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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伍铁平教授在《语言文字学学术批判和批评文集》中放肆地攻击《汉字文化》，说：“《汉字文化》2008年第1期居然肆无忌惮，发表攻击我国政府的反动言论。为此我们郑重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和我国的新闻出版总署勒令《汉字文化》停业整顿，公开承认错误，保证今后不再犯类似错误，否则应查封该刊；建议《汉字文化》的主管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加强对该刊的审查，不要失职，放任该刊发表反动言论。”该书全书共五百多页，其中攻击《汉字文化》占了一半多。可见，在他看来，《汉字文化》是近三十年来语言文字战线的最大最严重的问题，简直十恶不赦。
可是，《汉字文化》一直正常出版，而且扩大开本，由每年4期改为6期，页码也由64页增加到96页，订户逐年增加，来稿源源不断，大呈兴旺发达之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汉字文化》从创刊以来，一向坚决执行党和政府的双百方针，开展对语言文字问题的讨论，活跃了学术空气。所谓“发表攻击我国政府的反动言论”等 等种种说法，是伍教授对它的恶毒污蔑，纯属个人偏见。
伍教授为什么对《汉字文化》会有如此的深仇大恨呢?而《汉字文化》为什么能够岿然不动呢?这要从三十年来语文战线发生的一场大论战谈起。
一
众所周知，近百年来，汉字被认为是难认、难写、难记、难用的落后文字，不利于教育的普及，不利于国际文化交流，只有改为拼音文字才有出路。这种观点不仅曾在学术界居统治地位，而且被作为国家政策广泛宣传，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由学术团体升格为政府部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最终目标就是以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但是，汉语的语言结构特点不适合拼音化，如改为拼音文字将造成严重的混乱。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也不可能进行认真的讨论。改革开放使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条战线纷纷摆脱原来政策的束缚，新思想、新事物层出不穷，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原来的语文政策(特别是汉字落后论)开始受到冲击。袁晓园女士首先拿出了她的以汉字偏旁为字母的袁氏拼音方案，接着多次发表肯定汉语汉字的文章；安子介先生出版了《揭开汉字之谜》《劈文切字集》；科教电视片《神奇的汉字》摄制完成，并开始公映；报纸杂志不断出现论证汉字科学易学的文章。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有力地冲击着原来否定汉字的错误观点，汉字和汉字文化已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这本来是学术进步的大好事，但却被一些人看成不能容忍的大坏事。特别是以袁晓园、安子介为首的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原名北京汉字现代化研究会)的成立，《汉字文化》杂志的出版，大有发展这一态势的气派，有些人就怒不可遏了。于是要求申斥袁晓园、查封《汉字文化》、批判《神奇的汉字》，就由一些人的口头议论开始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了。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袁晓园并未受到领导机关的申斥，《汉字文化》照常出版，对《神奇的汉字》的批判刚开始就夭折了。因为这种对学术上不同意见高压处理的意见严重违背了改革开放的总形势，严重违背了党和政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显然是不能再允许的。
既然行政的高压手段行不通，舆论上的大批判自然就不可避免，于是本来为批判法轮功而创造的新名词“伪科学”被蹩脚地用到了学术批评上，批判文章接连不断，有人很快就把它编成《语言文字学辨伪集》，正式出版了。该书把改革开放以来语言文字学界对汉语汉字研究的许多新成果，统统扣上“伪科学”的大帽子大加批判。为了辨明是非，我把这些新成果(已受到批判的和尚未受到批判的)汇集成书，定名《汉字新论》，献给了社会，以求关心这一论战的读者了解真相。我本来以为，围攻会从四面八方袭来，自己必须做好大论战的准备。不知为什么，围攻并没有到来，我受到的只是伍教授的两次点名，我当然很快就进行了反驳。
说句公平话，《汉字文化》1989年创刊的时候，伍教授还是支持的，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就登在《汉字文化》的创刊号上，他的论文《热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就登在《汉字文化》的第四期上。伍教授的态度后来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热烈支持改为恶毒攻击，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伍教授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我们不想去问，也无需去问。我们现在该做的和能做的只有对伍教授的恶毒攻击给予有力的批驳。
二
伍教授恶毒攻击《汉字文化》“2008年第1期居然肆无忌惮，发表攻击我国政府的反动言论。”证据是什么呢?
原来被伍教授批判为“攻击我国政府的反动言论”的，是张朋朋在语言文字大论坛第8期上的如下一段发言和鲁川的插话：
“我们都知道，《汉语拼音方案》当时并不是给汉字注音设计的，而是作为代替汉字的文字方案设计的，因此，今天作为给汉字注音是有缺陷的。做错了，应该勇于承认错误，不能文过饰非，不承认错误就是坚持错误，这是很可怕的。(鲁川：就像日本政府不承认‘慰安妇’是罪行一样。)”
张朋朋的发言和鲁川的插话并非完美无缺，对它当然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批评，但必须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而不能歪曲事实，更不能无限上纲。张朋朋说“《汉语拼音方案》当时并不是给汉字注音设计的，而是作为代替汉字的文字方案设计的”，是不是符合事实呢?凡是了解情况的人都不会说不字，就是伍教授所引的周有光先生的话也说：“我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修改之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删除‘文字’二字)”。王均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说，直到公布前夕，才去掉“文字”二字。既然拟就的是“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然是准备代替汉字的，这无须辩论。至于张朋朋说“今天作为给汉字注音是有缺陷的”，是不是事实呢?这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学术界认为“作为给汉字注音的符号，汉语拼音方案是有缺陷的”一类言论见于三十年来的诸多报刊。曾任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副主席的黎锦熙先生晚年曾经设计双拼方案，说明他也认为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值得改进。上世纪70年代后期，众多的拼音方案涌现，力图改进，体现出社会人士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可见，张朋朋的第一句话完全符合事实，倒是伍先生所谓“张朋朋的第一句话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
伍先生说：“鲁把我国政府做的这样一件大好事比作日本侵略者推行‘慰安妇’政策，犯下了罪行，这是不可容忍的对我国政府的攻击和谩骂”。鲁川的插话明明只是打比方说“就像日本政府不承认‘慰安妇’是罪行一样”，没有半个字提到中国政府。把中国政府比作日本侵略者，是伍教授对鲁川的政治陷害。不但鲁川没有提到中国政府，就是张朋朋也没有提到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十分完善，不许批评。倒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里就有“在实践过程中继续求得方案的进一步完善”的话。张所批评坚持错误的是一些个人而不是中国政府，这从上下文看得很清楚。这些人中可能有的曾经是政府某部门的官员，但官员只是个人，绝不等于政府。批评某个政府官员，绝不等于批评中国政府。任何有政治常识的人，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伍教授难道不懂吗?
2005年，我曾在《怎样进行正确的学术批评》一文中说过：“由于学术批评的目的是分清是非、弘扬正气、发展学术，所以批评和反批评，一定都要针对对方的观点去进行，切不可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不可加以歪曲。否则，不管你费了多大力气，不管你自己觉得批得多么深刻，人家只需说一句话‘你批的不是我的意思’，就可全部推翻你的批判。这个道理是十分简单的，谁都能懂，但生活中却常见这种错误的批评。”现在我认为，伍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正是典型的恶性歪曲，带来的后果当然是十分严重的。通过这一点，人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伍教授的目的根本不是进行学术批评，而是进行政治陷害。这种态度在学术批评中，当然是不受欢迎的。
可是，《汉字文化》一直正常出版，而且扩大开本，由每年4期改为6期，页码也由64页增加到96页，订户逐年增加，来稿源源不断，大呈兴旺发达之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汉字文化》从创刊以来，一向坚决执行党和政府的双百方针，开展对语言文字问题的讨论，活跃了学术空气。所谓“发表攻击我国政府的反动言论”等 等种种说法，是伍教授对它的恶毒污蔑，纯属个人偏见。
伍教授为什么对《汉字文化》会有如此的深仇大恨呢?而《汉字文化》为什么能够岿然不动呢?这要从三十年来语文战线发生的一场大论战谈起。
一
众所周知，近百年来，汉字被认为是难认、难写、难记、难用的落后文字，不利于教育的普及，不利于国际文化交流，只有改为拼音文字才有出路。这种观点不仅曾在学术界居统治地位，而且被作为国家政策广泛宣传，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由学术团体升格为政府部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最终目标就是以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但是，汉语的语言结构特点不适合拼音化，如改为拼音文字将造成严重的混乱。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也不可能进行认真的讨论。改革开放使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条战线纷纷摆脱原来政策的束缚，新思想、新事物层出不穷，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原来的语文政策(特别是汉字落后论)开始受到冲击。袁晓园女士首先拿出了她的以汉字偏旁为字母的袁氏拼音方案，接着多次发表肯定汉语汉字的文章；安子介先生出版了《揭开汉字之谜》《劈文切字集》；科教电视片《神奇的汉字》摄制完成，并开始公映；报纸杂志不断出现论证汉字科学易学的文章。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有力地冲击着原来否定汉字的错误观点，汉字和汉字文化已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这本来是学术进步的大好事，但却被一些人看成不能容忍的大坏事。特别是以袁晓园、安子介为首的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原名北京汉字现代化研究会)的成立，《汉字文化》杂志的出版，大有发展这一态势的气派，有些人就怒不可遏了。于是要求申斥袁晓园、查封《汉字文化》、批判《神奇的汉字》，就由一些人的口头议论开始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了。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袁晓园并未受到领导机关的申斥，《汉字文化》照常出版，对《神奇的汉字》的批判刚开始就夭折了。因为这种对学术上不同意见高压处理的意见严重违背了改革开放的总形势，严重违背了党和政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显然是不能再允许的。
既然行政的高压手段行不通，舆论上的大批判自然就不可避免，于是本来为批判法轮功而创造的新名词“伪科学”被蹩脚地用到了学术批评上，批判文章接连不断，有人很快就把它编成《语言文字学辨伪集》，正式出版了。该书把改革开放以来语言文字学界对汉语汉字研究的许多新成果，统统扣上“伪科学”的大帽子大加批判。为了辨明是非，我把这些新成果(已受到批判的和尚未受到批判的)汇集成书，定名《汉字新论》，献给了社会，以求关心这一论战的读者了解真相。我本来以为，围攻会从四面八方袭来，自己必须做好大论战的准备。不知为什么，围攻并没有到来，我受到的只是伍教授的两次点名，我当然很快就进行了反驳。
说句公平话，《汉字文化》1989年创刊的时候，伍教授还是支持的，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就登在《汉字文化》的创刊号上，他的论文《热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就登在《汉字文化》的第四期上。伍教授的态度后来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热烈支持改为恶毒攻击，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伍教授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我们不想去问，也无需去问。我们现在该做的和能做的只有对伍教授的恶毒攻击给予有力的批驳。
二
伍教授恶毒攻击《汉字文化》“2008年第1期居然肆无忌惮，发表攻击我国政府的反动言论。”证据是什么呢?
原来被伍教授批判为“攻击我国政府的反动言论”的，是张朋朋在语言文字大论坛第8期上的如下一段发言和鲁川的插话：
“我们都知道，《汉语拼音方案》当时并不是给汉字注音设计的，而是作为代替汉字的文字方案设计的，因此，今天作为给汉字注音是有缺陷的。做错了，应该勇于承认错误，不能文过饰非，不承认错误就是坚持错误，这是很可怕的。(鲁川：就像日本政府不承认‘慰安妇’是罪行一样。)”
张朋朋的发言和鲁川的插话并非完美无缺，对它当然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批评，但必须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而不能歪曲事实，更不能无限上纲。张朋朋说“《汉语拼音方案》当时并不是给汉字注音设计的，而是作为代替汉字的文字方案设计的”，是不是符合事实呢?凡是了解情况的人都不会说不字，就是伍教授所引的周有光先生的话也说：“我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修改之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删除‘文字’二字)”。王均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说，直到公布前夕，才去掉“文字”二字。既然拟就的是“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然是准备代替汉字的，这无须辩论。至于张朋朋说“今天作为给汉字注音是有缺陷的”，是不是事实呢?这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学术界认为“作为给汉字注音的符号，汉语拼音方案是有缺陷的”一类言论见于三十年来的诸多报刊。曾任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副主席的黎锦熙先生晚年曾经设计双拼方案，说明他也认为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值得改进。上世纪70年代后期，众多的拼音方案涌现，力图改进，体现出社会人士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可见，张朋朋的第一句话完全符合事实，倒是伍先生所谓“张朋朋的第一句话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
伍先生说：“鲁把我国政府做的这样一件大好事比作日本侵略者推行‘慰安妇’政策，犯下了罪行，这是不可容忍的对我国政府的攻击和谩骂”。鲁川的插话明明只是打比方说“就像日本政府不承认‘慰安妇’是罪行一样”，没有半个字提到中国政府。把中国政府比作日本侵略者，是伍教授对鲁川的政治陷害。不但鲁川没有提到中国政府，就是张朋朋也没有提到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十分完善，不许批评。倒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里就有“在实践过程中继续求得方案的进一步完善”的话。张所批评坚持错误的是一些个人而不是中国政府，这从上下文看得很清楚。这些人中可能有的曾经是政府某部门的官员，但官员只是个人，绝不等于政府。批评某个政府官员，绝不等于批评中国政府。任何有政治常识的人，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伍教授难道不懂吗?
2005年，我曾在《怎样进行正确的学术批评》一文中说过：“由于学术批评的目的是分清是非、弘扬正气、发展学术，所以批评和反批评，一定都要针对对方的观点去进行，切不可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不可加以歪曲。否则，不管你费了多大力气，不管你自己觉得批得多么深刻，人家只需说一句话‘你批的不是我的意思’，就可全部推翻你的批判。这个道理是十分简单的，谁都能懂，但生活中却常见这种错误的批评。”现在我认为，伍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正是典型的恶性歪曲，带来的后果当然是十分严重的。通过这一点，人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伍教授的目的根本不是进行学术批评，而是进行政治陷害。这种态度在学术批评中，当然是不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