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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人们热切地呼唤媒体时代的来临，尤其是知识界人士，他们随时准备向这个新来宾献上自己的热吻。如今，当大众媒体急促的脚步声临近公众生活的大门的时候，许多知识界人士却显出了“叶公好龙”的本相。大众媒体的杂乱和喧嚣，扰乱了文化人美妙的清梦。他们甚至被这种狂暴的声音给吓住了。
日前，《文汇报》刊载了白烨先生的《冷眼打量“媒体时代”》（2007年1月27日）一文，对“媒体时代”的诸多弊端提出了虽不猛烈但也严厉的批评。然而，白烨先生本人却正是利用媒体的高手，在他所从事的文学评论和图书出版策划事业领域，无时不有媒体的幽灵在徘徊。而今天他为何要用“冷眼”打量之？
据我所知，白烨先生是互联网媒体“口水战”阵地上的伤病员，刚从火线上下来，依然心有余悸，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而对“媒体时代”横加伐挞，其言论的公信力恐怕就要打折扣了。白烨指责媒体在“顾彬访谈”事件上弄虚作假，并称“至少这种强势的媒体报道，把人们对于文学、文坛的印象改变了，扭曲了，使得人们从他们的描述中看到了一个由种种事件构成的多事的甚至是戏剧化的文学与文坛，那个由许多实力派作家的潜心创作和大量各类作品构成的高雅文学和主流文坛，在一定程度上由媒体以他们的方式裹挟了，遮蔽了，成为退居于后台的和藏匿于媒体背后的隐形文化存在。”试问：文学难道不是依靠媒体传播的文化产品吗？它不也在传播的平台上公之于众吗？白烨先生所介入策划的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不是也通过媒体发布消息的吗？其造势恐怕不亚于“顾彬事件”吧？究竟是谁“裹挟了”和“遮蔽了”它呢？一个小小的流言，就使得白烨所称那些“实力派”作家制造出来的所谓“高雅文学”、“主流文坛”土崩瓦解了，这还有何“实力”可言？这样弱不禁风、不堪一击的文学，还有什么“实力”面对严酷的现实？还有什么“实力”去介入对现实世界的批判？
顾彬的“垃圾说”实际上反映了公众对当下文学的基本判断。即使顾彬没有这样说过，也会有别的人以另一种方式说出来。也许，在白烨看来，还有《9·11生死婚礼》这样的作品不是垃圾。白烨在评论文章中认为，这个“虚构”的自传体小说“表现和揭示人类全部价值”，而那位身份可疑的作者贝拉，“一定是一个潜在的写情的高手乃至是圣手”，而且“她是独树一帜的，因而也是无可替代的。”但这部小说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只要到互联网上搜索一下读者评论，就会一目了然。
不错，互联网媒体确实有许多杂乱无章的消息，但白烨所怒斥的“社会文化生活种种乱象的策源地”，用在他自己所制造的虚假新闻上却更恰如其分。他本人正是虚假炒作的始作俑者。关于《9·11生死婚礼》被美国福克斯电影公司以102万美元买断版权的说法，被指为虚假消息，对此，白烨先生本人至今尚未作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把公众看作是群氓，以为公众就可以随随便便被任何一个流言所“裹挟”，正出于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白烨先生才会跟图书出版商联手搞出“贝拉事件”。
毫无疑问，随着公共媒体的不断开放，各种各样的言论都会出现，有时甚至是白烨所称的“种种无序、无德又无良的现象”。但在我看来，这种种言论的混乱和失范，决非源于公共媒体的开放性，相反，而是公共媒体的封闭、垄断和禁锢所造成的。长期以来的话语权利的不平等，普通公众表达欲长期被压抑，造成严重的心理失衡。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为话语平民的怨愤，提供了相对通畅的发布渠道。尽管多数“粉丝”无非是起起哄而已，但这起哄的背后，却潜伏着更加严重的公共心理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在我看来，并非对公共媒体言论的钳制，相反，应该更大限度地开放言论空间。
白烨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因为自己的“好心没好报”而感到委屈，他的朋友也因此而为他抱不平。诗人赵丽华也一样。然而，真正触怒网民的并非那些无聊的诗歌，而是与无聊诗歌紧密相连的“国家一级诗人”等权力象征。网民所针对的，乃是其所代表的文化权力。身份符号的光鲜和诗歌作品的平庸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成为赵丽华们被喜剧化的真正根源。所谓“代际冲突”背后，是更加深层的话语平民与话语权贵之间的冲突。
网民们通过新科技发展出来的言论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知识权贵阶层的话语垄断，也反映了公众对话语权利再分配的强烈要求。白烨们习惯于以主流社会的权力秩序来决定媒体的话语秩序，一旦遇见了阻力和混乱，他们立即变得不能容忍。因为媒体触犯了其个人利益，就对媒体时代加以诋毁、打压，乃至全盘否定。他们有时会换上一副“道德家”的面具，来维护他们失去的话语权力。有时逃回到传统媒体的平台上，那里是他们的传统优势地盘，可以找回在互联网媒体上失去的威严，并满足自己的权力欲。然而，他们的权势是多么的虚假和脆弱，多么的不堪一击。
在“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一个具有公共声誉的学者尤其需要如此。在传统媒体上不能兑现的诚信和责任的承诺，在互联网上必然会有所追究，而且将会是以相对激烈和狂暴的方式来追究。另一方面，公众在通常领域里的话语权利被剥夺得越多，他们在互联网这种新媒介上的宣泄性的话语暴力就会越激烈。而且，这场话语权利再分配的危机，还只是刚刚开始。
日前，《文汇报》刊载了白烨先生的《冷眼打量“媒体时代”》（2007年1月27日）一文，对“媒体时代”的诸多弊端提出了虽不猛烈但也严厉的批评。然而，白烨先生本人却正是利用媒体的高手，在他所从事的文学评论和图书出版策划事业领域，无时不有媒体的幽灵在徘徊。而今天他为何要用“冷眼”打量之？
据我所知，白烨先生是互联网媒体“口水战”阵地上的伤病员，刚从火线上下来，依然心有余悸，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而对“媒体时代”横加伐挞，其言论的公信力恐怕就要打折扣了。白烨指责媒体在“顾彬访谈”事件上弄虚作假，并称“至少这种强势的媒体报道，把人们对于文学、文坛的印象改变了，扭曲了，使得人们从他们的描述中看到了一个由种种事件构成的多事的甚至是戏剧化的文学与文坛，那个由许多实力派作家的潜心创作和大量各类作品构成的高雅文学和主流文坛，在一定程度上由媒体以他们的方式裹挟了，遮蔽了，成为退居于后台的和藏匿于媒体背后的隐形文化存在。”试问：文学难道不是依靠媒体传播的文化产品吗？它不也在传播的平台上公之于众吗？白烨先生所介入策划的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不是也通过媒体发布消息的吗？其造势恐怕不亚于“顾彬事件”吧？究竟是谁“裹挟了”和“遮蔽了”它呢？一个小小的流言，就使得白烨所称那些“实力派”作家制造出来的所谓“高雅文学”、“主流文坛”土崩瓦解了，这还有何“实力”可言？这样弱不禁风、不堪一击的文学，还有什么“实力”面对严酷的现实？还有什么“实力”去介入对现实世界的批判？
顾彬的“垃圾说”实际上反映了公众对当下文学的基本判断。即使顾彬没有这样说过，也会有别的人以另一种方式说出来。也许，在白烨看来，还有《9·11生死婚礼》这样的作品不是垃圾。白烨在评论文章中认为，这个“虚构”的自传体小说“表现和揭示人类全部价值”，而那位身份可疑的作者贝拉，“一定是一个潜在的写情的高手乃至是圣手”，而且“她是独树一帜的，因而也是无可替代的。”但这部小说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只要到互联网上搜索一下读者评论，就会一目了然。
不错，互联网媒体确实有许多杂乱无章的消息，但白烨所怒斥的“社会文化生活种种乱象的策源地”，用在他自己所制造的虚假新闻上却更恰如其分。他本人正是虚假炒作的始作俑者。关于《9·11生死婚礼》被美国福克斯电影公司以102万美元买断版权的说法，被指为虚假消息，对此，白烨先生本人至今尚未作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把公众看作是群氓，以为公众就可以随随便便被任何一个流言所“裹挟”，正出于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白烨先生才会跟图书出版商联手搞出“贝拉事件”。
毫无疑问，随着公共媒体的不断开放，各种各样的言论都会出现，有时甚至是白烨所称的“种种无序、无德又无良的现象”。但在我看来，这种种言论的混乱和失范，决非源于公共媒体的开放性，相反，而是公共媒体的封闭、垄断和禁锢所造成的。长期以来的话语权利的不平等，普通公众表达欲长期被压抑，造成严重的心理失衡。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为话语平民的怨愤，提供了相对通畅的发布渠道。尽管多数“粉丝”无非是起起哄而已，但这起哄的背后，却潜伏着更加严重的公共心理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在我看来，并非对公共媒体言论的钳制，相反，应该更大限度地开放言论空间。
白烨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因为自己的“好心没好报”而感到委屈，他的朋友也因此而为他抱不平。诗人赵丽华也一样。然而，真正触怒网民的并非那些无聊的诗歌，而是与无聊诗歌紧密相连的“国家一级诗人”等权力象征。网民所针对的，乃是其所代表的文化权力。身份符号的光鲜和诗歌作品的平庸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成为赵丽华们被喜剧化的真正根源。所谓“代际冲突”背后，是更加深层的话语平民与话语权贵之间的冲突。
网民们通过新科技发展出来的言论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知识权贵阶层的话语垄断，也反映了公众对话语权利再分配的强烈要求。白烨们习惯于以主流社会的权力秩序来决定媒体的话语秩序，一旦遇见了阻力和混乱，他们立即变得不能容忍。因为媒体触犯了其个人利益，就对媒体时代加以诋毁、打压，乃至全盘否定。他们有时会换上一副“道德家”的面具，来维护他们失去的话语权力。有时逃回到传统媒体的平台上，那里是他们的传统优势地盘，可以找回在互联网媒体上失去的威严，并满足自己的权力欲。然而，他们的权势是多么的虚假和脆弱，多么的不堪一击。
在“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一个具有公共声誉的学者尤其需要如此。在传统媒体上不能兑现的诚信和责任的承诺，在互联网上必然会有所追究，而且将会是以相对激烈和狂暴的方式来追究。另一方面，公众在通常领域里的话语权利被剥夺得越多，他们在互联网这种新媒介上的宣泄性的话语暴力就会越激烈。而且，这场话语权利再分配的危机，还只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