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筹备时起,亚运会就与中国曾经举办过的其他大型国际性运动会,及其他领域的重要展会大大地不同。
　　比如,对于筹备工作,广州媒体不只是报道建设的伟大成就,而是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场馆建设对民众产生负面影响,媒体也如实报道。这样的情形是其他主办城市所不曾有过的。
　　广州之所以在媒体报道上如此开放,固然是因为广州本身就有一个强大而优良的媒体传统,但也是因为,作为亚运会组委会之主体的广州市政府从一开始,就对亚运会有一个比较低调的定位,运动会只是个运动会,让运动会服务于城市的正常生活,而不是让运动会反过来支配城市。然则,广州市政府为什么会这样明智?
　　过去十几年来,运动会及其他领域的重要国际性展会,被各地政府当做重要的标志性活动来争相举办。很多城市争取不到有影响力的活动的主办权,就自己生造出各种概念,举办各种山寨版的活动。主办政府倾向于让这些活动规模最大化,如此一来,可以提高城市的国际形象。这样的国际形象,在城市政府眼里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另外,让活动规模最大化,政府也可以借此扩大征地规模,增加投资规模,实现土地收益的最大化。
　　由于上述种种考虑,主办政府倾向于以一种非常规的心态来对待这些活动。这个时候,固有的人力与资源的集中动员机制就会被启动:政府拨出充裕的资金,进行最为奢华的基础设施建设,场馆建设求新、求大、求洋。所有政府部门围绕这个活动,为此甚至不惜暂时搁置各部门的日常工作。政府在征地、施工建设过程中,也可能罔顾民众的权益,政府要求民众为了这个宏大的目标作出牺牲。
　　这样的集中动员机制确实可以生产出一个接一个惊奇:新、大、洋的场馆令人乍舌,各种宏大的演出场面令人震撼,整个活动让人产生足够羡慕感,甚至可能产生一定利润。而这些威望、荣誉、利益,也正是主办政府所追求的目标。
　　主办政府能够收获这些威望、荣誉、利益,当然也不错。问题在于,任何威望、荣誉、利益之取得,都是有代价的。而在集中动员机制下,这些代价通常会被转移给普通民众。同时,在集中动员机制下,这些收益的分配通常是不均衡的。具体地说,在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之间,向短期收益倾向。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收益向政府倾斜。在民众中间,则可能向有权有势者倾向。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政府投入到运动会的所有资源其实都出自民众,而过分追求奢华、却交通不便的场馆,在运动会结束之后就可能归于无用。又比如,政府只追求运动会在当时所产生的轰动效应,而忽略城市从中本来应当得到的长远的体育、文化效应。
　　之所以出现这种收益的失衡,根本原因在于,大型活动的筹备完全是政府主导的,而政府又十分强势:在预算安排、场馆规划、交通道路建设、配套设施等方面,都是政府说了算。在此过程中,公众几乎无从参与,表达意见。
　　而面对这样的大型活动,公众与政府的思考视野其实是大不相同的。从事物的性质来看,政府的视野肯定是比较短暂的,尤其是在官员任期越来越短的情况下,他们会致力于追求短暂的轰动效应,为此,宁愿让大型活动压倒城市的日常生活。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倾向于使用集中动员机制。为了这个短暂的轰动效应,甚至可以下令让市民的日常生活停顿。
　　相反,公众的视野是长远的。毕竟,他们长远地生活在这个城市,他们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也关心这个城市在运动会之后的未来。对他们来说,大型活动固然也可以带来风光,但即便在大型活动期间,日常生活还要继续。他们也会希望,在大型活动之后,用自己的税款修建的那些设施能够被大家便利地使用。因此,公众必然倾向于让大型活动服从于城市的结构、节奏。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广州亚运会与众不同。其实,在媒体强势背后,广州存在着一个比其他城市更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他们从一开始就主动地介入到政府关于亚运会的种种决策过程中,通过人大、政协,通过媒体,通过居民的行动参与这场盛会。
　　因而,亚运会的决策,就在政府主导之外,部分地容纳了公众的意见。亚运会的运转,就不只是传统的集中动员机制在驱动,人们还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一些影子。正是这个尚不是很清晰的影子,让亚运会低调、务实了许多,让城市和它的传统更为亲和,让城市正常生活的负面影响也受到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