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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算怎么办？”我问道。
明迪·哈肖避开我的目光，用叉子拨动着盘子里的沙拉，却一口也没吃。她颤抖着下唇，绝望地问道：“我该怎么办？”
一年前明迪结婚时，我是她的伴娘，那时她神采飞扬。几个月后，我们三个闺蜜——明迪、斯蒂芬妮和我——相约在星巴克喝咖啡时，她已经完全失去神采了。她一反常态地沉默着，躲藏在硕大的太阳镜后面，说是得了红眼病。现在，听到她说的话，我怀疑红眼病只是个借口。对面的这个女人和几个月前那个满心喜悦的新娘简直判若两人。
她悄悄走进卡座坐在我对面时，我就已经大吃一惊了。她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我还以为她是减肥过度了，差点说道：“天啊，明迪，你看起来像鬼一样！”但是现在，听她说了些事情后，我毫不迟疑地说出了我的看法。
“告发这个蠢货，”我说，“蜜月醒来后，发现自己嫁的是一只青蛙而不是什么白马王子，这样的灰姑娘，你并不是第一个。”
明迪叹了口气，“这事儿没摊到你和吉米身上。”
这话没错。我经人介绍认识詹姆斯·特鲁里时已经是一个38岁的“老处女”了。当时有一部西雅图本土音乐剧《愤怒的主妇》要上映，该剧讲述的是一群失意的主妇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后来以一曲《吃你的破玉米片》而爆红。当时我还不是家庭主妇，因此不太想去，但是学校的一位同事硬把我拖去了。詹姆斯·特鲁里也是在银行同事的死缠烂打下去的。在大厅，我和吉米（詹姆斯的昵称）一见钟情。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俩之前都没有结过婚，于是很快就旋风般地陷入热恋之中，并迅速疏远了朋友，包括明迪。我和吉米在一起度过了11年的幸福生活，后来在90号州际公路的一座桥上，我们的汽车被一辆醉鬼驾驶的卡车撞上，吉米因此丧命，我的生命也从此支离破碎。
三年过去了，我仍沉浸在失去吉米的悲痛中，但是毕竟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因此当明迪问我是否愿意做她的伴娘时，我一口答应了。
我和明迪·克劳福德自上小学就认识了。高中和大学时期，她总是爱上错误的人——爱上野小子，爱上热衷于冒险的人，爱上肌肉发达的运动员，总之，都是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家伙。但是在明迪与劳伦斯·迈尔斯·哈肖婚礼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我确信她找到了对的人。
劳伦斯有钱有颜有大脑，或者三者换个顺序排列也行。显然，有錢不代表一切，但是我感到庆幸的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贫困，明迪终于可以不用过青黄不接的生活了。至少在我看来，劳伦斯疯狂地爱着她。这也是我现在对他如此气愤的原因之一。
劳伦斯·哈肖欺骗了我和明迪。
明迪爱上了他。
我做了25年的中学辅导员，我憎恨被欺骗。25年来与问题孩子打交道的经历早已让我深刻了解到家庭暴力的现实和普遍性。令我担心的是，明迪似乎一点都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她问。
“如你刚才所言，”我说，“他查看你的信件和电子邮件，监听你的电话，只要你一用车就检查里程表上的数字。你怎么看待这一切？”
“他大概是想让我完全属于他吧。”明迪温顺地回答。
“比这严重得多，”我告诉她，“他在控制你的人身自由，在切断你与外界的联系。我很惊讶他会让你出来和我一起吃午饭。”
“这是临时决定的，”明迪坦言，“我并没有全告诉他。”
或征得他的同意，我想。
突然间，我觉得自己比52岁的实际年龄更老更聪明，而明迪却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多年来引导那些顽劣青少年的经历告诉我，告诉别人要做什么是不会奏效的。如果我真想帮助他们，就得把这些学生叫到我的办公室，了解他们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明迪不是我的学生，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她想要拯救自己，就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一切。正确认识现实是解决问题的第一个关键步骤。
“我已经见识过劳伦斯·哈肖的行事风格了，”我说，“在公众场合，他是完美的绅士。但是私下里呢？”问出这个问题后，是一阵长长的尴尬的沉默。“嗯？”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你要告诉我吗？”
“不是很好。”明迪小声说。
“怎么个不好法？”我问道，“比如，他有没有说过你很笨？”
明迪点了点头，回答道：“嗯，他还说我不善于理财。”
“因为……”
“因为我没有还清支票。”
“明迪，40年来，我就没见你收支平衡过，一次也没有。但是你可曾开过空头支票？”
“没有。”
“那就好啊。理财的问题也不过如此。还有呢？”
“不仅仅是支票簿的问题，”明迪说，“尽管并不是这样，但我还是担心，怕他认为我嫁给他是为了他的钱。我俩订婚时，他的朋友们一直告诉他我俩需要签一份婚前协议。我告诉他，我很乐意签，但他叫我别犯傻，说他是爱我的，愿意和我分享他的一切。”
在一定程度上，我想。
“好吧，”我说，“他把你当成囚犯一样，控制你的各种活动，还贬低你。还有没？”
“你什么意思？”明迪问道。
“他伤害过你没？”
“他伤害了我的感情。”她说。
“他打过你没？”我追问道。
“也不算。”
“什么意思？”
“几个星期前，我俩去卡奇斯湖滑雪，”她缓缓地说，“当时暴风雪就要来临了，我有种可怕的预感，他会独自驾车离去，把我一个人丢下。也就是说，我会在荒郊野外忍饥挨饿，甚至有冻死的可能。”
“那你是怎么做的？”我问道。 “我告诉他我的脚踝扭伤了，我不会下车的。”明迪回答。
一股寒意席卷了我的脊背。毫无疑问，是某种自我保护的潜意识，让明迪没有下车，让她活到现在并告诉我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他从来不打你吗？”我问道，“有没有打伤过你？”
“没有，”明迪摇了摇头，回答得很干脆，“从来没有过。”
但是她穿着一件高领长袖毛衣。
我了解国内家暴的形式，也知道精明的吸毒者如何掩饰瘀伤。我还知道，对于女人来说，承认自己被打有多难。她们认为某种程度上，是她们自己导致这种可怕的灾难降临到她们身上的，即使承认了，她们也会在承认的同时忏悔自己的罪责。
“你必须离开，”我平静地说，“现在就离开，因为以后情况会更严重。”
“我不能，”她说，“我的意思是，我今天出来只是来给大家送感谢信，感谢大家送我的婚礼礼物。”
“让这些礼物滚一边去，”我吼道，“不要挡你的道……”
这时明迪的手机响了，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嘿，亲爱的，”她欢快地说，“嗯。我停下来吃了点午饭。马上就回家。”她挂断电话，然后对我说，“对不起，我得走了。”她掏出一张20美元的钞票放在那盘几乎没有动过的沙拉旁边。
“他用皮带牵着你，”我毫不客气地说道，“让你乖乖就范。”
“我知道，”她说，“不过，我必须要走了。”说完她就走了。
我又在那儿坐了几分钟，结完账之后就直接回家了。之前，在那个阴沉沉的星期六早晨，明迪给我打电话说要一起吃个午餐时，我正在车库里整理吉米的遗物。这件事情我已经拖了很久。起初是因为太痛苦，后来是因为太累了。但是现在，三年过去了，是时候了。这个夏天我准备出去旅游。因此我必须收拾出足够的空间，来停放那辆锃亮的甲壳虫新车。
但是现在，知道了明迪的情况后，我很是烦恼，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继续收拾着车库。认识吉米之前，他曾在美国国会山买了一座待修葺的小房子，并进行了改造。他翻新了原来的优质硬木地板，重新油漆并安装了所有的天花板线。他拆掉原来的旧管道和橱柜，换上了他自己设计并制作的最时兴的管道和橱柜。
结婚后，我卖掉了我位于市中心的公寓，搬过来跟他一起住。现在，我不仅要处理他的木工工具，还要整理他的衣物。
葬礼之后，我的家人就回了西雅图。我母亲坚持把吉米的衣服装进箱子，然后搬到了车库。“只有这样，你才能开始新的生活。”她说。她当时本想带到慈善商店的，但我告诉她我想自己整理。我确实想自己整理。装在塑料袋里的这件礼服是吉米在我们的婚礼上穿的，放在我打开的第二个盒子的最上面。看到它我一下子就崩潰了，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下来。又一次了。不过这一次，我硬起心肠，重新开始整理。我把它放在捐赠那一堆中，然后继续。
詹姆斯·特鲁里从来没有做错过一件事情。整理他的衣服时，我发现很多衣服都还装在袋子里，似乎刚从洗衣店拿回来。我又一次思念起他来。直到他离去，我才发现他有多在意我。在他的遗物中，有我以前从不知道的保单。其中一张显示房屋的抵押贷款已经全部还清了。另一张为我留下了很多存款，多到我可以一到年龄就退休，不用再继续工作下去。
而这种稳定正是我想让明迪也拥有的。我真的相信，她最终一定会找到真正爱她的人，带给她持久的安全感。但现在看来，我俩之间的情况对比是惊人的，而且非常令人痛心。
很多时候，直接动手去做比胡思乱想要好得多。到那天傍晚6点时，这件推迟多年的工作终于完成了。我把垃圾桶塞得满满的，分门别类地装了一堆鼓鼓胀胀的黑色塑料垃圾袋，准备去往慈善商店。我给唐·威廉斯——我在富兰克林中学的同事——打了个电话，他兴奋地保证他明天会开着一辆小货车过来，搜罗我要丢弃的工具。挂了电话之后，我想起了那些枪。不是吉米的枪，他一支枪也没有。是劳伦斯·哈肖的枪。
我是在他们的订婚宴上看到那些枪的。劳伦斯领我参观了他在西雅图一个高档社区的豪宅，透过窗户，可以俯瞰艾略特湾。书房里有一个上了锁的展示柜，里面放着很多武器。办公桌上有个相框，里面嵌着一封美国步枪协会写来的感谢信，信中感谢劳伦斯——劳伦斯是该协会的会员——多年来的忠诚。上面还有前步枪协会会长查尔顿·海斯顿的亲笔签名，笔迹遒劲有力。
那时候我刚认识劳伦斯·哈肖。他与我的好朋友订婚了。我本想给他留下个好印象，因此装作对枪支很感兴趣的样子。那晚之后，我就再没机会去劳伦斯的书房了。但现在，我想起了那些枪的不祥存在。可能还有别的我还没看到，这种可能性让我觉得一阵恐惧。如果……
我抓起电话，拨通了明迪的手机。她没有接电话，我也没有留言。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报警吗？怎么跟他们说呢？我担心明迪已经遭遇不测了，她老公试图伤害她，可是我没有一点证据。
最后，我决定不能任由事态发展，于是钻进大众汽车，启动引擎，直奔明迪家。像世界各地的滨水住宅一样，明迪家的房子正面主要是为了观景，来访者想进入她家要通过开在一个小巷子里的后院大门。一下车，我就从敞开着的车库门听到里面有声音。我虚掩上车门，站在那里侧耳聆听。
“来吧，韦斯，”明迪说，“再逼真点儿。抓住我的胳膊使劲挤压，得弄出看得见的明显瘀伤，再用手背打我的嘴。劳伦斯是左撇子，幸好你也是。”
听到拳头打在身上的沉闷响声，我畏缩了，但明迪显然对这样的殴打不满意。
“再来，”她命令道，“要打出血。”
我听到又一阵殴打声，接着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天啊，我的T恤上溅满了血。”
“韦斯，你怎么这么娇气，又不用你开枪。我肯定，劳伦斯的T恤上也有我很多血。现在你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吧，他还有几分钟就到家了。他露面的时候我不想你在附近。”
“你确定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明迪肯定地说，“警察们一来找我，我就把他们直接带到弗朗辛家。今天下午我对她撒了很多谎，她一定会帮我作证我是出于正当防卫。” 弗朗辛！我！我居然被她骗得团团转。劳伦斯·哈肖并没有准备去杀明迪，而是恰恰相反，我则将成为防卫的重要目击者。
有几秒钟时间，我定在原地，呆若木鸡。最后，我终于移动了脚步。我钻进车里，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发动引擎，全速朝山脚驶去。怕韦斯可能会跟着我，我迅速躲进十字路口两座房子之间的私人车道上。几秒钟后，停在车库旁边的道奇公羊皮卡车呼啸着从山上开了下来。司机在小巷的尽头停了一下，似乎在朝两边看。我屏住呼吸，不过我离去时他肯定没看到我开的是什么车，否则他不会没看到我停在那儿。似乎过了很长时间后，他终于开到了街道上，然后扬长而去。从我的方位没法辨别出他的车牌号，而且我肯定不会跟着他去看个清楚。
我正准备打911报警时，另一辆车开到了街道上，打着转向灯拐进了小巷。我的心在一点一点下沉，我意识到我正在看着劳伦斯·哈肖的凯迪拉克的车头灯。我转动钥匙点着火，迅速掉转车头，打着双闪灯跟了上去。见有人跟随，劳伦斯在半路上停下车。
“有什么事情吗？”他跳下车，远远地问我。
“嗯，”我说，“有很严重的事情。我是弗朗辛，弗朗辛·特鲁里。我得和你谈谈，劳伦斯，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到我家吧，”他说，“到我家谈吧。”
“不行，”我叫道，“不能去你家。”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不是明迪发生了什么事情？天啊，她没事吧？”
“听我说，劳伦斯。明迪没事，但她有个情人。他们打算杀了你，并伪造成自卫的假象。我刚刚听到他们两人在密谋此事。”
“杀我？”劳伦斯说，“你在开玩笑吗？明迪很爱我，而且她连一只跳蚤都不会伤害。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事情。你怎么会冒出这么离谱的想法？你没有喝醉吧，弗朗辛？”
“当然没有，”我说，“我刚刚就站在门外，听到他们在车库里面说话——明迪和一个叫韦斯的家伙。”
“那一定是韦斯·努南，”劳伦斯断言道，“我得告诉你，韦斯是我的好朋友。我敢肯定，这只是一场误会。来我家吧，弗朗辛，咱们好好谈谈，喝上一两杯。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我们一定会哈哈大笑的。”
“你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吗？”我拼命地坚持，“明迪要杀你，而且还要伪装成你先攻击她的样子。”
“她不会这样做的，”劳伦斯·哈肖说，“来吧。开始下雨了。我不想站在这里，一边淋雨一边争论这个。你来还是不来？”
“我不去，”我说，“你也不要走，求你了。”
“我要走了。”他说，驱车离去了。
我钻进车里，抓起手机拨通了911。“华盛顿州巡警，”话筒中传来一个声音，“有什么事情？”
“我叫弗朗辛·特鲁里，”我说，“我在西雅图马格诺利亚。有人要被杀了。”
我把明迪的地址告诉了他们，这时我听到了两声刺耳的枪响。顿了一下，又响起了第三声。“天啊，”我对着手机大喊道，“请快点儿。她已经开枪了。她向他开枪了。再派辆救护车来！”
我浑身发抖地站在那里，靠在甲壳虫车上，这时两辆蓝色警车和一辆救护车开着警示灯呼啸着驶上了山，从我身边经过。我从来没有这样无助过。如果我能让他相信……
第三辆警车在我身后停了下来，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官下了车。“特鲁里女士？”他问道，“刚才是你拨打911的吗？”
“是的，”我艰难地张开口，“是我。”我失声痛哭起来，“这都是我的错，”我的哭声更大了，“我听到她说要杀死他。我去警告他，但是他不听。现在他已经死了。”
警官的对讲机突然响了起来。我听到一阵杂乱的声音，但是听不清楚在说什么。“请坐，”警官安慰道，“我给你拿瓶水来。”
我照做了。我太脆弱了，无力拒绝也无力做任何事情，只有按吩咐的来做。我坐在他让我坐的地方。附近的不少居民此刻也来到了街道上，想知道發生了什么事。
过了一会儿，救护车呼啸着又回来了。围观群众闪出一条通道，让车通过。
“车上是位男性伤者，”警官边解释边递给我一瓶水，我从胸牌上知道他是警司劳里，“她打伤了他，他肩膀上受了点皮肉伤。医生正在带他去港景医疗中心。他会没事的。”
“明迪呢？”我问，“她怎么样？”
警司劳里拿出一个小本子，“这是她的名字？明迪……”
“明迪·哈肖，”我说，“她怎么了？”
劳里摇摇头，“看到事情没有朝着她预期的方向发展，她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你是说她死了？”我结结巴巴地说，“她死了？”
警司劳里点了点头，“恐怕是这样，”他说，“但愿她不是你的朋友。”
“以前是。”我强忍着泪水，平静地说。
“但我想以后不是了。”警司劳里神情黯然地摇了摇头。
明迪·哈肖避开我的目光，用叉子拨动着盘子里的沙拉，却一口也没吃。她颤抖着下唇，绝望地问道：“我该怎么办？”
一年前明迪结婚时，我是她的伴娘，那时她神采飞扬。几个月后，我们三个闺蜜——明迪、斯蒂芬妮和我——相约在星巴克喝咖啡时，她已经完全失去神采了。她一反常态地沉默着，躲藏在硕大的太阳镜后面，说是得了红眼病。现在，听到她说的话，我怀疑红眼病只是个借口。对面的这个女人和几个月前那个满心喜悦的新娘简直判若两人。
她悄悄走进卡座坐在我对面时，我就已经大吃一惊了。她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我还以为她是减肥过度了，差点说道：“天啊，明迪，你看起来像鬼一样！”但是现在，听她说了些事情后，我毫不迟疑地说出了我的看法。
“告发这个蠢货，”我说，“蜜月醒来后，发现自己嫁的是一只青蛙而不是什么白马王子，这样的灰姑娘，你并不是第一个。”
明迪叹了口气，“这事儿没摊到你和吉米身上。”
这话没错。我经人介绍认识詹姆斯·特鲁里时已经是一个38岁的“老处女”了。当时有一部西雅图本土音乐剧《愤怒的主妇》要上映，该剧讲述的是一群失意的主妇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后来以一曲《吃你的破玉米片》而爆红。当时我还不是家庭主妇，因此不太想去，但是学校的一位同事硬把我拖去了。詹姆斯·特鲁里也是在银行同事的死缠烂打下去的。在大厅，我和吉米（詹姆斯的昵称）一见钟情。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俩之前都没有结过婚，于是很快就旋风般地陷入热恋之中，并迅速疏远了朋友，包括明迪。我和吉米在一起度过了11年的幸福生活，后来在90号州际公路的一座桥上，我们的汽车被一辆醉鬼驾驶的卡车撞上，吉米因此丧命，我的生命也从此支离破碎。
三年过去了，我仍沉浸在失去吉米的悲痛中，但是毕竟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因此当明迪问我是否愿意做她的伴娘时，我一口答应了。
我和明迪·克劳福德自上小学就认识了。高中和大学时期，她总是爱上错误的人——爱上野小子，爱上热衷于冒险的人，爱上肌肉发达的运动员，总之，都是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家伙。但是在明迪与劳伦斯·迈尔斯·哈肖婚礼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我确信她找到了对的人。
劳伦斯有钱有颜有大脑，或者三者换个顺序排列也行。显然，有錢不代表一切，但是我感到庆幸的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贫困，明迪终于可以不用过青黄不接的生活了。至少在我看来，劳伦斯疯狂地爱着她。这也是我现在对他如此气愤的原因之一。
劳伦斯·哈肖欺骗了我和明迪。
明迪爱上了他。
我做了25年的中学辅导员，我憎恨被欺骗。25年来与问题孩子打交道的经历早已让我深刻了解到家庭暴力的现实和普遍性。令我担心的是，明迪似乎一点都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她问。
“如你刚才所言，”我说，“他查看你的信件和电子邮件，监听你的电话，只要你一用车就检查里程表上的数字。你怎么看待这一切？”
“他大概是想让我完全属于他吧。”明迪温顺地回答。
“比这严重得多，”我告诉她，“他在控制你的人身自由，在切断你与外界的联系。我很惊讶他会让你出来和我一起吃午饭。”
“这是临时决定的，”明迪坦言，“我并没有全告诉他。”
或征得他的同意，我想。
突然间，我觉得自己比52岁的实际年龄更老更聪明，而明迪却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多年来引导那些顽劣青少年的经历告诉我，告诉别人要做什么是不会奏效的。如果我真想帮助他们，就得把这些学生叫到我的办公室，了解他们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明迪不是我的学生，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她想要拯救自己，就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一切。正确认识现实是解决问题的第一个关键步骤。
“我已经见识过劳伦斯·哈肖的行事风格了，”我说，“在公众场合，他是完美的绅士。但是私下里呢？”问出这个问题后，是一阵长长的尴尬的沉默。“嗯？”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你要告诉我吗？”
“不是很好。”明迪小声说。
“怎么个不好法？”我问道，“比如，他有没有说过你很笨？”
明迪点了点头，回答道：“嗯，他还说我不善于理财。”
“因为……”
“因为我没有还清支票。”
“明迪，40年来，我就没见你收支平衡过，一次也没有。但是你可曾开过空头支票？”
“没有。”
“那就好啊。理财的问题也不过如此。还有呢？”
“不仅仅是支票簿的问题，”明迪说，“尽管并不是这样，但我还是担心，怕他认为我嫁给他是为了他的钱。我俩订婚时，他的朋友们一直告诉他我俩需要签一份婚前协议。我告诉他，我很乐意签，但他叫我别犯傻，说他是爱我的，愿意和我分享他的一切。”
在一定程度上，我想。
“好吧，”我说，“他把你当成囚犯一样，控制你的各种活动，还贬低你。还有没？”
“你什么意思？”明迪问道。
“他伤害过你没？”
“他伤害了我的感情。”她说。
“他打过你没？”我追问道。
“也不算。”
“什么意思？”
“几个星期前，我俩去卡奇斯湖滑雪，”她缓缓地说，“当时暴风雪就要来临了，我有种可怕的预感，他会独自驾车离去，把我一个人丢下。也就是说，我会在荒郊野外忍饥挨饿，甚至有冻死的可能。”
“那你是怎么做的？”我问道。 “我告诉他我的脚踝扭伤了，我不会下车的。”明迪回答。
一股寒意席卷了我的脊背。毫无疑问，是某种自我保护的潜意识，让明迪没有下车，让她活到现在并告诉我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他从来不打你吗？”我问道，“有没有打伤过你？”
“没有，”明迪摇了摇头，回答得很干脆，“从来没有过。”
但是她穿着一件高领长袖毛衣。
我了解国内家暴的形式，也知道精明的吸毒者如何掩饰瘀伤。我还知道，对于女人来说，承认自己被打有多难。她们认为某种程度上，是她们自己导致这种可怕的灾难降临到她们身上的，即使承认了，她们也会在承认的同时忏悔自己的罪责。
“你必须离开，”我平静地说，“现在就离开，因为以后情况会更严重。”
“我不能，”她说，“我的意思是，我今天出来只是来给大家送感谢信，感谢大家送我的婚礼礼物。”
“让这些礼物滚一边去，”我吼道，“不要挡你的道……”
这时明迪的手机响了，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嘿，亲爱的，”她欢快地说，“嗯。我停下来吃了点午饭。马上就回家。”她挂断电话，然后对我说，“对不起，我得走了。”她掏出一张20美元的钞票放在那盘几乎没有动过的沙拉旁边。
“他用皮带牵着你，”我毫不客气地说道，“让你乖乖就范。”
“我知道，”她说，“不过，我必须要走了。”说完她就走了。
我又在那儿坐了几分钟，结完账之后就直接回家了。之前，在那个阴沉沉的星期六早晨，明迪给我打电话说要一起吃个午餐时，我正在车库里整理吉米的遗物。这件事情我已经拖了很久。起初是因为太痛苦，后来是因为太累了。但是现在，三年过去了，是时候了。这个夏天我准备出去旅游。因此我必须收拾出足够的空间，来停放那辆锃亮的甲壳虫新车。
但是现在，知道了明迪的情况后，我很是烦恼，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继续收拾着车库。认识吉米之前，他曾在美国国会山买了一座待修葺的小房子，并进行了改造。他翻新了原来的优质硬木地板，重新油漆并安装了所有的天花板线。他拆掉原来的旧管道和橱柜，换上了他自己设计并制作的最时兴的管道和橱柜。
结婚后，我卖掉了我位于市中心的公寓，搬过来跟他一起住。现在，我不仅要处理他的木工工具，还要整理他的衣物。
葬礼之后，我的家人就回了西雅图。我母亲坚持把吉米的衣服装进箱子，然后搬到了车库。“只有这样，你才能开始新的生活。”她说。她当时本想带到慈善商店的，但我告诉她我想自己整理。我确实想自己整理。装在塑料袋里的这件礼服是吉米在我们的婚礼上穿的，放在我打开的第二个盒子的最上面。看到它我一下子就崩潰了，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下来。又一次了。不过这一次，我硬起心肠，重新开始整理。我把它放在捐赠那一堆中，然后继续。
詹姆斯·特鲁里从来没有做错过一件事情。整理他的衣服时，我发现很多衣服都还装在袋子里，似乎刚从洗衣店拿回来。我又一次思念起他来。直到他离去，我才发现他有多在意我。在他的遗物中，有我以前从不知道的保单。其中一张显示房屋的抵押贷款已经全部还清了。另一张为我留下了很多存款，多到我可以一到年龄就退休，不用再继续工作下去。
而这种稳定正是我想让明迪也拥有的。我真的相信，她最终一定会找到真正爱她的人，带给她持久的安全感。但现在看来，我俩之间的情况对比是惊人的，而且非常令人痛心。
很多时候，直接动手去做比胡思乱想要好得多。到那天傍晚6点时，这件推迟多年的工作终于完成了。我把垃圾桶塞得满满的，分门别类地装了一堆鼓鼓胀胀的黑色塑料垃圾袋，准备去往慈善商店。我给唐·威廉斯——我在富兰克林中学的同事——打了个电话，他兴奋地保证他明天会开着一辆小货车过来，搜罗我要丢弃的工具。挂了电话之后，我想起了那些枪。不是吉米的枪，他一支枪也没有。是劳伦斯·哈肖的枪。
我是在他们的订婚宴上看到那些枪的。劳伦斯领我参观了他在西雅图一个高档社区的豪宅，透过窗户，可以俯瞰艾略特湾。书房里有一个上了锁的展示柜，里面放着很多武器。办公桌上有个相框，里面嵌着一封美国步枪协会写来的感谢信，信中感谢劳伦斯——劳伦斯是该协会的会员——多年来的忠诚。上面还有前步枪协会会长查尔顿·海斯顿的亲笔签名，笔迹遒劲有力。
那时候我刚认识劳伦斯·哈肖。他与我的好朋友订婚了。我本想给他留下个好印象，因此装作对枪支很感兴趣的样子。那晚之后，我就再没机会去劳伦斯的书房了。但现在，我想起了那些枪的不祥存在。可能还有别的我还没看到，这种可能性让我觉得一阵恐惧。如果……
我抓起电话，拨通了明迪的手机。她没有接电话，我也没有留言。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报警吗？怎么跟他们说呢？我担心明迪已经遭遇不测了，她老公试图伤害她，可是我没有一点证据。
最后，我决定不能任由事态发展，于是钻进大众汽车，启动引擎，直奔明迪家。像世界各地的滨水住宅一样，明迪家的房子正面主要是为了观景，来访者想进入她家要通过开在一个小巷子里的后院大门。一下车，我就从敞开着的车库门听到里面有声音。我虚掩上车门，站在那里侧耳聆听。
“来吧，韦斯，”明迪说，“再逼真点儿。抓住我的胳膊使劲挤压，得弄出看得见的明显瘀伤，再用手背打我的嘴。劳伦斯是左撇子，幸好你也是。”
听到拳头打在身上的沉闷响声，我畏缩了，但明迪显然对这样的殴打不满意。
“再来，”她命令道，“要打出血。”
我听到又一阵殴打声，接着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天啊，我的T恤上溅满了血。”
“韦斯，你怎么这么娇气，又不用你开枪。我肯定，劳伦斯的T恤上也有我很多血。现在你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吧，他还有几分钟就到家了。他露面的时候我不想你在附近。”
“你确定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明迪肯定地说，“警察们一来找我，我就把他们直接带到弗朗辛家。今天下午我对她撒了很多谎，她一定会帮我作证我是出于正当防卫。” 弗朗辛！我！我居然被她骗得团团转。劳伦斯·哈肖并没有准备去杀明迪，而是恰恰相反，我则将成为防卫的重要目击者。
有几秒钟时间，我定在原地，呆若木鸡。最后，我终于移动了脚步。我钻进车里，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发动引擎，全速朝山脚驶去。怕韦斯可能会跟着我，我迅速躲进十字路口两座房子之间的私人车道上。几秒钟后，停在车库旁边的道奇公羊皮卡车呼啸着从山上开了下来。司机在小巷的尽头停了一下，似乎在朝两边看。我屏住呼吸，不过我离去时他肯定没看到我开的是什么车，否则他不会没看到我停在那儿。似乎过了很长时间后，他终于开到了街道上，然后扬长而去。从我的方位没法辨别出他的车牌号，而且我肯定不会跟着他去看个清楚。
我正准备打911报警时，另一辆车开到了街道上，打着转向灯拐进了小巷。我的心在一点一点下沉，我意识到我正在看着劳伦斯·哈肖的凯迪拉克的车头灯。我转动钥匙点着火，迅速掉转车头，打着双闪灯跟了上去。见有人跟随，劳伦斯在半路上停下车。
“有什么事情吗？”他跳下车，远远地问我。
“嗯，”我说，“有很严重的事情。我是弗朗辛，弗朗辛·特鲁里。我得和你谈谈，劳伦斯，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到我家吧，”他说，“到我家谈吧。”
“不行，”我叫道，“不能去你家。”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不是明迪发生了什么事情？天啊，她没事吧？”
“听我说，劳伦斯。明迪没事，但她有个情人。他们打算杀了你，并伪造成自卫的假象。我刚刚听到他们两人在密谋此事。”
“杀我？”劳伦斯说，“你在开玩笑吗？明迪很爱我，而且她连一只跳蚤都不会伤害。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事情。你怎么会冒出这么离谱的想法？你没有喝醉吧，弗朗辛？”
“当然没有，”我说，“我刚刚就站在门外，听到他们在车库里面说话——明迪和一个叫韦斯的家伙。”
“那一定是韦斯·努南，”劳伦斯断言道，“我得告诉你，韦斯是我的好朋友。我敢肯定，这只是一场误会。来我家吧，弗朗辛，咱们好好谈谈，喝上一两杯。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我们一定会哈哈大笑的。”
“你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吗？”我拼命地坚持，“明迪要杀你，而且还要伪装成你先攻击她的样子。”
“她不会这样做的，”劳伦斯·哈肖说，“来吧。开始下雨了。我不想站在这里，一边淋雨一边争论这个。你来还是不来？”
“我不去，”我说，“你也不要走，求你了。”
“我要走了。”他说，驱车离去了。
我钻进车里，抓起手机拨通了911。“华盛顿州巡警，”话筒中传来一个声音，“有什么事情？”
“我叫弗朗辛·特鲁里，”我说，“我在西雅图马格诺利亚。有人要被杀了。”
我把明迪的地址告诉了他们，这时我听到了两声刺耳的枪响。顿了一下，又响起了第三声。“天啊，”我对着手机大喊道，“请快点儿。她已经开枪了。她向他开枪了。再派辆救护车来！”
我浑身发抖地站在那里，靠在甲壳虫车上，这时两辆蓝色警车和一辆救护车开着警示灯呼啸着驶上了山，从我身边经过。我从来没有这样无助过。如果我能让他相信……
第三辆警车在我身后停了下来，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官下了车。“特鲁里女士？”他问道，“刚才是你拨打911的吗？”
“是的，”我艰难地张开口，“是我。”我失声痛哭起来，“这都是我的错，”我的哭声更大了，“我听到她说要杀死他。我去警告他，但是他不听。现在他已经死了。”
警官的对讲机突然响了起来。我听到一阵杂乱的声音，但是听不清楚在说什么。“请坐，”警官安慰道，“我给你拿瓶水来。”
我照做了。我太脆弱了，无力拒绝也无力做任何事情，只有按吩咐的来做。我坐在他让我坐的地方。附近的不少居民此刻也来到了街道上，想知道發生了什么事。
过了一会儿，救护车呼啸着又回来了。围观群众闪出一条通道，让车通过。
“车上是位男性伤者，”警官边解释边递给我一瓶水，我从胸牌上知道他是警司劳里，“她打伤了他，他肩膀上受了点皮肉伤。医生正在带他去港景医疗中心。他会没事的。”
“明迪呢？”我问，“她怎么样？”
警司劳里拿出一个小本子，“这是她的名字？明迪……”
“明迪·哈肖，”我说，“她怎么了？”
劳里摇摇头，“看到事情没有朝着她预期的方向发展，她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你是说她死了？”我结结巴巴地说，“她死了？”
警司劳里点了点头，“恐怕是这样，”他说，“但愿她不是你的朋友。”
“以前是。”我强忍着泪水，平静地说。
“但我想以后不是了。”警司劳里神情黯然地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