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证监会第五任主席尚福林离任，进来的是年富力强的郭树清。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连续两任证监会主席均由银行系统空降。在任证监会主席之前，尚福林时任农行行长，郭树清为建行董事长——“大银行出监管干部”，这似乎是银行作为中国金融体系最重要部分的注解，同时也暗示了尚福林回归银监体系的水到渠成。
证券市场直接关系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证监会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与尚福林略显不同的是，浓厚的学者气质，是郭树清无论作为银行家还是作为官员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翻开郭树清的履历，两个主题词扑面而来，一是改革，一是宏观。1985年9月，29岁的郭树清以社科院博士生身份参加了对中国经济改革有着深远影响的“巴山轮”会议，随后经与会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推荐，郭树清于1986年至1987年赴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
自1980年以来，郭树清在宏观经济学、比较经济体制领域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著作十余部。其中，在1988年与吴敬琏、周小川合著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以及后来的《整体的渐进》更是被许多财经类院校列为必读书目。
2010年11月，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获得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而郭树清本人也于1988年和1992年两度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奖，1991年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可以说，经济学者才是郭树清最本真的底色。
在1988年至1998年博士毕业的10年间，郭树清主要在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任职。1998年之后，郭树清历任贵州省副省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汇金公司董事长。
即便离开研究岗位多年，郭树清对宏观问题的探索和思辨仍然是他最感兴趣的领域。
学者型官员的身份并不改变郭树清务实、稳健的工作作风，当初建行的临危受命凸显其柔中带刚的韧劲和果敢。
2005年3月，时任外管局局长的郭树清临危受命，接管因张恩照受贿事件而人心涣散的建行。在7个月后，郭树清完成了建行的脱胎换骨，使其成为中国首家实现IPO的国有银行，为后来者提供了“标本”。
之前，郭树清接受本刊采访时曾对银行平台贷款做过详细阐述，平台贷款的绝大多数资金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水利、电网等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和服务作用会慢慢体现出来，总体来说，这些投资不会打水漂；而至于说一个地方，一个方向应不应该修那么多，是多修公路好还是多修铁路好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他认为，应该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理顺投融资关系，也便于信息公开、规范操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也会极大地丰富资本市场的产品，促进直接融资体系的发育。
从平台贷款巧妙延伸到融资体系，任职建行的郭树清已经有了长远的眼光和全局的观点。而从郭树清最近关于金融改革的相关论述中，我们似乎可以寻觅一些其执掌证监会后执政思路的蛛丝马迹。
对于本轮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郭树清也有独到的看法。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他表示，美国出台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法案长达2300多页，是一种法律泡沫，金融业人士很难去完全弄明白这么长的一个法案，目前的监管已经呈现一种监管泡沫。他认为金融监管要贴近市场、贴近交易实际，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永续可用的监管工具，而本轮金融危机的产生也并不是金融监管问题。
郭树清这样描述金融业的泛滥：在这些发达国家中，目前的经济发展更加依赖的是人力资本和智力、财富，以及生态的财富，而不是固定资产投资或者是为市场提供资金。在历史上已经看到过很多先例，比如古罗马的公共浴场遍地开花；在中世纪，全世界到处建教堂、中国到处建寺庙……对照历史来看，现在的世界，是不是银行太多了、基金太多了？
郭树清提倡放开资本管制：如果不是从制度而是从实际交易的角度来看，估计人民币资本项下70%以上已经实现可兑换。在他看来，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已经具备了很好的条件，货币可兑换之后，金融安全度并不是下降，而是增强了，如果不把人民币推向国际，中国将永远处于被动局面。
在一次演讲中，郭树清对金融业维持持续高增长表示怀疑：“建行上市前到美国路演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国际上银行、基金的收益，在三年内都是两位数的增长。其实，这么说是很奇怪的。你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两位数的长期收益来自哪里？在现实经济中，没有哪个行业，或者说很少有哪个行业，可以达到持续三年的两位数的收益，凭什么金融业可以做得到？”
如今，履新证监会的郭树清将直接面对更广大的投资者和更复杂的市场环境，在尚福林刚离开之际，市场人士有诸多期许，纷纷写下所谓的意见，媒体对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了所谓的“六大挑战”、“八大难题”。但说到底，监管的应有之义是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其余之事该归市场的归市场。
期许之外无他，借用巴曙松在为郭树清著作《过剩与贫穷之间》所作的书评：先后在两个存在巨大反差、同时也尤其容易引发理论反思的工作环境中任职，使得作者能够从地方管理到国家宏观调控，从贫穷和短缺到富裕和过剩，以及从国内到国际，以一种相对宽阔而且现实的视野来系统地考察和思索转型期的中国问题，并以务实的精神去解决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连续两任证监会主席均由银行系统空降。在任证监会主席之前，尚福林时任农行行长，郭树清为建行董事长——“大银行出监管干部”，这似乎是银行作为中国金融体系最重要部分的注解，同时也暗示了尚福林回归银监体系的水到渠成。
证券市场直接关系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证监会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与尚福林略显不同的是，浓厚的学者气质，是郭树清无论作为银行家还是作为官员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翻开郭树清的履历，两个主题词扑面而来，一是改革，一是宏观。1985年9月，29岁的郭树清以社科院博士生身份参加了对中国经济改革有着深远影响的“巴山轮”会议，随后经与会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推荐，郭树清于1986年至1987年赴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
自1980年以来，郭树清在宏观经济学、比较经济体制领域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著作十余部。其中，在1988年与吴敬琏、周小川合著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以及后来的《整体的渐进》更是被许多财经类院校列为必读书目。
2010年11月，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获得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而郭树清本人也于1988年和1992年两度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奖，1991年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可以说，经济学者才是郭树清最本真的底色。
在1988年至1998年博士毕业的10年间，郭树清主要在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任职。1998年之后，郭树清历任贵州省副省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汇金公司董事长。
即便离开研究岗位多年，郭树清对宏观问题的探索和思辨仍然是他最感兴趣的领域。
学者型官员的身份并不改变郭树清务实、稳健的工作作风，当初建行的临危受命凸显其柔中带刚的韧劲和果敢。
2005年3月，时任外管局局长的郭树清临危受命，接管因张恩照受贿事件而人心涣散的建行。在7个月后，郭树清完成了建行的脱胎换骨，使其成为中国首家实现IPO的国有银行，为后来者提供了“标本”。
之前，郭树清接受本刊采访时曾对银行平台贷款做过详细阐述，平台贷款的绝大多数资金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水利、电网等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和服务作用会慢慢体现出来，总体来说，这些投资不会打水漂；而至于说一个地方，一个方向应不应该修那么多，是多修公路好还是多修铁路好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他认为，应该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理顺投融资关系，也便于信息公开、规范操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也会极大地丰富资本市场的产品，促进直接融资体系的发育。
从平台贷款巧妙延伸到融资体系，任职建行的郭树清已经有了长远的眼光和全局的观点。而从郭树清最近关于金融改革的相关论述中，我们似乎可以寻觅一些其执掌证监会后执政思路的蛛丝马迹。
对于本轮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郭树清也有独到的看法。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他表示，美国出台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法案长达2300多页，是一种法律泡沫，金融业人士很难去完全弄明白这么长的一个法案，目前的监管已经呈现一种监管泡沫。他认为金融监管要贴近市场、贴近交易实际，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永续可用的监管工具，而本轮金融危机的产生也并不是金融监管问题。
郭树清这样描述金融业的泛滥：在这些发达国家中，目前的经济发展更加依赖的是人力资本和智力、财富，以及生态的财富，而不是固定资产投资或者是为市场提供资金。在历史上已经看到过很多先例，比如古罗马的公共浴场遍地开花；在中世纪，全世界到处建教堂、中国到处建寺庙……对照历史来看，现在的世界，是不是银行太多了、基金太多了？
郭树清提倡放开资本管制：如果不是从制度而是从实际交易的角度来看，估计人民币资本项下70%以上已经实现可兑换。在他看来，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已经具备了很好的条件，货币可兑换之后，金融安全度并不是下降，而是增强了，如果不把人民币推向国际，中国将永远处于被动局面。
在一次演讲中，郭树清对金融业维持持续高增长表示怀疑：“建行上市前到美国路演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国际上银行、基金的收益，在三年内都是两位数的增长。其实，这么说是很奇怪的。你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两位数的长期收益来自哪里？在现实经济中，没有哪个行业，或者说很少有哪个行业，可以达到持续三年的两位数的收益，凭什么金融业可以做得到？”
如今，履新证监会的郭树清将直接面对更广大的投资者和更复杂的市场环境，在尚福林刚离开之际，市场人士有诸多期许，纷纷写下所谓的意见，媒体对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了所谓的“六大挑战”、“八大难题”。但说到底，监管的应有之义是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其余之事该归市场的归市场。
期许之外无他，借用巴曙松在为郭树清著作《过剩与贫穷之间》所作的书评：先后在两个存在巨大反差、同时也尤其容易引发理论反思的工作环境中任职，使得作者能够从地方管理到国家宏观调控，从贫穷和短缺到富裕和过剩，以及从国内到国际，以一种相对宽阔而且现实的视野来系统地考察和思索转型期的中国问题，并以务实的精神去解决所面对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