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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以“林放”的笔名发表新闻性杂文万余篇,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毛泽东曾经7次会见他。《人民日报》曾刊文赞扬他“一笔曾当百万师”。他就是——
今年5月4日,是我国杰出新闻工作者、著名杂文家、新民晚报前社长、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前会长赵超构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浙江省文成县在赵超构故里龙川乡举行赵超构铜像落成仪式。
赵超构铜像高2.7米、宽1.2米、长1.6米,重约2.5吨。铜像底座高1米,呈坐姿,赵老眼神和蔼,面露微笑,身着中山装,右手握报纸,左手扶藤椅,脚穿布鞋,十分可亲。
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龚心瀚、中国记协党组副书记高善罡、中国晚协秘书长梁秀伟、上海市记协主席贾树枚、上海市新闻学会主席丁法章等参加了纪念活动。著名报人、《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范敬宜为赵超构文化广场题词。
在纪念赵超构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前夕,赵先生的小女儿赵刘芭接受了我的采访。她说,父亲自幼离开文成老家之后,再没有机会回去,但他一直牵挂着故乡,思念着家乡。这次,文成县为纪念父亲的100周年诞辰,在龙川塑了铜像,这也算是叶落归根吧。
赵超构,笔名林放。自上世纪30年代初始,每日撰写新闻评论,见解精辟,观点鲜明,以幽默犀利的文笔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的黑暗。
1949年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回到上海后,他历任新民晚报社长兼总编辑,他提出“短、广、软”的要求,进行新闻改革,特别是新时期提出的:“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十六字办报方针在新闻界影响深远。他曾历任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第六、七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会长等职。他的“林放式”杂文被誉为“达到了中国报纸上艺术性短文、评论的新高峰”。著有《延安一月》《世像杂谈》《林放杂文选》《未晚谈》《未晚谈二编》《未晚谈三编》;《赵超构文集》6册在他去世后出版。
赵老为中国晚报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是位家喻户晓的报人,他把新民晚报办得如同春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可是在儿女眼中他却是位平常的读书人。
赵刘芭说:“在我们眼里,他是一位平常的父亲,一位读书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的父亲。记得小时候,每天吃完晚饭后,我做作业,父亲则在自己房里看书,看报。这个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他还常用家乡话吟他喜欢的诗,抑扬顿挫,摇头晃脑的,给我们的印象深刻。文革之前,他买过不少精装英语和日语原版书,还做了笔记。书后来送人了,笔记还留着。”
“父亲嗜烟,每天两包,经常是满室烟雾,同时也贪杯。文革期间,他的工资被扣发,牡丹牌香烟比较贵,他抽不起了,就改抽劳动牌。后来连劳动牌也抽不起了,就抽1毛3分钱的勇士牌,甚至8分钱一包的经济牌。而工资一旦恢复,他马上恢复抽牡丹牌,不再抽劳动牌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嗜烟如命的人,后来患病才戒掉烟酒。”
生活中,赵超构先生为人平和,淡泊名利。他说自己仅一件本事,那就是写文章。只要有个地方能放下一张桌子让他写文章;一张报纸上有一小块地方,能让他自由地表达思想就够了。文革前,他已是9级干部,但他从没将干部待遇放在心上。他家在石库门里弄住了40多年,房顶常漏雨,雨水正好滴在他的床边,他就用脸盆接着,没事一般照样安睡。有人写文章说他长期居住在简陋的石库门里弄不肯搬迁,是为了听到群众的声音。他就对女儿说,这样写不好,不搬房子是因为住在这里并没什么不舒服,却被人为地拔高了,这样的高帽戴得并不开心。
赵先生从小疾恶如仇,有正义感,1924年考入教会学校温州艺文学堂,次年“五卅”运动中他与同学一起游行,抵制日货,受到校方压制,他便与其他师生愤忿离校,转入瓯海公学(今温州四中)。之后他又考入省立十中(温州中学)读高中,开始接触进步书报,被当局列入黑名单,未毕业被迫退学。1929年秋去日本东京、京都等地游学。1930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财经系,1934年毕业,任南京《朝报》编辑、记者。1937年5月起在《新民报》发表杂文。
1944年春,他作为《新民报》特派员随中外记者参观团赴延安采访,回到重庆后连续发表10余万字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轰动一时。当时《新民报》选派记者也是一波三折。最早打算派出的是女记者浦熙修,但当局觉得浦熙修左倾,很犹豫。遂定张恨水。张恨水比赵超构年长15岁左右,那时已经很有名气,但正巧有家务事要处理,走不开。报社权衡再三,派了当时并不出名又有耳聋的赵超构,这使当局很放心。但令当局没想到的是,《延安一月》使国统区人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
记者团访延安一个多月,他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10余万字的长篇通讯,先在《新民报》连载,后又多次出版单行本。张恨水为书作序。此书被誉为中国的“西行漫记”,在中国新闻史上颇有影响。
在赵超构的一生中,毛主席曾经7次会见了他。其中一次是在1958年1月6日,毛主席从杭州西湖刘庄打来电话,邀赵超构、周谷城、谈家桢三人去杭州一谈。就是在那次接见中,毛主席劝他要多接触工农兵,要到下面去跑跑,还希望他回家乡温州去参观,感受家乡的变化。这年6月,他到了温州的瑞安、丽水、青田、龙泉等地,先后待了两个月,在温州各地还拍摄了不少照片。回到上海后发表了长篇通讯《我从故乡来》。他回到家乡,却没回过文成,这成为他永远的遗憾。他曾说过:“真正的记者不到生命的终点是不放下笔也不愿放下笔。”他写下新闻性杂文万余篇,留下400万字的作品。1992年2月12日赵超构因病在上海逝世,《人民日报》曾刊登纪念文章,用“一笔曾当百万师,手不停椽至去时;铮铮雄文传千古,赤赤丹心照汗池”对其一生进行概括和高度评价。□
今年5月4日,是我国杰出新闻工作者、著名杂文家、新民晚报前社长、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前会长赵超构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浙江省文成县在赵超构故里龙川乡举行赵超构铜像落成仪式。
赵超构铜像高2.7米、宽1.2米、长1.6米,重约2.5吨。铜像底座高1米,呈坐姿,赵老眼神和蔼,面露微笑,身着中山装,右手握报纸,左手扶藤椅,脚穿布鞋,十分可亲。
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龚心瀚、中国记协党组副书记高善罡、中国晚协秘书长梁秀伟、上海市记协主席贾树枚、上海市新闻学会主席丁法章等参加了纪念活动。著名报人、《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范敬宜为赵超构文化广场题词。
在纪念赵超构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前夕,赵先生的小女儿赵刘芭接受了我的采访。她说,父亲自幼离开文成老家之后,再没有机会回去,但他一直牵挂着故乡,思念着家乡。这次,文成县为纪念父亲的100周年诞辰,在龙川塑了铜像,这也算是叶落归根吧。
赵超构,笔名林放。自上世纪30年代初始,每日撰写新闻评论,见解精辟,观点鲜明,以幽默犀利的文笔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的黑暗。
1949年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回到上海后,他历任新民晚报社长兼总编辑,他提出“短、广、软”的要求,进行新闻改革,特别是新时期提出的:“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十六字办报方针在新闻界影响深远。他曾历任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第六、七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会长等职。他的“林放式”杂文被誉为“达到了中国报纸上艺术性短文、评论的新高峰”。著有《延安一月》《世像杂谈》《林放杂文选》《未晚谈》《未晚谈二编》《未晚谈三编》;《赵超构文集》6册在他去世后出版。
赵老为中国晚报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是位家喻户晓的报人,他把新民晚报办得如同春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可是在儿女眼中他却是位平常的读书人。
赵刘芭说:“在我们眼里,他是一位平常的父亲,一位读书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的父亲。记得小时候,每天吃完晚饭后,我做作业,父亲则在自己房里看书,看报。这个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他还常用家乡话吟他喜欢的诗,抑扬顿挫,摇头晃脑的,给我们的印象深刻。文革之前,他买过不少精装英语和日语原版书,还做了笔记。书后来送人了,笔记还留着。”
“父亲嗜烟,每天两包,经常是满室烟雾,同时也贪杯。文革期间,他的工资被扣发,牡丹牌香烟比较贵,他抽不起了,就改抽劳动牌。后来连劳动牌也抽不起了,就抽1毛3分钱的勇士牌,甚至8分钱一包的经济牌。而工资一旦恢复,他马上恢复抽牡丹牌,不再抽劳动牌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嗜烟如命的人,后来患病才戒掉烟酒。”
生活中,赵超构先生为人平和,淡泊名利。他说自己仅一件本事,那就是写文章。只要有个地方能放下一张桌子让他写文章;一张报纸上有一小块地方,能让他自由地表达思想就够了。文革前,他已是9级干部,但他从没将干部待遇放在心上。他家在石库门里弄住了40多年,房顶常漏雨,雨水正好滴在他的床边,他就用脸盆接着,没事一般照样安睡。有人写文章说他长期居住在简陋的石库门里弄不肯搬迁,是为了听到群众的声音。他就对女儿说,这样写不好,不搬房子是因为住在这里并没什么不舒服,却被人为地拔高了,这样的高帽戴得并不开心。
赵先生从小疾恶如仇,有正义感,1924年考入教会学校温州艺文学堂,次年“五卅”运动中他与同学一起游行,抵制日货,受到校方压制,他便与其他师生愤忿离校,转入瓯海公学(今温州四中)。之后他又考入省立十中(温州中学)读高中,开始接触进步书报,被当局列入黑名单,未毕业被迫退学。1929年秋去日本东京、京都等地游学。1930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财经系,1934年毕业,任南京《朝报》编辑、记者。1937年5月起在《新民报》发表杂文。
1944年春,他作为《新民报》特派员随中外记者参观团赴延安采访,回到重庆后连续发表10余万字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轰动一时。当时《新民报》选派记者也是一波三折。最早打算派出的是女记者浦熙修,但当局觉得浦熙修左倾,很犹豫。遂定张恨水。张恨水比赵超构年长15岁左右,那时已经很有名气,但正巧有家务事要处理,走不开。报社权衡再三,派了当时并不出名又有耳聋的赵超构,这使当局很放心。但令当局没想到的是,《延安一月》使国统区人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
记者团访延安一个多月,他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10余万字的长篇通讯,先在《新民报》连载,后又多次出版单行本。张恨水为书作序。此书被誉为中国的“西行漫记”,在中国新闻史上颇有影响。
在赵超构的一生中,毛主席曾经7次会见了他。其中一次是在1958年1月6日,毛主席从杭州西湖刘庄打来电话,邀赵超构、周谷城、谈家桢三人去杭州一谈。就是在那次接见中,毛主席劝他要多接触工农兵,要到下面去跑跑,还希望他回家乡温州去参观,感受家乡的变化。这年6月,他到了温州的瑞安、丽水、青田、龙泉等地,先后待了两个月,在温州各地还拍摄了不少照片。回到上海后发表了长篇通讯《我从故乡来》。他回到家乡,却没回过文成,这成为他永远的遗憾。他曾说过:“真正的记者不到生命的终点是不放下笔也不愿放下笔。”他写下新闻性杂文万余篇,留下400万字的作品。1992年2月12日赵超构因病在上海逝世,《人民日报》曾刊登纪念文章,用“一笔曾当百万师,手不停椽至去时;铮铮雄文传千古,赤赤丹心照汗池”对其一生进行概括和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