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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尤其是一个“跛足大使”，是无法与被大情势所推动的一种潮流进行赛跑的。有着精明才干的台湾外交官如沈剑虹者，也只能在中美建交这不可阻挡的大潮流中扮演一个尴尬角色；他所代表的台湾当局，也只能成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的一个现实旁注
1978年，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报，上午10时将有“重要广播”。中国所有高等学校在同一时刻停课，“文革”后恢复高考得以走进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和他们的教师，一起聆听电台的广播。上午10时，时任中国总理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美建交。
同一时间的西半球，1978年12月15日星期五，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和夫人正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进行第3天的访问。该日上午他们正忙着拜会当地显要，并接受地方电视台访问。由于耽误了午餐，他们回到酒店后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回到房间，发现有一字条，上书：“请打电话给大使馆陈先生，有急事。”沈立即拨通电话，陈激动地转述了台湾“外交次长”钱复的越洋电话要点：“昂格尔大使刚刚晋见蒋‘总统’。情况很坏。请沈大使立刻返回华盛顿。”
虽然没有详细解释，但沈已感到会有“很重大、很坏”的消息要宣布。凤凰城和华盛顿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华府时间晚9点，他们在旅馆的房间里听到了卡特在记者会上宣读了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除了促进和平之外，别无其他目的。”卡特说，“我今晚就是以这种精神，在这个和平的季节里，甚感荣幸地与各位分享这个好消息。”在卡特结束谈话时，电视台的麦克风还开着，卡特不知是否没意识到这一点，依然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全国响起一片掌声。
这一切对于沈剑虹来说，不啻于一个巴掌，他实在难以相信卡特竟然不与台北磋商就采取行动。
在这份同时于华盛顿和北京发表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与台湾人民维持文化、商务及其他非官方关系。”
沈剑虹后来对记者说，他的任务是维持并加强华府和台北之间的关系，但12月15日的事却显示他的任务已完全失败。
蒙在鼓里的“大使”
事实上，1971年在沈剑虹接受台湾“驻美大使”这个任命时，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已在转变，而种种迹象也在显示这种变化会加剧。在1970年后半年到1971年的头3个月之间，尼克松采取了许多步骤，对想与中国大陆贸易及前往大陆访问的美国公民放宽限制，并以经济上的理由下令第七舰队停止巡逻台湾海峡。
在沈剑虹赴美上任前就有个朋友告诉他，他“担心美国即将背弃中华民国”，他想知道台湾该怎么做。沈对这个朋友说，我无法相信美国会背弃其所拥有的最好的朋友之一。
让沈没有预料到的是，让他无法相信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并且贯穿了他接下来近8年的外交生涯。1971年5月18日，当沈剑虹向尼克松递交到任“国书”时，尼克松还提到与蒋介石夫妇有深厚的友谊。然而后来的发展显示，就在那一刻，尼克松已经和基辛格秘密计划与北京接触的方法。
对于沈剑虹来说，就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敦促美国政府在确保台北的联合国席位政策上，继续采取坚定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他第一次遭遇了基辛格式的滑铁卢。基辛格，这位中美建交史上的重要推手，多年后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中也坦白写道：1971年7月1日，我经历了平生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
“中华民国(指台湾)大使詹姆斯·沈(即沈剑虹)来见我，商量在下届联大表决中国(大陆)代表权问题时，如何保持台湾的席位。沈剑虹对于国务院企图让北京进入联合国的同时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计划，提了很多反对意见。我感到很难聚精会神地跟他详细讨论这件事，因为就在7月1日这一天，我要启程去亚洲，秘密地如约赴北京。”
沈剑虹和基辛格会见后仅8天，北京时间1971年7月9日，基辛格乘坐的飞机飞越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抵达北京。
前来迎接的有，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以及读过哈佛大学的翻译冀朝铸。人们特意介绍说，在国庆节的天安门上，是他同毛泽东及斯诺站在一起。
丰盛的午宴之后，下午4时半，周恩来来到客人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这时，基辛格和周恩来的手握在了一起。周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多年来第一次握手。”基辛格答：“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公开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要震惊。”
而这一切，沈剑虹都是蒙在鼓里的。类似的情况贯穿了之后基辛格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进程中。1973年2月，基辛格再次前往北京前告诉沈剑虹，此行他不会讨论承认北京的问题。而事实情况是，基辛格迈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半步，同意互设联络办事处。联络处就是，双方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机构，不作为正式外交机构，但享受外交待遇，可以做正式外交机构可做的一切事情。
基辛格在随后的岁月里，尽量避免和沈进行这种“痛苦”的交谈。不过以他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官员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在中美建交多年之后一直被台湾媒体称为“暗地里往中国大陆靠拢，表面则不断安抚台北，大玩两面手法。”
而在3个多月后，1971年10月25日，当美国支持的“双重代表权”案胎死腹中，新中国获得联合国席位时，基辛格正在他第二次北京之行的酒宴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沈当天正在向一群耶鲁大学学生发表演说，而他演讲的题目是：“为什么不能让中共取代我们进入联合国”。
“跛足大使”的最后赛跑
作为一个敏感的外交官，沈剑虹早在1972年就意识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先兆。而其他种种变化也表明，这是一场不得不以龟兔赛跑精神和一个肯定会先到终点的冠军在比赛的长跑。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27日，中美两国发布《上海公报》。当天，周恩来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宴会。宴会上，尼克松举起酒杯，斟上茅台，走到麦克风前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1978年，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报，上午10时将有“重要广播”。中国所有高等学校在同一时刻停课，“文革”后恢复高考得以走进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和他们的教师，一起聆听电台的广播。上午10时，时任中国总理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美建交。
同一时间的西半球，1978年12月15日星期五，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和夫人正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进行第3天的访问。该日上午他们正忙着拜会当地显要，并接受地方电视台访问。由于耽误了午餐，他们回到酒店后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回到房间，发现有一字条，上书：“请打电话给大使馆陈先生，有急事。”沈立即拨通电话，陈激动地转述了台湾“外交次长”钱复的越洋电话要点：“昂格尔大使刚刚晋见蒋‘总统’。情况很坏。请沈大使立刻返回华盛顿。”
虽然没有详细解释，但沈已感到会有“很重大、很坏”的消息要宣布。凤凰城和华盛顿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华府时间晚9点，他们在旅馆的房间里听到了卡特在记者会上宣读了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除了促进和平之外，别无其他目的。”卡特说，“我今晚就是以这种精神，在这个和平的季节里，甚感荣幸地与各位分享这个好消息。”在卡特结束谈话时，电视台的麦克风还开着，卡特不知是否没意识到这一点，依然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全国响起一片掌声。
这一切对于沈剑虹来说，不啻于一个巴掌，他实在难以相信卡特竟然不与台北磋商就采取行动。
在这份同时于华盛顿和北京发表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与台湾人民维持文化、商务及其他非官方关系。”
沈剑虹后来对记者说，他的任务是维持并加强华府和台北之间的关系，但12月15日的事却显示他的任务已完全失败。
蒙在鼓里的“大使”
事实上，1971年在沈剑虹接受台湾“驻美大使”这个任命时，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已在转变，而种种迹象也在显示这种变化会加剧。在1970年后半年到1971年的头3个月之间，尼克松采取了许多步骤，对想与中国大陆贸易及前往大陆访问的美国公民放宽限制，并以经济上的理由下令第七舰队停止巡逻台湾海峡。
在沈剑虹赴美上任前就有个朋友告诉他，他“担心美国即将背弃中华民国”，他想知道台湾该怎么做。沈对这个朋友说，我无法相信美国会背弃其所拥有的最好的朋友之一。
让沈没有预料到的是，让他无法相信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并且贯穿了他接下来近8年的外交生涯。1971年5月18日，当沈剑虹向尼克松递交到任“国书”时，尼克松还提到与蒋介石夫妇有深厚的友谊。然而后来的发展显示，就在那一刻，尼克松已经和基辛格秘密计划与北京接触的方法。
对于沈剑虹来说，就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敦促美国政府在确保台北的联合国席位政策上，继续采取坚定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他第一次遭遇了基辛格式的滑铁卢。基辛格，这位中美建交史上的重要推手，多年后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中也坦白写道：1971年7月1日，我经历了平生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
“中华民国(指台湾)大使詹姆斯·沈(即沈剑虹)来见我，商量在下届联大表决中国(大陆)代表权问题时，如何保持台湾的席位。沈剑虹对于国务院企图让北京进入联合国的同时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计划，提了很多反对意见。我感到很难聚精会神地跟他详细讨论这件事，因为就在7月1日这一天，我要启程去亚洲，秘密地如约赴北京。”
沈剑虹和基辛格会见后仅8天，北京时间1971年7月9日，基辛格乘坐的飞机飞越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抵达北京。
前来迎接的有，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以及读过哈佛大学的翻译冀朝铸。人们特意介绍说，在国庆节的天安门上，是他同毛泽东及斯诺站在一起。
丰盛的午宴之后，下午4时半，周恩来来到客人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这时，基辛格和周恩来的手握在了一起。周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多年来第一次握手。”基辛格答：“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公开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要震惊。”
而这一切，沈剑虹都是蒙在鼓里的。类似的情况贯穿了之后基辛格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进程中。1973年2月，基辛格再次前往北京前告诉沈剑虹，此行他不会讨论承认北京的问题。而事实情况是，基辛格迈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半步，同意互设联络办事处。联络处就是，双方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机构，不作为正式外交机构，但享受外交待遇，可以做正式外交机构可做的一切事情。
基辛格在随后的岁月里，尽量避免和沈进行这种“痛苦”的交谈。不过以他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官员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在中美建交多年之后一直被台湾媒体称为“暗地里往中国大陆靠拢，表面则不断安抚台北，大玩两面手法。”
而在3个多月后，1971年10月25日，当美国支持的“双重代表权”案胎死腹中，新中国获得联合国席位时，基辛格正在他第二次北京之行的酒宴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沈当天正在向一群耶鲁大学学生发表演说，而他演讲的题目是：“为什么不能让中共取代我们进入联合国”。
“跛足大使”的最后赛跑
作为一个敏感的外交官，沈剑虹早在1972年就意识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先兆。而其他种种变化也表明，这是一场不得不以龟兔赛跑精神和一个肯定会先到终点的冠军在比赛的长跑。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27日，中美两国发布《上海公报》。当天，周恩来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宴会。宴会上，尼克松举起酒杯，斟上茅台，走到麦克风前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