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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85年来,与腐败现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社会全面转型的今天,解决腐败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追访党反腐征程中出现过的4个案例,希望对人们思考当前的反腐形势有所启发｡
瑞金时期首个贪污案邓小平气得拍桌子
[案例一]谢步升,今天已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却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分子,时间是1932年5月9日｡
这个人当过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他的罪行是: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运水牛到白区出售｡为了谋财,他秘密杀害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的一名军医｡
20年前,当年的见证人有的还在世,他们曾向现任江西瑞金市委党史办副主任的刘良讲述往事:此案是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亲自指示查处的｡事发不久,办案遇到了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调查员故意发难｡于是,苏区中央局领导没有调查就通知瑞金裁判部释放谢步升｡
邓小平十分气愤,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他决定亲自去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要调查员去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毛泽东当场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5月9日,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抗战边区贪污案毛泽东拒绝看求情书
[案例二]肖玉璧,红军英雄,全身伤疤90多处,曾任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同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因贪污被查处的最大典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美华查阅了当时的史料,勾勒出这起曾轰动陕北的大案的原貌:初到陕北时,肖玉璧饿得骨瘦如柴,住进医院,被到医院视察的毛泽东发现了｡当时,边区物资严重匮乏,为保证毛泽东身体健康,中央特批给他每天半斤牛奶,凭证领取｡看到肖玉璧的样子,毛泽东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取奶证转送给肖玉璧｡
在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肖玉璧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采用多收少报的方法欺瞒上级｡被发觉后潜逃了几个月,最终被捕｡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他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
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把信带给毛泽东,毛泽东问:“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毛泽东又问:“他的态度怎样?”林伯渠说:“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又问林伯渠:“你们的态度呢?”林伯渠说:“这股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特来请示｡”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新中国刘青山张子善案数百人投票死刑判决
[案例三]刘青山､张子善案已载入中共反腐史册,但党内当时决策过程的一些历史细节还鲜为人知｡
刘､张专案组成员之一､今年93岁的一位杨姓老同志回忆,刘､张罪行之重不言而喻,但是对于如何处置他们,党内一些同志却产生了犹豫,不仅因为这两个人位高权重,还因为他们都是久经革命考验的老干部｡1951年12月初,河北省委召集党代会主席团成员开会正式宣布逮捕刘､张时,绝大多数同志衷心拥护,少数同志感到突然,表示沉默｡12月20日,中共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当时之所以加“或缓期两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
党中央对此事态度非常明确,但在考虑量刑时十分慎重｡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
当时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曾有这样一段回忆:“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改革开放后腐败典型侵吞缉私物品大肆受贿
[案例四]王仲,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其腐败行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他较早收受的贿赂是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来自当地一个公社广播员｡广东省海丰县与港澳海上交通方便,改革开放后申请去港澳的人日益增多,原中共广东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海丰县委书记王仲1979年那次受贿就是为了批准这样一个申请报告｡
尝到甜头,他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然后转手卖出｡1980年七八月间,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斗争正处于高峰期,被查获的私货在汕尾镇堆积如山,令王仲垂涎三尺｡他到处“视察”各个缉私货物仓库,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每次缉私船回来,王仲都亲临现场,满载而归｡到过王仲家的人说,他的家就像广播站的器材仓库,堆满各种各样攫取来的电器产品和其他物资｡
自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上行下效,有了县委主要领导带头,海丰成为远近有名的私货市场｡有人讥讽说,这里是“远东的国际市场”｡
此案的处理受到了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的极大关注,他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先后派出了100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陈云同志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王仲确实是起了一个非常坏的作用,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进行惩处,对我们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对我们的改革开放都是不利的｡
1983年1月17日,在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的审判大会上,重大经济罪犯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
(据《文汇报》)
瑞金时期首个贪污案邓小平气得拍桌子
[案例一]谢步升,今天已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却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分子,时间是1932年5月9日｡
这个人当过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他的罪行是: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运水牛到白区出售｡为了谋财,他秘密杀害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的一名军医｡
20年前,当年的见证人有的还在世,他们曾向现任江西瑞金市委党史办副主任的刘良讲述往事:此案是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亲自指示查处的｡事发不久,办案遇到了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调查员故意发难｡于是,苏区中央局领导没有调查就通知瑞金裁判部释放谢步升｡
邓小平十分气愤,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他决定亲自去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要调查员去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毛泽东当场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5月9日,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抗战边区贪污案毛泽东拒绝看求情书
[案例二]肖玉璧,红军英雄,全身伤疤90多处,曾任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同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因贪污被查处的最大典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美华查阅了当时的史料,勾勒出这起曾轰动陕北的大案的原貌:初到陕北时,肖玉璧饿得骨瘦如柴,住进医院,被到医院视察的毛泽东发现了｡当时,边区物资严重匮乏,为保证毛泽东身体健康,中央特批给他每天半斤牛奶,凭证领取｡看到肖玉璧的样子,毛泽东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取奶证转送给肖玉璧｡
在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肖玉璧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采用多收少报的方法欺瞒上级｡被发觉后潜逃了几个月,最终被捕｡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他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
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把信带给毛泽东,毛泽东问:“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毛泽东又问:“他的态度怎样?”林伯渠说:“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又问林伯渠:“你们的态度呢?”林伯渠说:“这股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特来请示｡”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新中国刘青山张子善案数百人投票死刑判决
[案例三]刘青山､张子善案已载入中共反腐史册,但党内当时决策过程的一些历史细节还鲜为人知｡
刘､张专案组成员之一､今年93岁的一位杨姓老同志回忆,刘､张罪行之重不言而喻,但是对于如何处置他们,党内一些同志却产生了犹豫,不仅因为这两个人位高权重,还因为他们都是久经革命考验的老干部｡1951年12月初,河北省委召集党代会主席团成员开会正式宣布逮捕刘､张时,绝大多数同志衷心拥护,少数同志感到突然,表示沉默｡12月20日,中共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当时之所以加“或缓期两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
党中央对此事态度非常明确,但在考虑量刑时十分慎重｡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
当时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曾有这样一段回忆:“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改革开放后腐败典型侵吞缉私物品大肆受贿
[案例四]王仲,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其腐败行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他较早收受的贿赂是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来自当地一个公社广播员｡广东省海丰县与港澳海上交通方便,改革开放后申请去港澳的人日益增多,原中共广东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海丰县委书记王仲1979年那次受贿就是为了批准这样一个申请报告｡
尝到甜头,他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然后转手卖出｡1980年七八月间,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斗争正处于高峰期,被查获的私货在汕尾镇堆积如山,令王仲垂涎三尺｡他到处“视察”各个缉私货物仓库,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每次缉私船回来,王仲都亲临现场,满载而归｡到过王仲家的人说,他的家就像广播站的器材仓库,堆满各种各样攫取来的电器产品和其他物资｡
自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上行下效,有了县委主要领导带头,海丰成为远近有名的私货市场｡有人讥讽说,这里是“远东的国际市场”｡
此案的处理受到了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的极大关注,他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先后派出了100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陈云同志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王仲确实是起了一个非常坏的作用,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进行惩处,对我们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对我们的改革开放都是不利的｡
1983年1月17日,在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的审判大会上,重大经济罪犯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
(据《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