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反缠足运动中,国家权力对缠足的干预与控制呈逐渐增强之势。但这基本不是由于官方的主导,却主要出自知识分子的要求。从19世纪末年开始,传教士及趋新知识分子便以清初对缠足的禁令为蓝本,吁请朝廷重申严禁缠足之令。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则主要从救国保种的角度申论严禁的必要,其要求官方采取的干预措施也越来越全面,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出现只要是救国救民,则苛政即为仁政一类非常极端的主张。在舆论压力下,一些地方大员也奏请朝廷严定禁令。引起朝野参与的争论,折射出对"国家"功能的不同理解。基本上,从清廷到北洋政府,都想要维持不以"国家"的强制性功能干预社会民生的传统,但趋新知识分子却一直呼吁并期待着"国家"对民生的控制。到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成立,则不仅很快以政令禁缠足,后来还上升到以刑律处置缠足者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