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档案馆藏有一封孙中山之子孙科1945年写给时任北平市市长熊斌（字哲明）的亲笔信，内容涉及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衣冠冢守护者谭卫全在八年抗战中守护孙中山衣冠冢的经过及生活情况。在信中，孙科希望熊斌派人核实谭卫全的生活状况，并帮助垫付其生活费用。
　　“国父衣冠冢留守处职员谭卫全”
　　孙科信中提及的“国父衣冠冢留守处职员谭卫全”，原名谭惠全，1873年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同盟会会员，因武功高强，曾在卫队里教武术，并作为卫士一直陪侍孙中山左右，后担任孙中山近卫队支队长。
　　说起谭惠全的改名经历，还得从孙中山平定陈炯明叛乱说起。1922年6月，陈炯明因与孙中山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左，又加之对被孙中山撤职不满，炮轰总统府。当时情势危急，在谭卫全和黄惠龙、马湘、姚观顺、丘堪等卫士的护卫下，孙中山才脱离险境。由于谭惠全保护孙中山突围有功，1923年，宋庆龄专门为他制作了一枚狮钮铜制印章——用阴文刻着“谭卫全章”，并派人送到他手中，表示感激之情。1924年，广州大元帅府举行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十三周年暨授勋典礼，其中内容之一就是为1922年对平叛陈炯明杀贼有功的将士授勋。孙中山发表训词后，为卫士准备奖章，训词名单中就用“谭卫全”名字。宋庆龄亲自为在场的二十几名卫士佩戴勋章，上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和“十一年讨贼有功奖章”字样。当年孙中山和宋庆龄居住的位于观音山（今越秀山）的粤秀楼原来的所在地，树立的石碑“抗逆卫士题名碑记”中“谭惠全”也被写成“谭卫全”。自此，谭惠全就有了一个新名字——谭卫全。
　　此后，谭卫全作为贴身卫士和近卫队支队长，一直护卫着孙中山，包括孙中山应邀经天津北上，直至孙中山1925年3月病逝于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之后，谭卫全又为孙中山西山碧云寺衣冠冢守墓，这一守就是36年，直至1961年去世，墓址位于北京万安公墓，墓碑由民革中央原主席屈武先生题写。
　　谭卫全淡泊名利，在孙中山身边担任卫士或卫士长的，不少人后来都声势显赫，如广东香山（今中山）籍华侨张惠长、方日英，广东台山籍青年黄惠龙、马湘等都被国民政府授予将级军衔，后来担任孙中山大本营警卫的安徽合肥人卫立煌，更是成为一代抗日名将，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而谭卫全先生却只为孙中山衣冠冢守护一生。
　　奉安大典和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后，3月19日，灵柩被安放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前殿。根据孙中山遗嘱：“吾死之后，可葬于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所以不忘辛亥革命也。”国民政府做了三件事。一是4月2日孙中山大殡，将其灵柩和生前遗物移至西山碧云寺内暂厝。同日，北京西郊各团体在中法大学西山学院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中法大学还专门制作了《孙中山先生暂厝西山纪念册》，现藏于北京市档案馆。纪念册由毛笔书写、木质封皮，内有辛亥革命元老李石曾、校董事会主席在追悼会上宣讲的《孙中山先生纪念碑》和“孙中山先生追悼会西郊各团体名表”等，记载了此次暂厝西山学院之石塔并于暂厝之地立孙中山先生纪念碑的经过。二是暂厝之后，4月4日，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成立，张静江、于右任、邵力子、宋子文、孔祥熙等12人为筹备委员。筹委会成立后，一方面在南京着手建立中山陵园，一方面在北京着手修筑孙中山奉安迎榇大道，以顺利将孙中山遗体移葬南京。由于西山碧云寺经西直门之前门车站道路不平，失修之处很多，为防灵榇颠簸，北平特别市政府修整西郊迎榇大道，北平市工务局1928年12月勘估筹办，至2月28日竣工。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完整记载了这次修整经过，还包括竣工后至5月底奉安大典前这段时间，如何做好迎榇大道保护等内容。三是举行奉安大典。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有孙中山灵榇送殡安排档案一组，包括《恭移总理灵榇送殡行列次序》《总理灵榇奉移送殡行列图式》《总理灵榇恭移经过北平特别市政府路线图》等，详细记载了孙中山灵榇从北平移往南京中山陵每一行列送殡者的身份、先后次序，对送殡队伍所经路段进行了详细标注。1929年5月28日，孙中山灵榇由专列运抵南京，停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经过公祭、封棺、移灵等一系列仪式，6月1日，奉安大典结束。
　　奉安大典后，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1929年7月1日，国民政府组织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葬事筹备委员会的一切事项移交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办理。
　　孙中山生前的衣帽等遗物仍留在西山碧云寺，成为孙中山衣冠冢。原先守灵的大部分人离开了碧云寺，只有谭卫全等留了下來，成了总理陵园管委会国父衣冠冢留守处职员。这些人的工资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拨发。谭卫全更是在衣冠冢附近的水泉院安了家。
　　“颇具忠实困苦可悯”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不久北平沦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国民政府对北平失去控制能力，按期拨发给国父衣冠冢留守处的钱款全部停止。没有了经济来源，谭卫全等人只能自食其力，其困境不可避免。但谭卫全衷心不改，与家人一起默默坚守，终于盼到了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投降。
　　从孙科的这封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投降后，9月16日，谭卫全向时任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孙科报告了北平沦陷八年来在艰苦环境中管理国父衣冠冢的经过以及自身的生活状况。孙科接函后，深感谭卫全一家守灵之不易，即信中所说的“字里行间颇具忠实，困苦可悯”，促使他向刚刚担任北平特别市市长的熊斌写了这封信，告知谭卫全现状，请熊斌派人员前往碧云寺查明，并酌情按月垫付其生活费用，“一俟通汇，当由陵委会如数拨还”。
　　那么作为北平特别市市长的熊斌将这事办没办呢？首先，按照这封信的要求，孙科希望熊斌“将办理情形示复为荷”，这封信写于1945年10月22日，也就是熊斌刚接任北平特别市市长不久（即信中所说的“履新伊始，至念贤劳”），作为一件公函，熊斌若办了的话，应该有相关资料存档，但是北京市档案馆只发现这一封信，却没有发现相关办理经过的材料。北京市档案馆现存有1945年 10月至1948年8月北平特别市政府的施政报告档案，笔者特别查找了1945年10月至1946年11月间，熊斌任北平特别市市长（1945-08-13至1946-10-23）这段时间的施政报告，其分1945年10月至12月、1946年1月至5月、1946年6月至11月这三个时间段，没有谈到这些方面的内容，说明无论是单独办理还是与其施政报告作为整体来处理，都没有这相关内容的记载。这表明当时熊斌极可能没有着手处理这件事情。当然，没有记载并不见得熊斌就一定没办这件事情，但是既然作为总理陵园管委会主任的孙科提出“将办理情形示复”的要求，熊斌若办了，自然应该按其意思完全办好，否则办了又不让人知晓，何必呢？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应该没办。再就是，据谭卫全的幼子、1938年出生的北京中山书画社理事、中央画院院士谭志泉回忆，小时候他家中一贫如洗，无米无粮，五六个孩子常常饿得直闹，除了院子里那眼甘洌清澈、源源不断的清泉可以尽情享用外，再无进食的东西。谭卫全只得在山上开垦一小块荒地，种些玉米、蔬菜充饥，始终没有离开碧云寺半步，此外就靠谭志泉的母亲苏潮宽缝缝补补挣点辛苦钱。一直熬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谭卫全老人被安排在北京市园林部门工作，有了固定收入，全家才脱离了苦难的日子。195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周恩来总理还特地来到碧云寺和孙中山衣冠冢，问及谭卫全老人之前的生活情况，包括“恩饷”问题，并因此还专门为他按月加发了工资，直至老人去世。果真如此，说明熊斌当时应该确实没有处理这件事情。此外，我们还可以了解一下熊斌本人情况和日本投降后北平的这段历史。熊斌，出生于1894年，字哲明，湖北大悟人，参加了武昌首义，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曾任国民党陆军部次长，但他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关系密切，非蒋介石黄埔嫡系，抗战胜利后对拥蒋态度不积极，与军政部长陈诚有矛盾，终至担任北平特别市市长一年后，1946年底被解职。此后，熊斌一直处于闲职状态。1947年内战正酣之时，曾有人劝他复出，也被他以“国事不可为之”而婉拒。值得一提的是，熊斌的儿子熊健（1920-2016）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陈布雷的女儿陈涟一样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北平和平解放后，身份被公开，后就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再看日本投降后的全国形势。1945年12月，虽然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三方代表在北平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但那不过是缓兵之计，蒋介石内战决心已定，熊斌未必看不出来，从后来他的表现看，他其实对打内战是消极的，估计一是这种事在他看来太小，二是也不想以此作为结交孙科的手段，或者还有其他原因，而没有办理这件事。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