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食安办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公告，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非法食品添加剂。对故意非法添加的，一律吊销相关证照，没收其非法所得，要求其对造成的危害进行赔偿，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制贩非法添加物一律从重从快惩处。(4月25日《新京报》)
　　毫无疑问，与此前只针对某项添加剂的举措相比，此次严打非法添加荆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考虑到食品安全问题，事关公众的身体健康，这样的严厉手段是必须的。
　　当下，食品安全领域里问题频出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太低，三聚氰胺这样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其生产者仅担了几年的刑责。我们不妨想想，倘若这样一起轰动全国的大案责任人付出的成本也不过就是几年的徒刑，那么其他影响没有如此巨大与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责任人，能受到怎样的处罚也就可想而知。
　　所以苏丹红去了，孔雀绿会来，三聚氰胺了了，瘦肉精又浮出水面，及至最近的毒豆芽、染色馒头，食品安全领域里的事件层出不穷，几乎已经穷尽了人们的想像力，但最终人们无奈地发现，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面对这样一个现状，显然，再以常规性的手段进行处理难以起到威慑作用，从重从快惩处就必然要成为一种常规性手段。
　　我们当然不会天真地认为从重从快惩处能解决食品安全领域里的一切问题，但的确会让那些热衷于使用非法添加剂的违法者付出沉重的代价，一票否决，一次定刑，就像对待酒驾者的严厉一样对待非法添加剂的使用者与生产商，食品安全领域里颊出的问题才会逐渐减少。
　　
　　“截车救狗”与“杀狗逼捐”
　　木须虫
　　
　　成都网友朱光兵因对“截车救狗”的行为表示质疑，在网上发帖称“如果救狗者不将救狗的钱捐助给贫困地区儿童自己就每天杀一条狗表示抗议”。随后朱光兵的个人信息被人公布在网上，不堪骚扰的他日前辞去工作，他表示仍坚持认为堵路救狗的行为不妥。(5月12日《广州日报》)
　　在善良与博爱面前，救人与救狗没有矛盾，都是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权益的珍视。现实中，“截车救狗”与捐助贫困儿童本是平行的两根轨道，只要是真正付诸行动，都算得上是一种“爱”，所以当听到“救狗大于救人?人竟然不如狗?”这样的论调时，公众会觉得大为刺耳。
　　社会需要良善与爱心，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但社会同样也需要理解与包容，无论对“是”还是“非”。一个真正拥有良善与爱心的人，会用行为与观念去感染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人与事变更好，而不是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甚至用一个问题作为解决另一个问题的条件，如此以来就会引发一连串新的问题，“截车救狗”是如此，“杀狗逼捐”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按朱光兵的逻辑质问他：有杀狗的投入，为何不能将这些投入用来捐助贫困儿童，他又该如何回答?
　　对于朱光兵偏激的言论，网友也不必过于紧张：一者买狗杀并不犯法，并且花的还是他自己的银子；二者会不会真的去杀，也是一个疑问。况且，是不是炒作，尚须怀疑。但是，疯狂人肉搜索并公布朱光兵的信息所引起的人身攻击，更是对个人权益的侵犯。口诛笔伐之间，“救狗”与“救人”成为了双方阵营对垒的“幌子”，争吵的结果于“救狗”与“救人”毫无裨益。“杀狗逼捐”，只不过是以爱的名义上演的荒唐闹剧罢了。
　　说到底，我们应该用理智的观念、理性的行为来诠释与践行“爱”的内涵，尤其是在信息传播浪潮汹涌，资讯表达真假难辨的当下，热的关注还要冷的思考。
　　
　　漠视生命的人会爱音乐吗?
　　鸿非
　　
　　5月9日晚，音乐人高晓松因酒后驾车发生事故，造成四车连撞，四人受伤。据交警检测，高晓松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已达醉驾标准。10日，他已因涉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
　　在高晓松酒驾的当天上午，司机郭术东因被控危险驾驶罪在房山法院受审，并当庭领刑拘役4个月，处罚金2000元，成为北京酒驾获刑第一人，而这天距离刑法修正案实施“醉驾入刑”不过6天时间。入刑仍不能阻止司机醉驾开车，这表明在一些司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侥幸心理还存在，以身试法者不乏其人。
　　前不久，针对药家鑫案中西安音乐学院一些学生的表现，高晓松曾表示，今后音乐界将不接受他们，缘由是“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时隔一段时间，这个质问同样适用于发问者本人，酒驾不但是对别人生命的漠视，也是对自己生命的漠视，高晓松用自己的“言”，为自己的“行”上了课。
　　名人要有社会责任感，高晓松常对公共事务发言，在谈及明星吸毒时他曾如此批评：“娱乐圈越来越堕落了!我非常反对吸毒，说一个不好听的、伤害别人的话，吸毒就是没文化的表现。”可往往有些名人的社会责任感只体现在嘴上，无法落实到行动上。高晓松醉驾再次提醒公众人物要言行一致，不能口是心非。
　　
　　让领导先飞　我们可以围观
　　马涤明
　　
　　领导优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惯性思维，在一些人看来属于天经地义。无需理由，或说“领导”就是理由。所以我们就常常看到，属于公共资源的道路，必须先让给领导，哪怕仅仅是方便领导“午膳”，仍然要保持警车开道，无视红绿灯；危险关头，也是领导先脱险，比如那场大火中有个干部大喊“让领导先走”。
　　乘客被延误，“领导先飞”，虽说叫人愤怒，但也略有欣慰——由于乘客不断向机场工作人员发难，工作人员终于说出了事实和真相；在和乘客的解释中，机场工作人员无意中说出，原来这位要客是一位领导——工作人员隐瞒真相，其实是进步的体现，至少，服务单位已经不再把“领导优先”看得天经地义，和十几年前火灾现场大喊“让领导先走”相比，“领导优先文化”已经显得含蓄多了。
　　说“领导优先”是带有某种“文化”的性质，这种定性可能会越来越有失准确，因为国民的现代政治意识越来越强，没有多少人身上还会有前清奴才那般血液，以给权贵点头哈腰为荣。然而，文化上的东西淡了，权力上的东西却有越来越浓重之势。不管人们愿不愿意给权力让道，或说无需我们让不让，权力自己都有优先的能量。面对不愿让道的百姓，警察过来说“我只为领导服务，你们算什么东西?”甚至，说不定会有“处突队员”之类的人突然把你给拿下。
　　我还是认为，不管是说“我只为领导服务”的警察，还是为领导出行保证闲杂人等“回避”的“处突队员”，他们未必就愿意让“领导优先”，让百姓让路，而是，权力决定的东西，谁也没办法。机场方面也一样，他们喜欢给权力提供方便，以换取“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也好，得罪不起权力也罢，权力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语境下，“领导先飞”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这不等于说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相反，我们必须学会发难、善于发难，比如像网友“被延误”一样，曝光他们，围观他们，让特权在发难和围观中渐行渐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