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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递增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没有报酬递增，就不会有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报酬递增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为了实现中国经济未来持续的发展，有必要将非报酬递增的增长模式转化为报酬递增的模式。
报酬递增理论的发展
分工和专业化
报酬递增理论的开创者亚当·斯密从企业的角度说明了报酬递增产生的过程，并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定理，即生产力的劳动分工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新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的扩大。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凭借持续引进新的分工而自我维持的增长理论。
杨格继承了斯密的分工思想，指出报酬的递增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分的规模产生，运用分工与迂回生产等概念解释了规模报酬的机理。
马克思把基于分工的报酬递增机制归于劳动力之间、生产资料之间以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相互累积作用的结果，即协作导致的节约，集体力与生产资料扩大导致的范围经济，以及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累积作用所导致的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和生产资料的不断改进。
钱书法（2003）认为，在劳动分工深化、产业组织演进和产业或市场规模报酬之间存在着互动增进的正反馈机制。
夏荣坡（2008）在斯密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在产业集聚的空间组织状态下的动态收益报酬递增机制。产业集聚的空间组织系统能通过完善的内部组织和信息系统实现动态收益报酬递增机制中的创新临界点的提前，从而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和分工不断演进，进而完成动态收益报酬递增机制的正反馈效应。
外部经济
马歇尔在新古典均衡的框架之中用外部经济来处理解释报酬递增机理，在马歇尔看来，报酬递增是由外部经济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报酬递增源于同一产业中企业之间的溢出效应，而在其他情况下市场的价格及竞争机制仍然有效。因此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可以相互兼容，外部经济的增长是报酬递增的主要来源。
外部经济角度下的报酬递增源泉包括知识，人力资本投资及科技创新。
Arrow（1962）的“干中学”模型，把从事生产的人获得知识的过程内生于模型。它是研究与开发模型的一个变种模型。他从普通的劳动与资本的科布—道格拉斯常规模型收益生产函数，推导出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Lucas(1988)模型所说明的外部性是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而Romer(1990)对Romer(1986)和Lucas模型的一个综合，他将知识分为两类，一是人力资本，这是一项“竞争性产品”；二是技术，它是“非竞争性产品”，知识的这两个特征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有两个：专业化(产品种类数增加)以及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
冉文江，冯俊文(2003)通过对生产系统进行经济熵和经济耗散结构分析，提出技术创新的两种模式，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效益递增的根本来源，技术创新始于研究开发，终于市场实现，循环往复不已。
石涛，陶爱萍（2007）指出基本生产要素的两大类别─有形生产要素和无形生产要素在总生产要素中的相对比重的变化直接决定了报酬变化的方向， 无形要素在生产中地位日益重要及其不同于有形要素的特性使报酬递增规律逐步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经济规律。
创新演变
以熊彼特为代表试图通过创新演化来说明报酬递增，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的核心不是均衡，而是创新，创新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企业家作为经济活动中的“灵魂”其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和引进新组合，因此报酬递增就产生于创新过程中的“产业突变”和“创造性破坏”。
舒尔茨教授在其著作中也研究了报酬递增的源泉，共包括八类，即：劳动分工，专业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思想和知识，经济制度，经济组织和恢复经济均衡。
报酬递增理论实证研究
Davis和Weinstein(1999)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1.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Paul和Siegel(1999)使用了1979-1989年美国工业面板数据，证实了美国工业生产普遍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
王军辉（2008）通过对我国1978-2004年的规模报酬进行了检验，然后采用Panel Data模型检验了5个OECD国家的规模报酬问题。研究表明，规模报酬不变还是规模报酬递增往往是许多理论模型的研究假设前提。但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前提将导致要素实际贡献额的估计有偏。因此，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不适合分析现代经济发展。
魏婕，任保平(2011)运用了35个工业行业2000-2008年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报酬情况进行了测算，并通过对中国报酬递增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现阶段分工与技术创新仍是最为核心的要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向报酬递增驱动的机制，最为根本的在于分工与技术创新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
报酬递增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中国经济发展要注重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报酬递增理论说明分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因此基于专业化分工之上的报酬递增是实现国家跨越式赶超战略的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目前，我国经济存在着地区、市场分割以及各部门分工不清不细等问题，中国将应进一步打破地区、市场分割和地区间的贸易封锁，通过利用比较优势在区域和产业间进行合理分工，在各领域不断提高分工与专业化水平，使经济增长立足于分工不断演进所带来的报酬递增的根基上，从而实现经济长期增长和跨越式发展。
（二）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技术的创新直接促进报酬递增。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要靠对机器设备的投资，更要注重教育、培训，人力资本及技术创新等无形产品的投资，要不断完善教育体制，调整教育机构的设置，以使人力资本的经济社会效益能顺利实现，积极鼓励企业对员工的技能培训，鼓励发明创新。企业应营造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加强培养企业人才的技术和管理创新能力。同时政府必须加大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方面的改革，为国民素质的提高提供保障机制。
（三）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组织变迁和制度创新。报酬递增的起因是分工组织演进，同时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紧密相关，因此制度创新在良性报酬递增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提供激励机制，降低交易费用。需要改革我国现行的低效和相对僵化的融资、投资体制。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报酬递增理论的发展
分工和专业化
报酬递增理论的开创者亚当·斯密从企业的角度说明了报酬递增产生的过程，并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定理，即生产力的劳动分工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新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的扩大。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凭借持续引进新的分工而自我维持的增长理论。
杨格继承了斯密的分工思想，指出报酬的递增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分的规模产生，运用分工与迂回生产等概念解释了规模报酬的机理。
马克思把基于分工的报酬递增机制归于劳动力之间、生产资料之间以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相互累积作用的结果，即协作导致的节约，集体力与生产资料扩大导致的范围经济，以及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累积作用所导致的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和生产资料的不断改进。
钱书法（2003）认为，在劳动分工深化、产业组织演进和产业或市场规模报酬之间存在着互动增进的正反馈机制。
夏荣坡（2008）在斯密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在产业集聚的空间组织状态下的动态收益报酬递增机制。产业集聚的空间组织系统能通过完善的内部组织和信息系统实现动态收益报酬递增机制中的创新临界点的提前，从而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和分工不断演进，进而完成动态收益报酬递增机制的正反馈效应。
外部经济
马歇尔在新古典均衡的框架之中用外部经济来处理解释报酬递增机理，在马歇尔看来，报酬递增是由外部经济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报酬递增源于同一产业中企业之间的溢出效应，而在其他情况下市场的价格及竞争机制仍然有效。因此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可以相互兼容，外部经济的增长是报酬递增的主要来源。
外部经济角度下的报酬递增源泉包括知识，人力资本投资及科技创新。
Arrow（1962）的“干中学”模型，把从事生产的人获得知识的过程内生于模型。它是研究与开发模型的一个变种模型。他从普通的劳动与资本的科布—道格拉斯常规模型收益生产函数，推导出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Lucas(1988)模型所说明的外部性是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而Romer(1990)对Romer(1986)和Lucas模型的一个综合，他将知识分为两类，一是人力资本，这是一项“竞争性产品”；二是技术，它是“非竞争性产品”，知识的这两个特征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有两个：专业化(产品种类数增加)以及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
冉文江，冯俊文(2003)通过对生产系统进行经济熵和经济耗散结构分析，提出技术创新的两种模式，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效益递增的根本来源，技术创新始于研究开发，终于市场实现，循环往复不已。
石涛，陶爱萍（2007）指出基本生产要素的两大类别─有形生产要素和无形生产要素在总生产要素中的相对比重的变化直接决定了报酬变化的方向， 无形要素在生产中地位日益重要及其不同于有形要素的特性使报酬递增规律逐步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经济规律。
创新演变
以熊彼特为代表试图通过创新演化来说明报酬递增，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的核心不是均衡，而是创新，创新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企业家作为经济活动中的“灵魂”其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和引进新组合，因此报酬递增就产生于创新过程中的“产业突变”和“创造性破坏”。
舒尔茨教授在其著作中也研究了报酬递增的源泉，共包括八类，即：劳动分工，专业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思想和知识，经济制度，经济组织和恢复经济均衡。
报酬递增理论实证研究
Davis和Weinstein(1999)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1.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Paul和Siegel(1999)使用了1979-1989年美国工业面板数据，证实了美国工业生产普遍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
王军辉（2008）通过对我国1978-2004年的规模报酬进行了检验，然后采用Panel Data模型检验了5个OECD国家的规模报酬问题。研究表明，规模报酬不变还是规模报酬递增往往是许多理论模型的研究假设前提。但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前提将导致要素实际贡献额的估计有偏。因此，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不适合分析现代经济发展。
魏婕，任保平(2011)运用了35个工业行业2000-2008年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报酬情况进行了测算，并通过对中国报酬递增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现阶段分工与技术创新仍是最为核心的要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向报酬递增驱动的机制，最为根本的在于分工与技术创新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
报酬递增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中国经济发展要注重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报酬递增理论说明分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因此基于专业化分工之上的报酬递增是实现国家跨越式赶超战略的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目前，我国经济存在着地区、市场分割以及各部门分工不清不细等问题，中国将应进一步打破地区、市场分割和地区间的贸易封锁，通过利用比较优势在区域和产业间进行合理分工，在各领域不断提高分工与专业化水平，使经济增长立足于分工不断演进所带来的报酬递增的根基上，从而实现经济长期增长和跨越式发展。
（二）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技术的创新直接促进报酬递增。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要靠对机器设备的投资，更要注重教育、培训，人力资本及技术创新等无形产品的投资，要不断完善教育体制，调整教育机构的设置，以使人力资本的经济社会效益能顺利实现，积极鼓励企业对员工的技能培训，鼓励发明创新。企业应营造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加强培养企业人才的技术和管理创新能力。同时政府必须加大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方面的改革，为国民素质的提高提供保障机制。
（三）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组织变迁和制度创新。报酬递增的起因是分工组织演进，同时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紧密相关，因此制度创新在良性报酬递增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提供激励机制，降低交易费用。需要改革我国现行的低效和相对僵化的融资、投资体制。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