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不要低估文艺作品对于社会现实的影响力,全部的艺术史都在诉说着生活怎样因为羡慕虚构而模仿虚构。
　　
　　《狙击生死线》这部军事题材的剧集在我看来可爱之处多多,其中一点是,剧中有一群青年男演员通过风格化的表演,把各自的人物呈现得几乎与欧美影视作品中的男性形象一样帅气——真是没想到中国人民的“美少年工程”如此快地就取得这样大的进展。
　　剧中一个很占比重的配角——萧建林中校的呈现,应该说在这一场表演实践中尤其惹人兴趣。扮演者王天野对于萧建林加以了刻意的设计,与当今国内影视里通行的所谓“生活化”表演相反,更与国人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放肆、粗野、多语症与多动症的行为模式相反,这位“狼牙特种大队”的副大队长呈现为机械战士一样时刻绷紧的状态,没有琐碎动作,没有多余的笑容或表情,没有赘语。最重要的是,演员赋予角色一套造型独特的形体语言——我不知道他在这一点上是否借鉴了网络游戏?——呈现出平民只能望其项背的刚劲与果决,甚至说话的节奏都与普通人不同,有一种别致的、充满决断气质的顿挫。不夸张地说,萧建林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平民化的动作。结果是完成了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人物设置,让“萧副大”成为了“军魂”的具体象征,催人想起“美不过樱花,勇不过武士”之类的吟叹。显然,王天野塑造的是他所认为的中国军人“应该”的样子。
　　如果问现实中的当代中国军人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答案恐怕是:质朴。那么当代中国平民给人的印象又是什么?答案恐怕还是:质朴。然而,孔子早就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过去一百多年救亡图存的奋斗中,中国人显然无暇于这样的观念:在求得温饱、在保持住内心的道德底线之外,还应该让自己的外在表现成为尊严与人格的光明镜影。可是,这就遭遇了一个现实的矛盾,即,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中,一国之国民的风仪,被视作这个政治实体的“国民性”的表征之一,与该实体的尊严度和完整性相连。因此,毫不奇怪,18世纪以来,欧洲人会那么刻意强调各个国家的国民所具有的独特仪态,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彼此迥异的或庄重或优雅的风貌,在全世界人的心中都刻下了深深的印象。从小看“二战片”长大的我们,更是熟谙美国军人、英国军人、德国军人、日本军人彼此不同的言行风格,并且,很难说不因为这些强势的“呈现”而在心底暗生自卑的阴影。
　　那么,何为中国人特征鲜明、富有魅力的风仪?恐怕有面目不清之嫌吧。所以,仅仅靠苦干实干,还远远不够。现代中国人必须自我塑造出明确的、强势的、动人的仪态与风度,才能完成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一百年征程。说实话,看看我们周围的俗妈糙爸带着没教养的孩子,当今国人的样子也真说不上好看,因此对于外在风貌的“制作”或说“重构”就应该列为“国民改造”的必要内容之一。从发达世界的经验来看,“国民改造”中的这一项工程恰恰主要是通过文艺创作来完成的,比如浪漫主义就在塑造欧洲诸国的“国风”上居功至伟,而好莱坞则教导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成为美国人。
　　在这个意义上,希望王天野的萧建林不会是国产影视中的昙花一现,希望类似的表演成为一股竞争化的潮流,最终真正影响到中国军人的真实风采。绝对不要低估文艺作品对于社会现实的影响力,全部的艺术史都在诉说着生活怎样因为羡慕虚构而模仿虚构。更不要说萧建林这样高度美学化的军人仪态在现实中做不到,其他民族的军人都能做到,凭什么以为独独中国军人做不到?如果有人曾经见识过二十年前的法国文化精英,就會领略到,把某一种极端优美的风度化成日常的自然状态,绝对是人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应该有更多的演员以及其他文艺人来共同想象、塑造中国军人、从政者、实业家、知识精英、普通劳动者等各行各业国民的理想形象,然后由人民在纷呈的形象中进行历史的选择。
　　最终,如果哪一位演员所提供的方案顺天应运,被民众广泛地接受与模仿,这位演员就会成为“国民代表”或者“时代象征”,亿万人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都会闪烁着他或她的镜影。就看当代文艺人是否有足够的前瞻性,有足够的抱负、激情与才华了。
　　这,算是我对“10年代”的一点寄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