜说，中国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柳茜说：“没关系，我现在不跟你讨论，你就带着这些问题去中国。”
参观国务院新闻办，座谈环节时，西德拉第一个举手提问。她问新闻发言人：“媒体的作用是看门狗，也就是监督的作用，但中国的媒体更多地是为政府摇旗呐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听到这个问题，柳茜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问题很尖锐、很敏感。同学们都认真地聆听着新闻发言人的回答。新闻发言人答道：“你们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戴着口罩，中国的污染很严重;大家迟到了20分钟，中国的堵车很严重;中国的生存压力很大，在北京，一个上班族单程通勤可能就需要两个小时。如果在这两个小时中，他不断地听到的都是坏消息，可能这一天他都不想工作了;如果听到的是好消息，他可能会有信心去努力。我认同媒体需要起到监督作用，事实上我们也在努力加强媒体这方面的职责。但是在中国，媒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充当粘合剂的作用，将这么大的国家的13亿人，凝聚在一起，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这是中国发展的首要条件。”
整个行程结束，西德拉给柳茜写了一张感谢卡，卡上说：“茜茜，我开始明白，这个世界上真的并没有一个‘正确’的政府形式。哪个政府能用一种方式让国民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这就是一个合适形式的政府。”
回去后，有同学写文章讲述他看到的不一样的中国。他说，来之前，以为那里只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和像机器一样劳作的人们，现在亲眼目睹，中国发展得如此之快，人民充满了活力。这片土地上散发的生机是他从没有想到的。
这位韩国同学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来到了中国，加入了一家AI智能公司工作。
“在行程中，我们不去附和或者回避其他人对中国的看法，而是努力去回应和解释，这最终会加深世界对中国的理解。”柳茜希望通过真诚的交流，让大家产生理解和共鸣。 总统勋章
2014年，“哈佛中国行”项目成立后，每年春假、寒假，都是柳茜忙碌的时候。2015年，她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得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后，获得了一份投资行业的工作，年入几十万元。
工作期间，她不时听闻同学们的各种消息。她的南苏丹同学放弃年薪30万～50万美元的工作回到祖国，拿着每月200美元的薪资，在战争的废墟上干着建立南苏丹金融体系的事业。柳茜又想起，大一的暑假，她在印度做志愿者时的所见所闻。干净的饮用水、一餐饭，这些在常人看来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在印度，可能很难达成。一天傍晚，她看见人行道上蹲着一群十二三岁的印度女孩。她问朋友，这些女孩在做什么，是在乘凉吗？朋友告诉她，这些女孩来自农村，没有劳动技能，无法在城市工作，1美元就可以买她们的一个晚上。柳茜很惊讶，在美国1美元连一杯可乐都买不到，在这里却可以买到一个印度女性的尊严。她和志愿者同伴联络当地机构，开始设立劳动技能培训班，主要帮当地女性学习如何纺纱、如何操作机器。那个暑假，她开了两期培训班，共培训了40多个女孩儿。这些获得了技能的女孩儿，从街边走进了工厂，不必再靠出卖肉体维持生存了。那是柳茜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的力量虽然微薄，却可以改变40多个人的命运。
2016年的一个冬夜，柳茜和6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商议后，做了一个决定，各自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国做公益。这一年，她注册创立了Hi China国际青年发展联盟和世界青年发展论坛。
2017年，她要全职做公益了，和父母签了一个“两年协议”——从2017年8月她从公司辞职算起，到2019年8月的两年内，家里不会对她提供资金支持，但也不会干涉她想做的事情。他们约定，两年后如果效果不好，她就必须放弃公益事业。同时，父母也给出一个建议：在全职从事公益工作的期间，可以读一个博士学位，任何时刻都不忘提升自己，以备时代和职业的需要。
柳茜回国后，一边从事公益工作，一边读博，异常忙碌。做公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做项目需要联络各个部门、各个行业，执行项目需要大量志愿者，这些都是很棘手的事。
有一次，柳茜去找一个单位的负责人洽谈项目，对方约柳茜下午1点到。柳茜准时到了，对方却要去开会，柳茜就在那里等着。一直等到下午6点，那位负责人会议结束出来，看到柳茜还在，大为吃惊，他以为柳茜早走了。冲着柳茜的这种精神，原本对项目兴趣不大的他决定与柳茜合作。
从开始做公益到现在，柳茜投入的都是自己之前工作攒下的近百万元积蓄，但还远远不够。柳茜渐渐学会了精打细算。过去做投资时，她出差都住五星级酒店，现在住青年旅社;过去出行坐飞机、高铁，现在坐绿皮火车，一方面节省车费，一方面正好利用坐车的时间学习。
她也调整了一些项目的执行方式，让过去完全免费的项目慢慢过渡到收费模式，但依然保持有一定比例的資助，并且有奖学金机制。
柳茜说：“做公益的这几年，是我成长最快的几年。在对事情的认识上，更立体和包容了。这些年，我一直尝试尽量从‘理想主义者’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转变。这样，我们对于世界的构想，才不仅仅是一个构想，才能落地。”
2017年，在一次活动中，柳茜经朋友介绍结识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顾问，在总统办公室的支持下，开展了“President X”计划。在这个项目中，中国学生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参观、访问这个国家中的国企、民企、中资企业，以总统视角思考国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个时候的乌兹别克斯坦刚刚进行改革开放，如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样，正是改革的试验田。
2019年上半年寒假，在谈到如何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吸引中国投资时，小组有同学建议对中国实行免签。2019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总统令，正式对中国实行7天免签。同学们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很开心。
2018年年底，柳茜获得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勋章，颁奖词中写道：“为表彰和感谢柳茜女士及Hi China国际青年发展联盟、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对推动和加深中乌两国交往和合作的贡献，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先生决定为您颁发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勋章，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首次将该国家荣誉授予外国友人。”
使命感
就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第二年时，柳茜参加了一个叫“From Harvard Square to Oval office”（从哈佛广场到椭圆办公室）的项目。这个项目每年在哈佛大学选择30名左右的女性，以各种课程和培训帮助这些未来的女性领导人成长。
项目中有一门筹资课，老师就是奥巴马总统竞选团队的顾问。一次上完课，老师问同学们：“你们下个竞选活动的筹资在什么时候进行？”
有位女同学站起来说：“我下个月就要为我的总统竞选筹资。”想象一下，你的同班同学去竞选总统，那你下次去看同学时，可能就是总统派专车来欢迎你，这是多么荣耀和有趣的事。一般情况下，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时都要鼓掌欢呼。但这位同学的消息宣布之后，班上却是长久的沉默，因为这位同学来自索马里。听到索马里，人们能想到的就是战乱、毒品、暗杀等。在索马里，当总统候选人，被暗杀的概率高达60%。
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问这位同学：“你害怕吗？”这位同学答：“我来自索马里，因为获得了奖学金，有机会去英国读书和工作，后来进了联合国工作。我老公是一名律师，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我的生活很幸福。但是，我这样的幸福生活，在我的同胞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虚无缥缈。所以我想回去，完成我作为索马里人的使命。”
同学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柳茜。肯尼迪学院的校训是：“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你能为你的国家做点什么）。”在另外一次课上，一名来自南苏丹的男生在自我介绍时开玩笑说：“我恐怕是班级中唯一一个年龄比国家大的学生了。”南苏丹是一个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全新国家，所以，他要把他现在学的经典理论都记下来，好报效祖国。他说：“这是我作为南苏丹人的使命。”
柳茜强烈感受到了多元文化下的“使命感”，她也忍不住想：我能为我的国家做点什么？
一次，在上比较民主的课程时，课堂讨论到了中东农村虐待妇女的问题，有人就提到了中国。结果剩下的时间里，所有人都在讨论中国农村的种种问题。柳茜听着听着，发现“画风很不对”，很多同学对中国的看法都是道听途说，跟实际情况根本不一致。有中国同学站起来试图解释，但个人的解释太过单薄，无法形成说服力。其他同学说：“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你是精英，你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你在护短。”
柳茜是肯尼迪学院中国学生会主席，这次课程的经历，让她萌生出了一个想法：她要做“哈佛中国行”，将哈佛的老师和学生带到中国去，让他们亲眼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就這样，“哈佛中国行”项目成立了。
哈佛中国行
“哈佛中国行”的团员在哈佛大学范围内严格选拔，这些年轻人都是世界各地、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有的是企业负责人或高管，有的是政府中高层。柳茜希望他们在事业发展的早期能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建立一个中立的印象，这样未来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时会多一份理解。
柳茜和团队将“哈佛中国行”的行程分为“中国的行政体系解读”“崛起中的私营企业”“崛起中的社会组织”“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四个主题，围绕这四个主题安排了一系列到政府、企业、NGO组织、学校等机构的交流和参观、访问活动。
每次“哈佛中国行”，30多位团员在行程中发生过各种价值观的碰撞。
一位名叫西德拉的女生，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到中东做了两年扶贫志愿者，而后来到肯尼迪学院学习。临行中国前，她看了5本关于中国的书，列下了12个问题，不断地对柳茜说，中国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柳茜说：“没关系，我现在不跟你讨论，你就带着这些问题去中国。”
参观国务院新闻办，座谈环节时，西德拉第一个举手提问。她问新闻发言人：“媒体的作用是看门狗，也就是监督的作用，但中国的媒体更多地是为政府摇旗呐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听到这个问题，柳茜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问题很尖锐、很敏感。同学们都认真地聆听着新闻发言人的回答。新闻发言人答道：“你们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戴着口罩，中国的污染很严重;大家迟到了20分钟，中国的堵车很严重;中国的生存压力很大，在北京，一个上班族单程通勤可能就需要两个小时。如果在这两个小时中，他不断地听到的都是坏消息，可能这一天他都不想工作了;如果听到的是好消息，他可能会有信心去努力。我认同媒体需要起到监督作用，事实上我们也在努力加强媒体这方面的职责。但是在中国，媒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充当粘合剂的作用，将这么大的国家的13亿人，凝聚在一起，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这是中国发展的首要条件。”
整个行程结束，西德拉给柳茜写了一张感谢卡，卡上说：“茜茜，我开始明白，这个世界上真的并没有一个‘正确’的政府形式。哪个政府能用一种方式让国民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这就是一个合适形式的政府。”
回去后，有同学写文章讲述他看到的不一样的中国。他说，来之前，以为那里只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和像机器一样劳作的人们，现在亲眼目睹，中国发展得如此之快，人民充满了活力。这片土地上散发的生机是他从没有想到的。
这位韩国同学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来到了中国，加入了一家AI智能公司工作。
“在行程中，我们不去附和或者回避其他人对中国的看法，而是努力去回应和解释，这最终会加深世界对中国的理解。”柳茜希望通过真诚的交流，让大家产生理解和共鸣。 总统勋章
2014年，“哈佛中国行”项目成立后，每年春假、寒假，都是柳茜忙碌的时候。2015年，她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得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后，获得了一份投资行业的工作，年入几十万元。
工作期间，她不时听闻同学们的各种消息。她的南苏丹同学放弃年薪30万～50万美元的工作回到祖国，拿着每月200美元的薪资，在战争的废墟上干着建立南苏丹金融体系的事业。柳茜又想起，大一的暑假，她在印度做志愿者时的所见所闻。干净的饮用水、一餐饭，这些在常人看来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在印度，可能很难达成。一天傍晚，她看见人行道上蹲着一群十二三岁的印度女孩。她问朋友，这些女孩在做什么，是在乘凉吗？朋友告诉她，这些女孩来自农村，没有劳动技能，无法在城市工作，1美元就可以买她们的一个晚上。柳茜很惊讶，在美国1美元连一杯可乐都买不到，在这里却可以买到一个印度女性的尊严。她和志愿者同伴联络当地机构，开始设立劳动技能培训班，主要帮当地女性学习如何纺纱、如何操作机器。那个暑假，她开了两期培训班，共培训了40多个女孩儿。这些获得了技能的女孩儿，从街边走进了工厂，不必再靠出卖肉体维持生存了。那是柳茜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的力量虽然微薄，却可以改变40多个人的命运。
2016年的一个冬夜，柳茜和6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商议后，做了一个决定，各自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国做公益。这一年，她注册创立了Hi China国际青年发展联盟和世界青年发展论坛。
2017年，她要全职做公益了，和父母签了一个“两年协议”——从2017年8月她从公司辞职算起，到2019年8月的两年内，家里不会对她提供资金支持，但也不会干涉她想做的事情。他们约定，两年后如果效果不好，她就必须放弃公益事业。同时，父母也给出一个建议：在全职从事公益工作的期间，可以读一个博士学位，任何时刻都不忘提升自己，以备时代和职业的需要。
柳茜回国后，一边从事公益工作，一边读博，异常忙碌。做公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做项目需要联络各个部门、各个行业，执行项目需要大量志愿者，这些都是很棘手的事。
有一次，柳茜去找一个单位的负责人洽谈项目，对方约柳茜下午1点到。柳茜准时到了，对方却要去开会，柳茜就在那里等着。一直等到下午6点，那位负责人会议结束出来，看到柳茜还在，大为吃惊，他以为柳茜早走了。冲着柳茜的这种精神，原本对项目兴趣不大的他决定与柳茜合作。
从开始做公益到现在，柳茜投入的都是自己之前工作攒下的近百万元积蓄，但还远远不够。柳茜渐渐学会了精打细算。过去做投资时，她出差都住五星级酒店，现在住青年旅社;过去出行坐飞机、高铁，现在坐绿皮火车，一方面节省车费，一方面正好利用坐车的时间学习。
她也调整了一些项目的执行方式，让过去完全免费的项目慢慢过渡到收费模式，但依然保持有一定比例的資助，并且有奖学金机制。
柳茜说：“做公益的这几年，是我成长最快的几年。在对事情的认识上，更立体和包容了。这些年，我一直尝试尽量从‘理想主义者’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转变。这样，我们对于世界的构想，才不仅仅是一个构想，才能落地。”
2017年，在一次活动中，柳茜经朋友介绍结识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顾问，在总统办公室的支持下，开展了“President X”计划。在这个项目中，中国学生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参观、访问这个国家中的国企、民企、中资企业，以总统视角思考国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个时候的乌兹别克斯坦刚刚进行改革开放，如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样，正是改革的试验田。
2019年上半年寒假，在谈到如何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吸引中国投资时，小组有同学建议对中国实行免签。2019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总统令，正式对中国实行7天免签。同学们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很开心。
2018年年底，柳茜获得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勋章，颁奖词中写道：“为表彰和感谢柳茜女士及Hi China国际青年发展联盟、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对推动和加深中乌两国交往和合作的贡献，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先生决定为您颁发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勋章，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首次将该国家荣誉授予外国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