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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效率面前，麦客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古老的职业和悠久的传说，正被机械一茬茬收割殆尽。笔者所做研究目的其一在于谱写“回乡麦客”群体的生活史，凡是平民百姓，在历史之中甚少留有痕迹，或是雁过无痕，或是留有只言片语，但是草根历史恰恰是我们社会生活的最真实状态，笔者所做不在于其他，只为证明“回乡麦客”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地区，曾经以那样的方式，真实地存在过；本次研究目的是从组织学的角度出发，了解“回乡麦客”的自组织行为，分析“回乡麦客”群体组织内部的运行方式、沟通方式、不同组织之间的沟通方式等，为“回乡麦客”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回乡麦客”；自组织；组织行为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一、麦客研究综述
曲辉在《麦客：当镰刀遭遇机器》中对NHK 的纪录片《麦客：中国·铁与镰刀的冲突》有着较为独到的分析，在对老麦客与铁麦客两个农民群体的分析中，曲辉认为也许真正深远的冲突并不存在于两个同为弱势的农民群体间，而是事关整个转型期社会福利匮乏与贫富分化加巨的艰深问题。这是中国农民的姿态，他们在炙热的太阳下挥舞着镰刀，汗珠从他们的额头上滴进脚下的麦田里，他们从不怕苦，也从不说累，岁月苍老了容颜，但从没压弯他们的脊梁。田富强、池春芳在《西部麦客现象》中依托可搜集到的零碎文字记载试图还原一些不为正史聚焦的、几乎被当代史完全有意无意失忆的特殊群体之存在断面，深刻探讨麦客消逝的深层原因；在《麦客民俗研究》中将麦客作为草根社会的民俗之一。麦客的存在即将成为历史，但是，作为农民共同意识的遗迹，在已经或者正在现代化的关中百姓潜意识深层，麦客是不会轻易磨灭的；张祖群在《麦客与“候鸟”：中国农耕社会文化符号》中从麦客源地、麦客交通方式、麦客线路、割麦把式、麦客歌谣、麦客歧视等方面书写了麦客的一个民族志 。从一把镰刀到联合收割机，从老麦客到新麦客，见证了农民先富和机器大生产对传统农业生活的冲击。手握镰刀的人和先富之人的差距，有时候也是中国贫富差距的一个映照。
二、“回乡麦客”一词的来源
麦客现象在黄土高原地区出现已有千年历史，据说，麦客最早是出现在甘肃东部的陇东、平凉一带，黄土高原的干旱以及黄土高原地区独特的地貌使得这里贫困交加，在农历六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外出割麦赶场成了这里解决贫困问题的一种方式。
“回乡麦客”是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第一集播出之后出现的用语，用以称呼宁夏固原外出做割麦最后又回到自己家乡收麦的麦客群体，在本文中笔者借用“回乡麦客”这一名词。这也可以看出麦客外出的规律是不管向哪里走，最终都会在自己家收麦的时间回到自己家里，这也是他们被称为“回乡麦客”的原因之一。在《舌尖2》第一集中，以麦客马万全为主人公，不仅仅有西北的特色美食臊子面，更为观众讲述主人公作为麦客的一路艰辛。
三、“回乡麦客”自组织行为分析
本次调查选取的是甘肃省静宁县梁马村的“回乡麦客”为调查对象。每年六月麦黄时节，“回乡麦客”开始外出割麦了，三三两两相约在村口的大树下，带着一把镰刀、化肥袋子改装的背囊、一顶草帽 、简单的行李，踏上外出割麦的旅程。
“回乡麦客”组织的形成是自发的、没有外部力量强加干涉的过程，在本次调查中，笔者注意到“回乡麦客”每次外出都是由村里具有较高社会声望或是之前有过外出割麦经历的人牵头，组织其他人外出割麦。
在组织中，牵头人一般由红白喜事总管、年长的长辈或是村里识字的“文化人”担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白喜事是村庄里的大事，而在红白喜事中担任总管的成员，在村庄社会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比如在本次调查中，梁马村的红白喜事总管一般由前任的村支书担任，他在过去是村里的支书，在为人办事方面很得村民的信任，在村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村中发生家庭纠纷也是请他去调解。在“回乡麦客”中牵头就是由这样具有社会声望的人担任。这一过程我们将其称为“选麦王”。“麦王”是组织中的领导者，在与掌柜的交流中，由“麦王”全权负责。
在本次调查中笔者将“回乡麦客”自组织形成缘由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血缘
“回乡麦客”群体大多建立在亲厚的血缘关系之上，在外出割麦时一般是年长的长辈带着其他人，在群体中，“麦王”（群体的领头人、组织负责人和组织者）通常是由具有外出割麦经历和社会地位较高的成员担任，例如在本次调查中，“麦王”是由村里红白喜事的总管担任。
（二）宗族
“回乡麦客”大多都是同一宗族的，宗族在中国社会关系之中有着举重若轻的地位。本次调查之中，“回乡麦客”多为梁姓宗族。
（三）地缘
“回乡麦客”形成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基于地缘关系，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由血缘、宗族、地缘而形成的关系是稳固且重要的，正如俗话说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外打拼的“回乡麦客”在见到同一地方的同伴时总是倍感亲切。因此，地缘也是“回乡麦客”形成一个主要原因。
“回乡麦客”的自组织行为是农民自组织行为中一例，虽然在组织的形成和运作中，符合自组织理论的部分内容，但是“回乡麦客”的自组织行为是不成熟的，缺乏系统的组织观念。在组织形成之中，以成员的个人情感为主，组织成员之间的成员关系敏感，以血缘、地缘、宗族形成的成员关系虽然稳固，但组织没有具体的组织规范，在涉及到利益分配时成员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回乡麦客”自组织也是不稳定，随着收割机等大型农用机械的出现，“回乡麦客”已不再有用武之地，“回乡麦客”也不再存在。这是由于剧烈的时代变迁所引起的“回乡麦客”自组织的嬗变。
四、结语
“回乡麦客”背着行囊远走了，唱着不知名的歌谣，留给历史和我们一个背影。笔者在对“回乡麦客”的研究中，被他们的生活、精神深深地震撼。六月间他们背上一个蛇皮袋子或是化肥袋子改装的背囊，扛着一把镰刀，就启程了。在天色微亮的清晨，聚集在村口，三三两两搭伴而行。他们爬过火车，坐过汽车，更多地靠两条腿走路，但是他们从不觉得辛苦，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唱着不成调的歌谣，一路向着关中平原地区进军，累了就在田间地头歇歇脚……
参考文献：
[1]曲辉.麦客：当镰刀遭遇机器[J].三月风，2014（6）.
[2]张祖群.麦客与“候鸟”：中国农耕社会文化符号[J].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4（3）.
[3]侯登科.麦客[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0.
[4]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5]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田富强，池芳春.西部麦客现象[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7]田富强，胡刚.黄土塬上的候鸟——当代史边缘之麦客研究[J].农业考古，2005（3）.
[8]田富强，胡钢，田富利.麦客民俗研究[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9]田富强，胡刚，池芳春.农村劳动力流动视野下的麦客研究[J].安徽农业科技，2006（1）.
作者简介：梁婀婷（1991-），女，汉族，甘肃平凉人，北方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
【关键词】“回乡麦客”；自组织；组织行为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一、麦客研究综述
曲辉在《麦客：当镰刀遭遇机器》中对NHK 的纪录片《麦客：中国·铁与镰刀的冲突》有着较为独到的分析，在对老麦客与铁麦客两个农民群体的分析中，曲辉认为也许真正深远的冲突并不存在于两个同为弱势的农民群体间，而是事关整个转型期社会福利匮乏与贫富分化加巨的艰深问题。这是中国农民的姿态，他们在炙热的太阳下挥舞着镰刀，汗珠从他们的额头上滴进脚下的麦田里，他们从不怕苦，也从不说累，岁月苍老了容颜，但从没压弯他们的脊梁。田富强、池春芳在《西部麦客现象》中依托可搜集到的零碎文字记载试图还原一些不为正史聚焦的、几乎被当代史完全有意无意失忆的特殊群体之存在断面，深刻探讨麦客消逝的深层原因；在《麦客民俗研究》中将麦客作为草根社会的民俗之一。麦客的存在即将成为历史，但是，作为农民共同意识的遗迹，在已经或者正在现代化的关中百姓潜意识深层，麦客是不会轻易磨灭的；张祖群在《麦客与“候鸟”：中国农耕社会文化符号》中从麦客源地、麦客交通方式、麦客线路、割麦把式、麦客歌谣、麦客歧视等方面书写了麦客的一个民族志 。从一把镰刀到联合收割机，从老麦客到新麦客，见证了农民先富和机器大生产对传统农业生活的冲击。手握镰刀的人和先富之人的差距，有时候也是中国贫富差距的一个映照。
二、“回乡麦客”一词的来源
麦客现象在黄土高原地区出现已有千年历史，据说，麦客最早是出现在甘肃东部的陇东、平凉一带，黄土高原的干旱以及黄土高原地区独特的地貌使得这里贫困交加，在农历六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外出割麦赶场成了这里解决贫困问题的一种方式。
“回乡麦客”是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第一集播出之后出现的用语，用以称呼宁夏固原外出做割麦最后又回到自己家乡收麦的麦客群体，在本文中笔者借用“回乡麦客”这一名词。这也可以看出麦客外出的规律是不管向哪里走，最终都会在自己家收麦的时间回到自己家里，这也是他们被称为“回乡麦客”的原因之一。在《舌尖2》第一集中，以麦客马万全为主人公，不仅仅有西北的特色美食臊子面，更为观众讲述主人公作为麦客的一路艰辛。
三、“回乡麦客”自组织行为分析
本次调查选取的是甘肃省静宁县梁马村的“回乡麦客”为调查对象。每年六月麦黄时节，“回乡麦客”开始外出割麦了，三三两两相约在村口的大树下，带着一把镰刀、化肥袋子改装的背囊、一顶草帽 、简单的行李，踏上外出割麦的旅程。
“回乡麦客”组织的形成是自发的、没有外部力量强加干涉的过程，在本次调查中，笔者注意到“回乡麦客”每次外出都是由村里具有较高社会声望或是之前有过外出割麦经历的人牵头，组织其他人外出割麦。
在组织中，牵头人一般由红白喜事总管、年长的长辈或是村里识字的“文化人”担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白喜事是村庄里的大事，而在红白喜事中担任总管的成员，在村庄社会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比如在本次调查中，梁马村的红白喜事总管一般由前任的村支书担任，他在过去是村里的支书，在为人办事方面很得村民的信任，在村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村中发生家庭纠纷也是请他去调解。在“回乡麦客”中牵头就是由这样具有社会声望的人担任。这一过程我们将其称为“选麦王”。“麦王”是组织中的领导者，在与掌柜的交流中，由“麦王”全权负责。
在本次调查中笔者将“回乡麦客”自组织形成缘由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血缘
“回乡麦客”群体大多建立在亲厚的血缘关系之上，在外出割麦时一般是年长的长辈带着其他人，在群体中，“麦王”（群体的领头人、组织负责人和组织者）通常是由具有外出割麦经历和社会地位较高的成员担任，例如在本次调查中，“麦王”是由村里红白喜事的总管担任。
（二）宗族
“回乡麦客”大多都是同一宗族的，宗族在中国社会关系之中有着举重若轻的地位。本次调查之中，“回乡麦客”多为梁姓宗族。
（三）地缘
“回乡麦客”形成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基于地缘关系，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由血缘、宗族、地缘而形成的关系是稳固且重要的，正如俗话说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外打拼的“回乡麦客”在见到同一地方的同伴时总是倍感亲切。因此，地缘也是“回乡麦客”形成一个主要原因。
“回乡麦客”的自组织行为是农民自组织行为中一例，虽然在组织的形成和运作中，符合自组织理论的部分内容，但是“回乡麦客”的自组织行为是不成熟的，缺乏系统的组织观念。在组织形成之中，以成员的个人情感为主，组织成员之间的成员关系敏感，以血缘、地缘、宗族形成的成员关系虽然稳固，但组织没有具体的组织规范，在涉及到利益分配时成员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回乡麦客”自组织也是不稳定，随着收割机等大型农用机械的出现，“回乡麦客”已不再有用武之地，“回乡麦客”也不再存在。这是由于剧烈的时代变迁所引起的“回乡麦客”自组织的嬗变。
四、结语
“回乡麦客”背着行囊远走了，唱着不知名的歌谣，留给历史和我们一个背影。笔者在对“回乡麦客”的研究中，被他们的生活、精神深深地震撼。六月间他们背上一个蛇皮袋子或是化肥袋子改装的背囊，扛着一把镰刀，就启程了。在天色微亮的清晨，聚集在村口，三三两两搭伴而行。他们爬过火车，坐过汽车，更多地靠两条腿走路，但是他们从不觉得辛苦，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唱着不成调的歌谣，一路向着关中平原地区进军，累了就在田间地头歇歇脚……
参考文献：
[1]曲辉.麦客：当镰刀遭遇机器[J].三月风，2014（6）.
[2]张祖群.麦客与“候鸟”：中国农耕社会文化符号[J].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4（3）.
[3]侯登科.麦客[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0.
[4]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5]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田富强，池芳春.西部麦客现象[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7]田富强，胡刚.黄土塬上的候鸟——当代史边缘之麦客研究[J].农业考古，2005（3）.
[8]田富强，胡钢，田富利.麦客民俗研究[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9]田富强，胡刚，池芳春.农村劳动力流动视野下的麦客研究[J].安徽农业科技，2006（1）.
作者简介：梁婀婷（1991-），女，汉族，甘肃平凉人，北方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