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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这个世界只有我自己，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
看着周围的人，我以为他们是老神仙安排的道具，只为我的存活而来，我以为他们都会以我的意愿来行事，周围的一切都是假的。我以为我也不是我，只是一双被囚禁在盔甲里逃不出去的眼睛。多少人都死在了“我以为”上。所以我本是一个自私的人，即便是偶尔做些好事，也是为了博得父母老师的表扬。小时候干了不少坏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抓了一条小鲵，直接把妈妈吓得犯了心脏病。
是不是人在很小的时候，都会以为“世界只有我自己”。邻居一位哥哥扒汽车，结果车走了，他摔了。被别的孩子架回来的时候，他的膝盖血流如注，露出了白色的骨头茬儿。这哥哥一路哭号，他妈妈就叉着腰一路的大骂：“缺了个德的！少教育的！你他妈就不是人养的。”我站在旁边很纳闷：“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吵？不应该呀，他该不是他，他妈也不是他妈妈。他在哭，哭什么，疼吗？他该不疼啊。”我差点就过去告诉那位哥哥：“不要哭，你不是真的。这个世界只有我自己。”
小学一年级，和同学在石头堆上玩打仗。他一失手，一块鹅卵石直接砸在了我的额角，血当时就流了下来，我哭了。他也吓坏了，跪在地上求我不要告诉老师。我这才知道，原来我是可以被别人打疼的。看来邻居哥哥也是真哭的，看来我不是老神仙。二年级开学那天，我背了一个漂亮的塑料水壶。一个高年级的男孩子一把抢了过去。我过去争辩，被打。我这才明白，原来，世界真的不是只有我自己。
转眼，青春期到了，人最自私的时节也来了。个性张扬，处处要显得特立独行，自己的想法才是永远正确的。老师的话不对，父母的话更不对，我才是最重要的，唯我独尊。我那时看不起爸妈，不喜欢听他们说话，瞧不上他们的事业、观点，甚至他们平凡的长相、朴素的衣着，更别提他们为我做的一切了。那时候懂得美丑了，开始和同学们攀比穿戴了。天冷了，妈妈给我翻出了一顶爸爸戴过的皮帽子。我觉得过时了很难看，每天早上一出门就把帽子直接塞进书包，冻着去上学。放学了，进门之前，再把帽子掏出来戴上。
那时候，受港台文化影响，男孩子特别流行穿黑皮鞋、白襪子、黑西裤，上身夹克衫或者红色短棉衣，系条白围脖，头上却是一顶军用棉帽，再冷的天也不把帽耳朵放下来。帽子一摘，统一的“郭富城头”。骑的一定得是山地车，要是弯把儿的公路赛车更洋气。它们代表时尚，代表风气，代表可以昂头挺胸的权利，代表在学校，我说了算。
爸妈绝不惯着我，要什么就给买什么，所以这身行头我不会有。没有，在学校就得溜边儿，是非主流，浑身上下都会透着土和穷。看着自己的头发，我很愤怒：衣裳买不起也就罢了，头发根本不可能梳成郭富城头，因为我是“自来卷儿”。我气得在家里找，到底是谁遗传给我一头卷了吧唧的头发。自行车更要命，我那辆掉了漆的凤凰牌大“二八”，在学校的自行车棚里格外扎眼。放学了都不好意思跟着大家一块骑出校门口。更可恶的是，这辆车陪着我从初中骑进高中，我都进了话剧院学习表演了，我是演员了，它还跟着我。一个月黑风高夜，我把它戳在了一条胡同里，故意没上锁，它终于丢了。我爸还去找，肯定找不到。看着他心疼的样子，我得意至极。
现在才知道我那时究竟是多么混蛋。在这个家里，真的不是只有我自己。那时候，十几岁的半大小子抢劫盗窃、打架斗殴的现象特别严重，有些人的生活就是每天从这所学校打到那所学校，从这个区逃到那个区。再加上北方人脾气暴躁，彼此还不认识，互相看一眼就会动起手来。所以，那20世纪80年代的北方城市，有些恐怖。我的两所中学，各有一名学生被杀。最惨的被捅了十几刀，抛尸于太阳岛深处。后来犯罪嫌疑人被抓到了，是正值青春期的孩子。
我也遇过险，陪一个同学和人谈判，坐在对方的车里，车窗外一边一个黑衣的保镖。不知道哪句话没谈明白，保镖们各自举起一把一尺长的枪，冲着天上就放。我的耳朵呀，叫唤了3天。有一天回家，走在一条胡同里，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我偏偏不肯让。摩托车主急了，加大油门向我撞来。我只好一躲。车主开到前面下了车，冲我边走边解腰带，估计是要抽我。我会怕他？在地上寻了块砖攥在手里，准备应战。车主走到我的近前，忽然一抬手，一个冰凉梆硬的东西就顶住了我的脑门。我知道那不是皮带，砖头就撒了手。“小崽子，严打呢，你老实点儿！”车主吓唬完我，把枪收进了腰里扬长而去。我冷汗涔涔，我明白了，这条胡同不是只有我自己。
我曾经拿着上述的一切，作为骄傲的经历和谈资四处招摇。如今我知道错了，世界真的不是只有我自己。从无知的幼儿期，到狂躁的青春期，这是一个裂变的过程。从人变成鬼，再由鬼变回人。对一部分人来说，那是一个危险躁动的年纪，是一个不懂得珍惜青春、不懂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更不懂得去体谅别人，只顾自己的年纪。好在经历的挫折让我知道，这些都是成长过程中必走的弯路——可是真的必走吗？
“谁没年轻过？”这话可以带着一丝骄傲为我们混蛋的过去粉饰，但是一旦铸成大错，悔之晚矣。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甚至善待动物，因为，世界不是只有我们自己。
（摘自《不靠谱的演员都爱说如果》）
（编辑/张金余）
看着周围的人，我以为他们是老神仙安排的道具，只为我的存活而来，我以为他们都会以我的意愿来行事，周围的一切都是假的。我以为我也不是我，只是一双被囚禁在盔甲里逃不出去的眼睛。多少人都死在了“我以为”上。所以我本是一个自私的人，即便是偶尔做些好事，也是为了博得父母老师的表扬。小时候干了不少坏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抓了一条小鲵，直接把妈妈吓得犯了心脏病。
是不是人在很小的时候，都会以为“世界只有我自己”。邻居一位哥哥扒汽车，结果车走了，他摔了。被别的孩子架回来的时候，他的膝盖血流如注，露出了白色的骨头茬儿。这哥哥一路哭号，他妈妈就叉着腰一路的大骂：“缺了个德的！少教育的！你他妈就不是人养的。”我站在旁边很纳闷：“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吵？不应该呀，他该不是他，他妈也不是他妈妈。他在哭，哭什么，疼吗？他该不疼啊。”我差点就过去告诉那位哥哥：“不要哭，你不是真的。这个世界只有我自己。”
小学一年级，和同学在石头堆上玩打仗。他一失手，一块鹅卵石直接砸在了我的额角，血当时就流了下来，我哭了。他也吓坏了，跪在地上求我不要告诉老师。我这才知道，原来我是可以被别人打疼的。看来邻居哥哥也是真哭的，看来我不是老神仙。二年级开学那天，我背了一个漂亮的塑料水壶。一个高年级的男孩子一把抢了过去。我过去争辩，被打。我这才明白，原来，世界真的不是只有我自己。
转眼，青春期到了，人最自私的时节也来了。个性张扬，处处要显得特立独行，自己的想法才是永远正确的。老师的话不对，父母的话更不对，我才是最重要的，唯我独尊。我那时看不起爸妈，不喜欢听他们说话，瞧不上他们的事业、观点，甚至他们平凡的长相、朴素的衣着，更别提他们为我做的一切了。那时候懂得美丑了，开始和同学们攀比穿戴了。天冷了，妈妈给我翻出了一顶爸爸戴过的皮帽子。我觉得过时了很难看，每天早上一出门就把帽子直接塞进书包，冻着去上学。放学了，进门之前，再把帽子掏出来戴上。
那时候，受港台文化影响，男孩子特别流行穿黑皮鞋、白襪子、黑西裤，上身夹克衫或者红色短棉衣，系条白围脖，头上却是一顶军用棉帽，再冷的天也不把帽耳朵放下来。帽子一摘，统一的“郭富城头”。骑的一定得是山地车，要是弯把儿的公路赛车更洋气。它们代表时尚，代表风气，代表可以昂头挺胸的权利，代表在学校，我说了算。
爸妈绝不惯着我，要什么就给买什么，所以这身行头我不会有。没有，在学校就得溜边儿，是非主流，浑身上下都会透着土和穷。看着自己的头发，我很愤怒：衣裳买不起也就罢了，头发根本不可能梳成郭富城头，因为我是“自来卷儿”。我气得在家里找，到底是谁遗传给我一头卷了吧唧的头发。自行车更要命，我那辆掉了漆的凤凰牌大“二八”，在学校的自行车棚里格外扎眼。放学了都不好意思跟着大家一块骑出校门口。更可恶的是，这辆车陪着我从初中骑进高中，我都进了话剧院学习表演了，我是演员了，它还跟着我。一个月黑风高夜，我把它戳在了一条胡同里，故意没上锁，它终于丢了。我爸还去找，肯定找不到。看着他心疼的样子，我得意至极。
现在才知道我那时究竟是多么混蛋。在这个家里，真的不是只有我自己。那时候，十几岁的半大小子抢劫盗窃、打架斗殴的现象特别严重，有些人的生活就是每天从这所学校打到那所学校，从这个区逃到那个区。再加上北方人脾气暴躁，彼此还不认识，互相看一眼就会动起手来。所以，那20世纪80年代的北方城市，有些恐怖。我的两所中学，各有一名学生被杀。最惨的被捅了十几刀，抛尸于太阳岛深处。后来犯罪嫌疑人被抓到了，是正值青春期的孩子。
我也遇过险，陪一个同学和人谈判，坐在对方的车里，车窗外一边一个黑衣的保镖。不知道哪句话没谈明白，保镖们各自举起一把一尺长的枪，冲着天上就放。我的耳朵呀，叫唤了3天。有一天回家，走在一条胡同里，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我偏偏不肯让。摩托车主急了，加大油门向我撞来。我只好一躲。车主开到前面下了车，冲我边走边解腰带，估计是要抽我。我会怕他？在地上寻了块砖攥在手里，准备应战。车主走到我的近前，忽然一抬手，一个冰凉梆硬的东西就顶住了我的脑门。我知道那不是皮带，砖头就撒了手。“小崽子，严打呢，你老实点儿！”车主吓唬完我，把枪收进了腰里扬长而去。我冷汗涔涔，我明白了，这条胡同不是只有我自己。
我曾经拿着上述的一切，作为骄傲的经历和谈资四处招摇。如今我知道错了，世界真的不是只有我自己。从无知的幼儿期，到狂躁的青春期，这是一个裂变的过程。从人变成鬼，再由鬼变回人。对一部分人来说，那是一个危险躁动的年纪，是一个不懂得珍惜青春、不懂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更不懂得去体谅别人，只顾自己的年纪。好在经历的挫折让我知道，这些都是成长过程中必走的弯路——可是真的必走吗？
“谁没年轻过？”这话可以带着一丝骄傲为我们混蛋的过去粉饰，但是一旦铸成大错，悔之晚矣。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甚至善待动物，因为，世界不是只有我们自己。
（摘自《不靠谱的演员都爱说如果》）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