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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一再证明，改革实践需要改革理论的指引和支撑，理论和实践必须携手共进。
樊纲、易纲、吴晓灵、许善达、蔡昉 主编
中信出版社2018-9
本书中，经济学家们着重探讨了改革的历史背景、理论借鉴、宏观调控、财税体制、金融创新、国企改革、社会保障、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债务、汇率机制、扶贫助弱、乡村振兴、国际经贸关系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角色等议题。本书既有较强的学术性，又兼具广阔的政策分析视角，展现了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和强烈的价值关怀。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首这一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携手共进的过程。
改革开放，首先是观念的开放。思想不改变，行动就无法调整，改革思想不断演变和清晰，正是推进改革实践的基础。凡是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配合得好，改革就能取得较大进展，对发展的正面效应也较大；反之，改革和发展就容易遭到挫折。每当改革开放在方针、政策和思路上需要进行重大抉择时，无一例外，都伴随着改革理论的热烈讨论。正确思想之光照亮了未来的道路，使改革开放能够避开险阻，走上坦途。
任何国家的经济体系都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巨系统，因此，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它的目的，是要改变制度安排，理顺激励机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改革者就必须对改革对象的状况和演变规律有深切的了解，对自己的行动有一定的规划，而不能像心灵手巧的农夫打造家什那样，“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那么，这种在改革行动之前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传统教科书的回答倒也简单明快，“从实践中来”，叫作“先投入战斗，然后便见分晓”。但是这样一来，改革的行动就缺乏明确的目标，甚至容易变成盲动。所以，还是恩格斯说得正确：“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为了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就必须立足本国实际，认真学习和鉴别前人的理论成果，形成自己的改革理论，并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制定改革方针、方案和实施方略。
1970年代末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陷于荒芜衰退的困境，理论界和思想界很难承担起为改革开放提供学理基础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中国派出了大批考察团出国考察，借鉴外国的发展经验，引入别人的成功做法，例如设立对外开放特区等。这些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增长也开始止跌回升。但是，这只是一些局部性的改进。事实上，如果不对过去的错误理论和错误政策进行认真的反思，就不可能变革封闭僵化的体制，也很难走出一条持续稳定发展的新路。
1978年中期，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使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讨论和研究开始活跃起来。不少学者努力通过汲取经济学的新成果和频繁的国际交流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19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家也陆续参加进来。经济学家群体积极参与了1980年代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也助推了1990年代的改革重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既高屋建瓴地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又谨慎务实地规划了经济、治理、文化等多方面改革的具体步骤，是一个思想缜密、措施得当的纲领性文件。
不过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通过一个好的决议并不意味着改革立即大功告成。全面深化改革必然面临种种阻力和障碍，它们既来自旧的意识形态，也来自权力寻租特殊既得利益者，还来自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面对这些阻力和障碍，必须像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再重申的那样，以极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努力地推进。
改革开放四十年，尽管有波折甚至回潮，但历史的大逻辑决定了它还是要沿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取向前行。回首四十年，经济改革的主题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不断调整，是沿着“商品经济为辅”到“决定性作用”的方向前进。凡是市场取向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期，经济社会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也有显著提升。但有时会囿于旧有的概念和口号，出现摇摆甚至倒退；也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原地踏步，走了弯路甚至回头路还茫然不觉。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当出现这些负面现象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消除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和发展的持续。
从经济改革来说，我们就面临着坚决执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总体规划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第一，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政治、经济、法治等多方面下手。保护产权、厉行法治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目前仍然存在的大量行政保护、政商勾结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也必须通过竞争政策的完善和执法体系的加强加以消除。
第二，党政领导机关要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等方面认真负起自己的责任。当前政府在“放管服”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现在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防止回潮，二是改革要继续向纵深发展，更大范围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政府职权正面清单，真正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要力求披荆斩棘，通过深水区。目前国有企业依然掌握着大量重要的经济资源，并且在许多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保持和强化这种格局难免会压缩其他经济成分的生存空间，妨碍公平竞争市场的形成，并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难以提高。如何根据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实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并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现国有企业管理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还有一系列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第四，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当前反全球化的潮流在个别群体中流行的情况下，中国必须积极落实中国领导人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倡议，反对各种保护主义，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建设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自贸试验区是具有全局意义的试验，其重大意义并不在于给予某些地区政策优惠，而是在于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释放开放红利。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一再证明，改革实践需要改革理论的指引和支撑，理论和实践必须携手共进。总之，改革正未有穷期，让我们共同努力！
《50人的二十年》
樊纲、易纲、吴晓灵、许善达、蔡昉 主编
中信出版社2018-9
本书中，经济学家们着重探讨了改革的历史背景、理论借鉴、宏观调控、财税体制、金融创新、国企改革、社会保障、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债务、汇率机制、扶贫助弱、乡村振兴、国际经贸关系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角色等议题。本书既有较强的学术性，又兼具广阔的政策分析视角，展现了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和强烈的价值关怀。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首这一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携手共进的过程。
改革开放，首先是观念的开放。思想不改变，行动就无法调整，改革思想不断演变和清晰，正是推进改革实践的基础。凡是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配合得好，改革就能取得较大进展，对发展的正面效应也较大；反之，改革和发展就容易遭到挫折。每当改革开放在方针、政策和思路上需要进行重大抉择时，无一例外，都伴随着改革理论的热烈讨论。正确思想之光照亮了未来的道路，使改革开放能够避开险阻，走上坦途。
任何国家的经济体系都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巨系统，因此，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它的目的，是要改变制度安排，理顺激励机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改革者就必须对改革对象的状况和演变规律有深切的了解，对自己的行动有一定的规划，而不能像心灵手巧的农夫打造家什那样，“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那么，这种在改革行动之前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传统教科书的回答倒也简单明快，“从实践中来”，叫作“先投入战斗，然后便见分晓”。但是这样一来，改革的行动就缺乏明确的目标，甚至容易变成盲动。所以，还是恩格斯说得正确：“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为了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就必须立足本国实际，认真学习和鉴别前人的理论成果，形成自己的改革理论，并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制定改革方针、方案和实施方略。
1970年代末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陷于荒芜衰退的困境，理论界和思想界很难承担起为改革开放提供学理基础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中国派出了大批考察团出国考察，借鉴外国的发展经验，引入别人的成功做法，例如设立对外开放特区等。这些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增长也开始止跌回升。但是，这只是一些局部性的改进。事实上，如果不对过去的错误理论和错误政策进行认真的反思，就不可能变革封闭僵化的体制，也很难走出一条持续稳定发展的新路。
1978年中期，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使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讨论和研究开始活跃起来。不少学者努力通过汲取经济学的新成果和频繁的国际交流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19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家也陆续参加进来。经济学家群体积极参与了1980年代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也助推了1990年代的改革重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既高屋建瓴地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又谨慎务实地规划了经济、治理、文化等多方面改革的具体步骤，是一个思想缜密、措施得当的纲领性文件。
不过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通过一个好的决议并不意味着改革立即大功告成。全面深化改革必然面临种种阻力和障碍，它们既来自旧的意识形态，也来自权力寻租特殊既得利益者，还来自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面对这些阻力和障碍，必须像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再重申的那样，以极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努力地推进。
改革开放四十年，尽管有波折甚至回潮，但历史的大逻辑决定了它还是要沿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取向前行。回首四十年，经济改革的主题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不断调整，是沿着“商品经济为辅”到“决定性作用”的方向前进。凡是市场取向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期，经济社会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也有显著提升。但有时会囿于旧有的概念和口号，出现摇摆甚至倒退；也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原地踏步，走了弯路甚至回头路还茫然不觉。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当出现这些负面现象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消除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和发展的持续。
从经济改革来说，我们就面临着坚决执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总体规划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第一，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政治、经济、法治等多方面下手。保护产权、厉行法治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目前仍然存在的大量行政保护、政商勾结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也必须通过竞争政策的完善和执法体系的加强加以消除。
第二，党政领导机关要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等方面认真负起自己的责任。当前政府在“放管服”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现在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防止回潮，二是改革要继续向纵深发展，更大范围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政府职权正面清单，真正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要力求披荆斩棘，通过深水区。目前国有企业依然掌握着大量重要的经济资源，并且在许多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保持和强化这种格局难免会压缩其他经济成分的生存空间，妨碍公平竞争市场的形成，并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难以提高。如何根据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实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并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现国有企业管理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还有一系列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第四，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当前反全球化的潮流在个别群体中流行的情况下，中国必须积极落实中国领导人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倡议，反对各种保护主义，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建设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自贸试验区是具有全局意义的试验，其重大意义并不在于给予某些地区政策优惠，而是在于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释放开放红利。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一再证明，改革实践需要改革理论的指引和支撑，理论和实践必须携手共进。总之，改革正未有穷期，让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