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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看点
2006，以“和谐”为线
我们记录改革进程
我们关注区域发展
我们心系大众命运
这一年
影响力、责任是我们的注脚
小“毛虫”触动国家安全
由“毛毛虫”蜇出的话题是，外资并购对于国企改革，是一条“捷径”还是“绝境”？对外资并购说不，是一种“深谋远虑”还是“固步自封”？
关键词：恶意并购、经济安全
2006年2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获悉，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CATERPILLAR，有“毛毛虫”、“履带车”两意—编者注）公司，正在中国展开一场并购扩张“风暴”，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几乎都被其纳入并购计划之中：厦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宣化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对于卡特彼勒发起的这一场并购风暴，有业界人士认为其“野心”在于“整合并吃掉中国整个机械制造行业”；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白津夫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本轮外资并购，跨国公司采取的手法往往是掠夺式和廉价式的，即必须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个“必须”已经成为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收购活动的三点基本要求，其战略指向十分明确。
本文以卡特彼勒当时欲并购厦工集团有限公司为案例，表明一旦卡特彼勒竞购成功，就基本确立了其在中国装载机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我国装载机行业几十年积累的竞争能力和自主品牌也将随之消失，对行业的影响将十分巨大。与此同时，卡特彼勒在中国庞大的行业整合计划，已经对中国工程机械业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如果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几家龙头企业出卖给外资，中国自己的民族机械产业可能就会名存实亡。
影响力：文章在本刊2006年2月27 日第8期刊发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大网站转载后，网友评论多达上千条，成为当天各大门户网站“热门排行榜”头条。对于跨国巨头并购中国行业龙头企业这一现象，网友观点差异较大，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也有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点评：文章发表之时，恰逢2006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跨国公司恶意并购”也成为“两会”代表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很多代表认为，对此现象应引起警惕。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也在会上呼吁：“谨防垄断性跨国并购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和主权带来威胁。”
此后，一系列的外资并购案，如凯雷并购徐工案、法国SEB并购苏泊尔案、德国舍弗勒收购洛阳轴承等都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政府部门也先后出台了两个文件对外资并购进行规范：6月28日晚，新华社授权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大型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企业控股权向外资转让时，应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从9月8日开始实施的由商务部、国资委、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证监会和外管局六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首次明确提出外资并购要“保证就业、维护公平竞争和国家经济安全”。
谨防外资并购形成垄断
白津夫
2006年新年伊始，中央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精神”。而我经过长时期对国有企业的调查研究发现，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正试图进入中国装备制造业，其目的已不仅仅是占领中国市场，同时也意欲把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要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市场和资源，从根本上消灭潜在的竞争对手—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其力度、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之母，火箭、飞机等零件的生产都依赖装备制造业，其重要性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不言而喻。如果我们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业没有了，发展任何制造业都要依赖别国，而一旦别国不卖给我们关键零部件，我们就会陷入困境。那时再想重“塑”一个装备制造业，可能几十年也不一定能“塑”得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公司利用资本运营控股并购我国龙头企业后，通过对我国龙头产业尤其是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将可能垄断或图谋垄断国内一些产业，制定垄断价格和瓜分市场策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容易制约内资企业成长和技术进步。这也是外资控股并购最大的负面效应。
从另一个角度讲，国企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把国企灭掉或卖掉，而是要做强做大。中央提出自主创新，如果作为创建“创新型国家”主力军的龙头企业都消失了，还谈什么创新。
所幸的是，相关部门对此问题已经开始重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规进行规范，但要解决目前外资并购中出现的问题，我还是那个观点：参考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全国人大下设一个并购委员会，代表国家对企业并购尤其是国有资产的重大并购行使表决权。如此既具有权威性，也能避免部门之间的意见分歧。
门开得再大，也要加一把锁
王红茹
2006年2月，我采访了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颇有研究的经济学家白津夫教授，他告诉记者：“外资并购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这件事情很值得关注。俗话说‘打蛇打七寸’，外资的企图就是要抓住中国龙头企业这个‘命门’，以掌控这个行业中无数企业的命运和发展方向。”以此立意的文章《掠夺式并购—跨国巨头的“入侵”》在2006年第8期刊发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外资并购是否是恶意并购的大讨论就此展开，卡特彼勒对厦工的并购也最终搁浅。
北京某媒体的记者看到本文后，立刻给我打电话说：“你这篇文章太保守，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经济也应该更加开放，你这样不是又回到从前故步自封的时代了吗？” 她还给我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一个女人生了太多的孩子，又遇到了困难。她靠施舍捱过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考虑卖出几个孩子，一来可以换点儿钱养活剩下的孩子，二来还可以给卖掉的孩子找到好人家。卖掉国企也类似此种情景，别想得太消极。”
真的是我太消极了吗？门开得再大，也要加一把锁吧。即便“开放”如美国，不是也有一个专门的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来处理外资并购问题吗？中海油并购尤尼科失败，不就是受到这个机构反对的吗？如果中国对自己的民族工业只是盲目地开放，而不进行保护，其结果有可能会导致国内叫得响的企业越来越少！
一个“经济中心”的诞生
一度在模糊定位中发展摇摆不定的天津，而今终于在“北方经济中心”的金字招牌下，看到了再度辉煌的希望。
关键词：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
作为直辖市，人们自然会把天津与北京、上海来等同比较；而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人们自然又会把天津与深圳、广州等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但与其它龙头城市定位明晰不同，天津给人的印象往往模糊不清。不过现在，天津終于有了明确的城市功能定位和身份—北方经济中心。
3月22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会议指出要努力把天津市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4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批准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继去年上海浦东新区获批后，天津成为我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
至此，天津终于走完了从“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到“北方经济中心”的自我认知路径，找到了“北”—拥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政策优势，滨海新区将作为天津未来发展的新引擎，带领天津成为全国第三个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型城市。
面对“北方经济中心”的崭新定位，天津市滨海新区管委会研究室主任王恺感慨地说：“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将着力把天津打造成为现代制造业中心、北方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天津将由制造业基地向研发基地转化，然后再朝着补充金融功能和现代服务业方向发展。今后滨海新区重点发展工业、航运、物流等产业，而老城区主要发展金融、商贸、科技、教育等功能。滨海新区与老城区功能定位要分工明确，形成互补关系，才能把天津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经济中心。”
但现实的问题是，天津老城区的发展还有待时日。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教授建言：“天津要承担起整个华北经济中心的重任，必须和北京联手，形成双核经济中心。”
影响力：文章在本刊2006年第19期刊发以后，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全国各大门户网站转载多达上百条，新浪网、搜狐网、人民网等国内几大重要的网站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文章，广大网友更是针对天津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展开热评，并对京、津、沪三个老牌直辖市进行比较，分析三方各自的特点和优、劣势。
点评：20世纪初，天津与上海齐名，一北一南，成为中国的两大经济中心。解放后，天津走了很多弯路，不可否认这与天津人的创造力不够有一定关系，但另外一个因素也是天津本身定位的反复。现在天津经济中心的地位确立了，如果加快京津的交流，共同发展，建立一个环渤海经济发展圈，对带动整个华北的发展以及振兴东北、建设西北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北方经济中心建设要依托京津冀
杨开忠
得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特别支持的《2006年度绿色人物評选》日前落下帷幕，黑龙江省伊春市市长许兆君以明显优势名列“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第一名。这是许兆君继获得2005首届全球人居环境贡献奖中惟一的“森林使者”称号之后，获得的又一殊荣。
伊春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启动六个多月来，进展顺利，目前已完成试点面积85%，预计到年末可提前完成8万公顷的试点任务。
据许兆君介绍，他们在没有任何模式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把“稳定压倒一切，确保生态优先、森林不能逆转，改革收益资金不能流失、国有森林资产保值增值，公开、公平、公正，积极有序、配套推进”五大原则作为统领，边实践、边完善、边提高，为国有林区改革与发展积累了重要经验。据悉，通过林权制度改革，目前的造林成活率达到了100％，防火问题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但林权制度改革还是遭遇到一定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国有林区的老职工和领导。他们一直是为国家工作的，现在突然要把林子分给个人，思想观念上一时还转变不过来。
对此，许兆君说，列宁讲过：实践是活生生的。既然是改革试点，就得实践在前、理论在后，并由此形成新的试点、新的法律。“伊春走好了，东北国有林区改革就有保障了，中国国有林区的问题就能解决好。”他说。
期待完美的森林城
宋雪莲
汽车在伊春山林间奔波的时候，我看见了满眼的绿色，呼吸到了比北京好上一千倍的清新空气，整个人都好象被从里到外清洗了一遍。
伊春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50年来，伊春为国家提供了2.4亿立方米木材，如果用列车连接起来，可以从北部的伊春排到南部的三亚；如果把每一节木材都连起来，可以从地球到月球来回六圈半。北京建国初期的十大建筑，包括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使用的红松，都是伊春的。
但伊春用木材支援了全国，自己却成为最穷、问题最多的地方。
由于掠夺式的采伐，大树已经所剩无几，天然林杂乱矮小，大多都是次生林。人工林看起来整齐茂密，但是缺少灌木、草本、藤本、苔藓等的配合，已经远远不是真正意义的森林，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也与森林有着天壤之别。“动物都很难在人工林里生存。” 朋友介绍说。
小兴安岭开发初期拥有4.48亿立方米的蓄积量，采伐到最危困时只剩下了1.9亿立方米。因此，自许兆君就任伊春市市长以来，提出并恪守了“再困难也决不向林子伸手，再困难也决不以拼资源换取暂时利益，再困难也决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三个决不”原则，在上级没有明确要求和每年减少直接收入近2亿元的情况下，毅然作出了在伊春林区全面禁止天然红松林采伐的决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确保了小兴安岭的生态安全。
经过这几年的治理，小兴安岭的森林面积已经恢复到了2.2亿。“再改革20年，就可以净增蓄积量2个亿，等于重新还给国家一个小兴安岭。”许兆君说。
在路上，我多次看见了从路旁跑过去的松鼠。朋友说，这几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山鸡、松鼠、野兔等出现了，甚至还出现过黑熊。伊春的生态环境正在改变。
20年后的伊春，会成为真正的森林城吗？
“最低工资”刮起龙卷风
对最低工资标准的热议及政策跟进，折射出的是“以人为本”以及“和谐”的发展理念。
关键词：最低工资、收入分配
“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国家要求，即当地月平均工资的40%～60%的标准。”4月22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讨会上，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一语惊人。
当前，全国各地比较普遍采用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2005年我国各省（区、市）最低工资标准，最高者不过690元/月，最低者仅为340元/月，各地的劳动保障部门认为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偏低的。
影响力：以此立意的本刊独家报道——《各省市“最低工资”均低于国家标准》在5月8日刊出后，立即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五一长假后第一天上班的人们，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各大媒体和知名都市类报刊广泛转载或引用，大量评论频频见诸报端。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12日9时，转载该文的网站高达150家。其中，在文章发布当日，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主要商业门户网站以及地方新闻网站均做了首页“头条要闻”的重点处理，网友评论总量近5000条。
同时，中央、地方各类平面媒体跟进转载达40余家。其中，工人日报、中国经济时报、南方日报、海南日报、广州日报等主要官方媒体做了转载，羊城晚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大河报、华西都市报、扬子晚报、信息时报、燕赵都市报、重庆晨报、东南快报、海峡都市报、天府早报、西安晚报、法制晚报、北方新报、时代商报、华商晨报、青年时报、新快报、重庆晚报、河南商报等知名都市类媒体做了转载或评论。有的都市类媒体还在同一天报纸的不同重要版面，分别做了“最低工资标准”的报道和评论。
一周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致函本刊，公开回应读者质疑。此后，媒体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讨论达数月之久。
点评：工资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问题，它更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政府对最低工资的设定进行干预，并且着力使它的标准向着更加公正的方向迈进，意在让普通的劳动者也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职工的基本收入不至于与改革脱节，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各省（区、市）都逐步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健全了相关制度。这，也是此篇报道的意义所在吧。
最低工资标准调高了
杨天波
今年上半年，上海、天津、广东等11个省（区、市）调整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北京、山西、浙江等19个省（区、市）发布了当年的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增长基准线一般在11%左右；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新发布了部分工种（职位）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各地还大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小企业和农民工集中的地区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试点。
“提低”成效明显
苏海南
我是在网上看到这则报道的，影响力很大。后来我到北京开会，朋友们跟我说，听说温家宝总理也看了这则报道，并作了批示。当时我就想，这下你们一举成名了。
我覺得新闻媒体应该客观、公正、及时地报道新闻事实，所以我感觉你们的反应还是非常迅速的。但就我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后怕，因为影响力太大了，我非常震惊。万一我对政策把握不准，那是要犯错误的。而且你们是电话采访，本来就不容易把问题谈透彻，加上你们最后还采访了劳动保障部的官员，所以后悔自己不够谨慎。
小人物叫板肯德基
在走上法庭的那一刻，徐延格并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诉讼最终让肯德基取消了劳务派遣用工制度。
关键词：劳务派遣、维权
在本刊6月5日第21期刊登的《未完的肯德基“劳务派遣之争”》、《全总官员批评肯德基等外企：“劳动用工搞双重标准”》等文中，详细报道了一桩肯德基前员工因劳务派遣侵害其合法权益而引发的诉讼和争论。
文章的主人公叫徐延格。自1994年底加入肯德基到2005年10月，他一直在肯德基仓储部门工作。2005年10月，徐延格因工作失误被开除，在争取工龄赔偿时，他发现自己并不是为之服务了11年的肯德基的“人”，而是一个他自己都不清楚的派遣公司的人。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由于一纸派遣合同，自己11年的工龄居然变成了2年，9年工龄不翼而飞。
一场派遣之争由此开始。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此“工龄缩水案”采访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总工会相关人士对肯德基的这一做法表示了严厉的批评。
影响力：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肯德基随即与全国总工会进行了沟通。据全总有关官员透露，肯德基当时表示将改正这一做法。从之后肯德基的表现来说，也的确“应验”了该官员的说法。
8月8日，北京肯德基公司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即日起，除特殊情况外，将停止使用劳务派遣录用新员工。原配销中心的派遣员工将转为北京肯德基公司直接聘用员工，并认可他们以前的工龄，此项工作将在今后几个月内逐步完成。
点评：作为我国劳务经济中一种比较新的形式，劳务派遣制度不仅解决了很多零工、外来人口就业等问题，也节约了很多企业的人事管理成本，因而近年来发展一直较快。但是，与国外相比，我国关于劳务派遣的管理制度还极不成熟。以我国现行《劳动法》来说，虽然从鼓励短时零工、增加就业的角度规定了劳务派遣，但对派遣的具体期限及其它问题都没有详细规定，这就造成了劳务派遣在实际管理中问题百出。更有公司打着“劳务派遣”的旗号，直接间接地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
在今年4月末公开征求意见的《劳动合同法》草案中，劳务派遣也成为争议的焦点。
根据《劳动合同法》草案第40条规定，“劳动者被派遣到接受单位工作满1年，接受单位继续使用该劳动者的，劳动力派遣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终止，由接受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接受单位不再使用该劳动者的，该劳动者所在岗位不得以劳动力派遣方式使用其他劳动者。
但是很多公司尤其是外资公司以种种理由表示该规定“不合理”，認为应予取消。
随后5月出现的徐延格 “工龄缩水案” 败诉，直接暴露了目前劳务派遣制度中的缺陷。在该案的影响下，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和重视劳务派遣现行管理中的不足。如果立法再不予以规范的话，这种伤害还可能继续。
我对结果基本满意
徐延格
从个案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从其它意义来说，虽然没有法院的最终判决，但肯德基的做法已经为其他类似的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企业内部存在的不平等待遇，有其产生的缘由，要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
左手工作 右手权益
叶 静
在采访该案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不仅有徐延格的执著劲，还有徐延格工友们的矛盾劲。
当时是5月，徐延格一审败诉，刚提起二审，而徐延格还在肯德基的工友们正犹豫着是否该与肯德基续签新一年的劳务派遣合同。
他们曾希望和徐延格一起站出来，如果肯德基不承认他们以前的工龄，就不签新合同，并将肯德基告上法庭。但在表完决心两天之后，他们又都乖乖地续签了。
其中一位员工表示，虽然自己也很想要回以前的工龄，但是，劳动合同再不签，明天也许就没工作了。而随着肯德基仓储部门招聘更多的年轻员工，一个没有很多技能的“40”人口想要开始一份新工作并不容易。
在“合法权益”与“就业”相冲突的情况下，他们所能选择的只能是“就业”。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也向我表示，类似情况十分普遍。在现实的就业压力之下，劳动者权益受损，往往只能委曲求全。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更需要社会力量的保护，必须有严格的法律法规，防止企业利用就业压力来侵害劳动者权益。
12月15日，我再次见到了徐延格。虽然他不愿再回顾已经过去的诉讼，但却很愿意聊聊他所在的马驹桥镇上的“劳务派遣”。
就在这个小小的镇上，有数十家黑劳务中介在给亦庄开发区的企业介绍雇工。但很多经其介绍工作的人，工资都大大缩水。
在徐延格看来，正是这些派遣公司“蚕食”了劳动者本应有的权益。他希望国家能加强监管，至少不让黑中介、黑派遣到处泛滥。
第三次就业高峰来了
虽然“第三次就业高峰”并没有具体的起始时间表，但现实当中的就业压力和存在的种种问题让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时代转型下的尴尬命题”。
关键词：就业、高峰
“高校毕业生、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下岗职工业、退役军人……种种因素使就业刚性矛盾仍然突出，劳动力总量增加以及产能过剩、贸易摩擦等原因，即将到来的第三就业高峰形势严峻，有可能超过前两次。”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所谓“第三次就业高峰”，目前并没有具体的起始时间表，但这个概念已经成为我国理论界的共识。国家信息中心高辉清博士对这个概念的描述是：“如果把知青返城算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就业高峰，把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算作第二次就业高峰，那么，我国经济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导致第三次就业高峰已经到来，预计在今年9月达到最高点，而且要蔓延‘十一五’头2年。”
4月10日，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称，今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量将达到峰值，劳动力资源增量达1700多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数量将达到1400万人。与前两次就业高峰相比，形成第三次高峰的人群更集中在青年人，包括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术人员和转业军人等，其解决方式也比前两次更加多样化。
影响力：《中国经济周刊》以独家视野从历史现实层面全方位展示了“就业高峰”这一时代命题，引起了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乃至就业者的极大关注，国内媒体连续跟踪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已达万余篇。
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会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痛苦，对时下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产生消极影响，率先推出该报道，促进社会各界对青年生存的“痛苦指数”清醒认知，体现的是我刊一贯的良心和责任。
点评：经历过上个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90年代国企工人下岗浪潮后，第三次就业高峰已经到来。高校毕业生、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下岗职工再就业、退役军人等就业主体遭遇产能过剩、贸易摩擦等困境，1400万青年人徘徊在职业的门槛之外。
这次浪潮前锋凸至，在2006年岁末达到最高点；而且波峰将蔓延“十一五”头两年。为解决就业难题，政府决策掷地有声，企业充分挖掘社会责任，青年人也有望从“国家安排”、“政府＋市场”的历史就业观中突围，再辅以专家救治方案，以“结构性失业”为特征的“第三次就业高峰”将待破解。
“失业率缺少科学评价”
张俊才
6月23日，部分省区市就业再就业工作座谈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与会官员第一次提出“第三次就业高峰”。9月6日，国务院就业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说：“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也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
12月7日，中国社科院对外发布2007年经济蓝皮书《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该书指出，2007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2500万人，而新增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也只有1000万个，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500万个以上，矛盾非常尖锐。
专家称，2010年前中国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供过于求这一基本背景，政府作为和企业责任会大大缓解中国年青人的就业压力。
这位学者认为，河南省政府已决定对1998年至2006年间干线公路建设形成的省转贷资金，30%部分由省负责筹资偿还，70%部分分别由各省辖市偿还；各省辖市将辖区内还贷性公路通行费纳入年度资金平衡计划和部门预算，执行“收支两条线”，并由省交通主管部门核定各收费站年度通行费征收基数，由收费站所在地政府包干—超基数完成任务的，超收部分由省辖市与收费站所在地按2∶8比例分成，用于公路建设管理；完不成征收基数的，不足部分由省辖市、县、市筹措补足，归还贷款本息。
“这些政策势必影响收费成本核算、打击闯卡逃费行为，规划收费行为，促进政府如期还贷。”他说。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王 勇
客观的说，河南公路投资热“后遗症”的显现，引起了公路和金融部门的强烈关注。当然，最令记者欣慰的还是河南省公路部门对此事的态度。期间，尽管相关部门婉拒了记者的进一步采访要求，但是记者还是通过其渠道了解到了河南省公路部门高层的态度：认真对等，积极整改，努力将工作损失降至最低限度。
公众随后看到的一个事实是，河南省公路部门迅速召开了全省公路通行费征收管理工作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并提出了“确保全年任务完成”，防止出现“完成任务歇歇劲”和“反正完不成任务就听之任之”的两种不良倾向。
河南省政府出台了两份重要文件—《关于改进和加强干线公路建设管理的意见》和《河南省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前者明确了“要实行多元化投资，推进干线公路可持续发展”、“实行分责还贷，促进干线公路健康发展”和“完善通行费征收机制，提高干线公路还贷能力”；后者则明确了“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目标和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的养护职责”，理清了农村公路养护资金来源、资金拨付渠道和资金使用管理，并对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运行机制、管理机构、组织领导和实施时间提出明确要求。
专家分析认为，这些政策的实施等于宣布困扰河南的省级贷款“统贷统还”历史就此终结，政府今后将不再是公路建设的惟一主角，公路建设可持续发展已有了一个明晰的远景。
摆在各级执政者面前的，还是一盘远远没有下完的棋……
郴州官场“漩涡”成为反腐教科书
从“三玩市民”到“难得清醒”的市委书记，再到市宣传部长的“三不准”，郴州官场“大塌陷”呈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特征。
关键词 ：郴州、腐败
原郴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李树彪挪用1.2亿元公积金豪赌案牵出了副市长雷渊利。雷曾在一次受审时感慨，“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6月，原市委书记李大伦被“双规”，李的“落马”，又牵出了158名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法人。8月，原郴州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被“双规”。9月，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亦被“双规”。
与已判死缓的雷渊利如出一辙的是，李大伦、樊甲生等人對工程建设、开采矿山抱有极大“兴趣”。李大伦郴州“主政”期间，主持开发了武陵广场、兴隆步行街、市政府移建工程等一系列重点工程，并且鼓励各县大搞此类工程，每个县拿一个试点。事实上，重点工程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特点：项目均未经招投标，由市委核心成员指定开发商。
各种利益纠结，各类“势力范围”，郴州官场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日渐张狂，最终裹向了自己。在一份由湖南省纪委、省检察院联合完成的“初步调查报告”上，湖南省一主要领导人沉重地批示，“天理不容，彻查，彻查。”
影响力：文章刊出后，有70多家网站转载，大部分网站将该稿安排在主页或重要位置。根据新浪网、人民网等主流网络媒体的当日排行显示，该稿的点击率均处于前五位。之后，全国媒体的评论、追踪报道超过百篇。在湖南的部分官员中，他们认为该文是“反腐倡廉必读的教科书”。
点评：郴州官场的轰然倒下，留给我们的是心有余悸式的思考：郴州的腐败，何以“捂”到了省主要领导怒批“天理难容”的地步？文章通篇透露出的观点，皆是“权力到手之后，就忘乎所以”下的“人治理念”。一个副市长、三个市委常委，他们牵出了数百名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法人，随后，“联合调查组规劝与李大伦有染的官员，在10天内主动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由于交待问题的官员络绎不绝，自首时间延长到7月5日。”无疑，郴州官场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网外者叩门不开，网内者相互纠结，一时平静无事。日渐张狂的权力与利益网，无法承受“法治之重”，最终轰然倒下。道理虽然简单，思考弥足沉重。我们不应该指责反腐制度，事实上，郴州腐败官场的倒塌，仍然要归功于反腐制度。
纪委书记曾锦春的“生态镜像”
邝茂盛（口述后整理）：我是原郴州市宜章县检察院副检察长，2002年因不听曾锦春“招呼”，被郴州市纪委双规达59天之久，随后被开出党籍，撤销副检察长职务。事情缘起2002年初，当时我接到县公安局关于批捕一犯罪嫌疑人的报告，我召集相关部门人员立即对公安机关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研究，最后作出不予批捕的结论。第二天，我就接到了曾锦春的电话，他要求批捕该犯罪嫌疑人，但我坚持以法律事实为依据，拒绝了曾锦春的无礼要求。3月11号上午，曾锦春下面的办案人员，把我叫到宜章宾馆，说我没有批捕，是包庇了那个犯罪嫌疑人，于是把我给“双规”了。
彭北京（口述后整理）：我是原宜章县玉溪水泥公司的法人代表，因与曾锦春的“关系户”发生经济纠纷，曾插手该案，并以是否存在给干部行过贿为由对我进行“双规”，后曾锦春指派下属强占了玉溪水泥公司。1994年，我、黄生福和宜章县城南乡企业办三家联合成立了玉溪水泥公司，总投资为3000多万元，我是第一大股东。因市场价格发生变化，黄生福认为风险太大，提出退股要求，但因公司法规定不允许股东退股，我与黄签订了一个“内部股分转让协议”，经核算，黄的总投入为430万元。后来公司财务资料表明：从1996年2月至1999年元月9日止，黄及其委托人从公司提取现金、实物金额总数为420万元。在黄资金即将抽尽的情况下，我拒绝了黄从公司提取水泥的要求。在曾锦春的支持下，黄以我未履行与其所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为由，诉至法院。最终，郴州中院对我价值30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及一些成品、半成品未进行评估，未办理任何交接手续，强行将我和公司的一些负责同志及全体职工赶出厂区，并指派他人接管。（李根整理）
“腐败猛于虎”
曹 昌
对湖南郴州来说，即将过去的200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
7月中旬，郴州经历了数百年一遇的“碧利斯”灾害。十多天后的7月底，我在郴州采访，“灾后重建”的稿件没有写成，却于狂风暴雨下的房子里，无助地见证了来不及重建家园的郴州人民，又一次遭受“格美”带来的侵袭。两次热带风暴，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间房屋倒塌、数亿元经济损失。
8月中旬，我再赴郴州调查官员腐败案。当时，离李大伦被“双规”已有两月余，距樊甲生被“双规”不过十天。耐人寻味的是，记者走正规渠道采访，大部份官员或噤若寒蝉，或保持沉默，个别稍配合的官员则说，市委宣传部有文：不准给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不准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不准与外来媒体记者串联、合作，“恕不接受采访。”
终于有市委大院的一位老同志透露，在郴州，有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利益相互纠结，而现在的纪委书记曾锦春可是一个“历害人物”，不可轻易触动。
其间一位官员说，一个是市委书记，一个是纪委书记，一个是宣传部长，他们把持了“制度制订”和“制度制裁”的两极，把人民给予的权力铸成防民之口的尚方宝剑，把制度异化为个人的意志，并逼迫着手下的官员和百姓逐渐认同权力的滥用。如果没有上访者和舆论监督，在郴州这样一个行政地域里，所有的统统将被封死。
9月19日，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被湖南省纪委专案组“控制”。当日傍晚时分，消息已经渐渐在郴州各地传开，郴州市民开始举城狂欢，广场上人们通宵达旦地放鞭炮烟花，更有一些县区的腰鼓队上街游行庆祝，人流中还有人打出横幅，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感谢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
李、曾之流定是知晓“苛政猛于虎”这个成语，若将“前腐后继”的郴州官场大塌陷和该地两次热带风暴所带来“破坏力”对比，所有无形的、隐蔽的、虚伪的、贪婪的都幻化成五个字—“腐败猛于虎”。
“中国式分红”猜想
关于“谁来主导国企分红”的争论，财政部和国资委之间的“PK战”终将落幕了，面对“央企吃肉，全社会喝粥”的传统分红体制，又将走向何方？
关键词：国企分红
国企要向大股东—国家上缴红利的消息，自今年初就已得到证实；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红方案如何确定，如哪些收入属于红利、这些红利该用于何处，以及谁来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等，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据了解，国企如何向国家分红，国际上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面临一项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周刊》获知，相关制度设计已有实质性进展—财政部早在6月份起草、并向各部委广泛征询意见的《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其准备工作现已接近尾声，正在研究制定上报国务院；而国资委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国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具体方案有望年内出台。
如果财政部和国资委的上述说法实现，那么，包括国资委管理的165家央企、80多个国家部门下属的5000多家国企，以及铁路、烟草、邮政以及科教文卫等行政事业单位下属的国企在内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12万多户，都将向国家分红。
影响力：文章刊出后，有60多家网站转载，并做了相关专题。《华尔街日报》也以重点内容简介的方式刊登此文。
点评：对于众多国有企业来说，新的一年国企和国家利润分配关系无疑面临重大的转折。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近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央企可能于明年开始支付红利。此前，财政部和国资委共同起草的《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下称“草案”），其中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及分红的范围进行了划定。该《草案》有望在明年第一季度获得批准。
事实上，从国资委成立至今，“谁来主导国企分红”其间也一波三折。最初这个话题是由国资委热身研讨后与财政部几度磋商，由于“此举牵一发动全局”被官产学界广泛关注，在大局未定之前，记者在采访期间亦曾无数次被国资委、财政部回避，至今“国企分红”这一充满利益纠葛的敏感话题终将尘埃落定。
“企业的心情可以理解”
张小伟
对于国企分红，最有发言权的应该属财政部。财政部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的心情可以理解，往谁身上收钱谁都不愿意，这是肯定的。”企业的反馈大多是三段论：即何时开始做？上缴比例多少？能否少交或者豁免。
至于企业是否会在年底隐藏利润，政府会通过规范企业的财务管理和会计制度，双管齐下实行监督；通常企业财务报表有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监督，履行出资人的机构即国资委也在监督，历经4年修订完毕并于12月初刚刚公布的《企业财务通则》也有对企业收益分配等财务行为监督这一环节，各种机制都趋于规范和完善；国家不会多收，有关财务规定也已经很明确，什么收入归企业所有，什么成本属于企业负担，利润再怎么藏躲也就是调整年度预算之间的问题，从财务责任来看是有约束界限的，但是企业也不能随意调整帐目，一旦政策推行下去监管层不可能不监督不执行。所以对于这一制度的推行关键是国务院的力度，监管层只解决技术问题。
“国企的奶酪”不好动
任 可
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开始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我即开始关注“国企分红”。国有企业向国家财政上缴红利无异于“动了企业的奶酪”，用财政部有关人士的说法“这触及了企业的根本利益。”
在90年代初期，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普遍不佳，政府从国有企业那里得不到多少利润，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全部利润仅占GDP的1.8%，而2003年这一比例是3.3%。事实上，自1999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止跌回升”后,到2003年已经连续四年创历史最好水平，其中：1998-2003年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年均递增44.2%；而利润的显著增长更多的集中于100多家中央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
随着国有企业利润榜不断刷新，国企上缴红利充实公共财政的呼声也日益升温。不过，在过去的十几年来，国有企业一直遵循着“税后利润作为国家再投资留在企业内部作为企业发展基金”的行为模式，企业已经形成了这种定向思维，没有分红的概念，改变企业的这种既得利益，企业内心难免不无抱怨和滋生抵触情绪，特别是受惠多年的垄断企业。在采访中，亦曾有一家垄断央企下属一位部门经理私下向记者埋怨：“不该把利润做得这么高，不然可以给自己的职工多留点福利。”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副部级垄断央企均位于53家特大型国企之列，无论国资委还是财政部都无其一把手的人事任免权，一旦涉及到每家企业本身，什么类型的企业需要上缴？国企分红上缴比例是多少？企业是否会在分红的前夜隐藏利润？这些细节恐怕难免和副部级的央企一番博弈，推行这一制度的难度和遭遇企业的抵触可想而知。
一个读者电话引发的“退休金”热论
內蒙古包头市18名县级企业退休干部近日致信本刊反映：当年同为战友、同学，同为县级干部，只因退休时的单位性质不同，退休金便有天壤之别。
关键词：退休金相差悬殊
有这么一对夫妻，丈夫退休前是某公司的总工程师、经理，职称是高级工程师，工龄近40年，他退休后的月收入是1008元；其妻子，原为农村妇女，后受惠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随丈夫进城，在环卫局工作做环卫工人，后又转正并提前退休，工龄12年，她退休的月收入是每月1300元左右。
工龄40年的高级工程师丈夫，退休金却不及做清洁工、且工龄仅有12年的妻子，原因何在？
“原因很简单，因为丈夫是从企业退休的，而妻子是从事业单位退休的。”
上述事例和说法，来自于《中国经济周刊》编辑部近日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
影响力：本刊于11月20日发表了《机关和企业退休金为何相差3倍多》的特别报道，不到2000字，但文章发表后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却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
先是文章发表当天，各大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纷纷转载，网友回帖达1000多条。
此后，本刊公共邮箱里收到多封来自读者的电子邮件，编辑部也陆续收到多封手写体的读者来信。其中，有几封来信是多人联名发来的。
从内容来看，这些信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退休工人的来信，反映他们相同的境况：作为企业高级工程师或专业技术人才，退休后一直拿的是几百元的退休金，这种境况既不能体现“在职讲贡献，退休讲公平”的原则，同时也难以维持正常的晚年生活；另一类信件是一些具有专业知识或工作背景的读者来信，内容是对此社会现象的解剖和提供解决之道。
从这些读者来信看，他们大都是上世纪50、60年代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有一些人还参加了三线建设。当时工作条件极为艰苦，拿的是低工资，大家追求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
从地区看，读者来信涉及多个省份，如贵州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等。鉴于此现象之普遍和重要，编辑部决定再做一篇跟踪报道，所以便有了12月18日的“来自黔、湘、闽、鄂的多封读者来信，再次反映（肩体）企业与机关退休金相差悬殊”一文。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即12月19日，编辑部又收到了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一封读者来信。写信人徐先生，今年已80高龄，是原广东某企业的退休高级工程师，现已侨居加拿大。他信中称，他是在网上看到本刊11月20日的相关报道的，“读后心情激奋，感同身受”，“提笔写信，感慨万端，不仅老泪纵横”。
他在信中还介绍了国外对退休人员的重视，“争相聘请，以充实专业队伍”。
点评：“导致退休金相差悬殊的出现，其本质在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不合理，”这是一位读者在来信中的分析和判断。不仅仅是读者的来信，“退休金”问题在网络上也掀起一场大讨论。很多网友建议：对于因机制转换、工作变动等原因导致劳动者社会保险发生中断、遗漏的状况，有关部门应加强研究，找到适当的衔接办法，使社会保险覆盖到劳动者一生的工作经历。其次，做大社会统筹的蛋糕，公平实现‘老有所养’。”
“我从加拿大给你们写信”
《中国经济周刊》编辑部：
我是原广州市某公司的高级经济师，退休二十多年了，现在侨居加拿大温哥华，最近在网上看到贵刊杨眉记者写的一篇报道“企业与机关退休金相差悬殊工程师退休金不如清洁工”，读后心情激奋，感同身受，认为多年来被人轻视的高级知识分子今天有人代为说话了。
……
我是1950年1月满腔热情参加革命，一干就是半个世纪，在党、政、企、学校任职，都是服从组织安排，严格要求自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即使在退居二线后也努力为党工作，担任某工业公司经济顾问，担任广州市人民政府特约调研员，并在经济研讨会上宣读论文，也在课堂上教授经济专业课，享受高级讲师待遇。
但是，退休后，我的待遇是每月仅1000元，还不如一个清洁工。撇开钱多钱少不说，我认为这种待遇否定了我半个世纪的工作贡献；否定了我专业称职的社会地位；否定我知识分子的尊严人格；否定了体脑劳动的差别。
在国外，退休人员被视为宝贝，不少单位争相聘用，以充实专业队伍，而我们却把高级知识分子退休作为社会累赘，每月给1000元活命钱，便算了事。我在国外不敢说我的退休金不如清洁工多，因为这样亲友们会认为我是不是犯了错，甚至是犯了什么罪，会被歧视。
……
尊敬的编辑记者，我今年已80高龄了，提笔写这封信感慨万端，不禁老泪纵横，倘能舒张一下压在心头的不平之气，则幸甚幸甚，甚且祈祷。
八十老翁 徐调元 洒泪书
2006.11.28于加拿大温哥华
（编者发稿时略有节选）
从企业退休为何吃亏
杨 眉
今年的国庆节后，我接到了一个从内蒙古包头市打来的长途电话。打电话者自称姓谭，是一位退休工人，说要反映他和他的工友们多年来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并称他们18名企业退休干部联名给编辑部的反映信已经寄出。
说真话，一听对方称“反映不公平待遇”，我并没有太在意。首先，众多读者来信和讀者来电中，很多都有如此表示，但待我们的记者调查了解后却发现，很多时候事实并非如他们所说，很多来信或来电常常过于偏激，太多站在个人立场评判事实；其次，如果确有“不公平”事实，也有很多不属媒体职责范围，如已经涉及法律纠纷、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需要由司法部门来处理和裁定，媒体的舆论监督不能越权干预相关机构的正常工作。
但是，这种“第一反应”并不影响我继续仔细、认真倾听和了解事件细节。谭先生叙述说，他们当年都是政府发文任命的县处级干部，从企业退休后退休金不到一千，只有数百元；后因为退休金低，政府又发文要增补他们的书报费、电话费等；但直到现在，政府的承诺却迟迟不能兑现；而他们当年的同学、战友，在机关退休后的退休金高达三四千元。
企业退休金数百元？机关退休金数千元？同一地区？相同级别？
这些问号一出，新闻直觉告诉我，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一定是重大经济社会新闻，甚至可能会有一定普遍性。
于是，我详细询问、记录了谭先生电话中介绍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并让他提供一些退休金相差悬殊的具体案例，这些案例中就包括后来报道中引用的一对夫妻—工程师丈夫和环卫工人妻子。后来某些网络转载时，在文章原标题“机关和企业退休金相差3倍”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句“工程师不如清洁工”。
2006，以“和谐”为线
我们记录改革进程
我们关注区域发展
我们心系大众命运
这一年
影响力、责任是我们的注脚
小“毛虫”触动国家安全
由“毛毛虫”蜇出的话题是，外资并购对于国企改革，是一条“捷径”还是“绝境”？对外资并购说不，是一种“深谋远虑”还是“固步自封”？
关键词：恶意并购、经济安全
2006年2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获悉，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CATERPILLAR，有“毛毛虫”、“履带车”两意—编者注）公司，正在中国展开一场并购扩张“风暴”，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几乎都被其纳入并购计划之中：厦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宣化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对于卡特彼勒发起的这一场并购风暴，有业界人士认为其“野心”在于“整合并吃掉中国整个机械制造行业”；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白津夫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本轮外资并购，跨国公司采取的手法往往是掠夺式和廉价式的，即必须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个“必须”已经成为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收购活动的三点基本要求，其战略指向十分明确。
本文以卡特彼勒当时欲并购厦工集团有限公司为案例，表明一旦卡特彼勒竞购成功，就基本确立了其在中国装载机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我国装载机行业几十年积累的竞争能力和自主品牌也将随之消失，对行业的影响将十分巨大。与此同时，卡特彼勒在中国庞大的行业整合计划，已经对中国工程机械业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如果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几家龙头企业出卖给外资，中国自己的民族机械产业可能就会名存实亡。
影响力：文章在本刊2006年2月27 日第8期刊发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大网站转载后，网友评论多达上千条，成为当天各大门户网站“热门排行榜”头条。对于跨国巨头并购中国行业龙头企业这一现象，网友观点差异较大，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也有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点评：文章发表之时，恰逢2006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跨国公司恶意并购”也成为“两会”代表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很多代表认为，对此现象应引起警惕。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也在会上呼吁：“谨防垄断性跨国并购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和主权带来威胁。”
此后，一系列的外资并购案，如凯雷并购徐工案、法国SEB并购苏泊尔案、德国舍弗勒收购洛阳轴承等都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政府部门也先后出台了两个文件对外资并购进行规范：6月28日晚，新华社授权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大型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企业控股权向外资转让时，应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从9月8日开始实施的由商务部、国资委、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证监会和外管局六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首次明确提出外资并购要“保证就业、维护公平竞争和国家经济安全”。
谨防外资并购形成垄断
白津夫
2006年新年伊始，中央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精神”。而我经过长时期对国有企业的调查研究发现，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正试图进入中国装备制造业，其目的已不仅仅是占领中国市场，同时也意欲把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要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市场和资源，从根本上消灭潜在的竞争对手—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其力度、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之母，火箭、飞机等零件的生产都依赖装备制造业，其重要性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不言而喻。如果我们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业没有了，发展任何制造业都要依赖别国，而一旦别国不卖给我们关键零部件，我们就会陷入困境。那时再想重“塑”一个装备制造业，可能几十年也不一定能“塑”得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公司利用资本运营控股并购我国龙头企业后，通过对我国龙头产业尤其是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将可能垄断或图谋垄断国内一些产业，制定垄断价格和瓜分市场策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容易制约内资企业成长和技术进步。这也是外资控股并购最大的负面效应。
从另一个角度讲，国企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把国企灭掉或卖掉，而是要做强做大。中央提出自主创新，如果作为创建“创新型国家”主力军的龙头企业都消失了，还谈什么创新。
所幸的是，相关部门对此问题已经开始重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规进行规范，但要解决目前外资并购中出现的问题，我还是那个观点：参考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全国人大下设一个并购委员会，代表国家对企业并购尤其是国有资产的重大并购行使表决权。如此既具有权威性，也能避免部门之间的意见分歧。
门开得再大，也要加一把锁
王红茹
2006年2月，我采访了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颇有研究的经济学家白津夫教授，他告诉记者：“外资并购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这件事情很值得关注。俗话说‘打蛇打七寸’，外资的企图就是要抓住中国龙头企业这个‘命门’，以掌控这个行业中无数企业的命运和发展方向。”以此立意的文章《掠夺式并购—跨国巨头的“入侵”》在2006年第8期刊发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外资并购是否是恶意并购的大讨论就此展开，卡特彼勒对厦工的并购也最终搁浅。
北京某媒体的记者看到本文后，立刻给我打电话说：“你这篇文章太保守，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经济也应该更加开放，你这样不是又回到从前故步自封的时代了吗？” 她还给我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一个女人生了太多的孩子，又遇到了困难。她靠施舍捱过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考虑卖出几个孩子，一来可以换点儿钱养活剩下的孩子，二来还可以给卖掉的孩子找到好人家。卖掉国企也类似此种情景，别想得太消极。”
真的是我太消极了吗？门开得再大，也要加一把锁吧。即便“开放”如美国，不是也有一个专门的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来处理外资并购问题吗？中海油并购尤尼科失败，不就是受到这个机构反对的吗？如果中国对自己的民族工业只是盲目地开放，而不进行保护，其结果有可能会导致国内叫得响的企业越来越少！
一个“经济中心”的诞生
一度在模糊定位中发展摇摆不定的天津，而今终于在“北方经济中心”的金字招牌下，看到了再度辉煌的希望。
关键词：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
作为直辖市，人们自然会把天津与北京、上海来等同比较；而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人们自然又会把天津与深圳、广州等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但与其它龙头城市定位明晰不同，天津给人的印象往往模糊不清。不过现在，天津終于有了明确的城市功能定位和身份—北方经济中心。
3月22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会议指出要努力把天津市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4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批准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继去年上海浦东新区获批后，天津成为我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
至此，天津终于走完了从“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到“北方经济中心”的自我认知路径，找到了“北”—拥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政策优势，滨海新区将作为天津未来发展的新引擎，带领天津成为全国第三个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型城市。
面对“北方经济中心”的崭新定位，天津市滨海新区管委会研究室主任王恺感慨地说：“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将着力把天津打造成为现代制造业中心、北方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天津将由制造业基地向研发基地转化，然后再朝着补充金融功能和现代服务业方向发展。今后滨海新区重点发展工业、航运、物流等产业，而老城区主要发展金融、商贸、科技、教育等功能。滨海新区与老城区功能定位要分工明确，形成互补关系，才能把天津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经济中心。”
但现实的问题是，天津老城区的发展还有待时日。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教授建言：“天津要承担起整个华北经济中心的重任，必须和北京联手，形成双核经济中心。”
影响力：文章在本刊2006年第19期刊发以后，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全国各大门户网站转载多达上百条，新浪网、搜狐网、人民网等国内几大重要的网站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文章，广大网友更是针对天津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展开热评，并对京、津、沪三个老牌直辖市进行比较，分析三方各自的特点和优、劣势。
点评：20世纪初，天津与上海齐名，一北一南，成为中国的两大经济中心。解放后，天津走了很多弯路，不可否认这与天津人的创造力不够有一定关系，但另外一个因素也是天津本身定位的反复。现在天津经济中心的地位确立了，如果加快京津的交流，共同发展，建立一个环渤海经济发展圈，对带动整个华北的发展以及振兴东北、建设西北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北方经济中心建设要依托京津冀
杨开忠
得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特别支持的《2006年度绿色人物評选》日前落下帷幕，黑龙江省伊春市市长许兆君以明显优势名列“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第一名。这是许兆君继获得2005首届全球人居环境贡献奖中惟一的“森林使者”称号之后，获得的又一殊荣。
伊春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启动六个多月来，进展顺利，目前已完成试点面积85%，预计到年末可提前完成8万公顷的试点任务。
据许兆君介绍，他们在没有任何模式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把“稳定压倒一切，确保生态优先、森林不能逆转，改革收益资金不能流失、国有森林资产保值增值，公开、公平、公正，积极有序、配套推进”五大原则作为统领，边实践、边完善、边提高，为国有林区改革与发展积累了重要经验。据悉，通过林权制度改革，目前的造林成活率达到了100％，防火问题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但林权制度改革还是遭遇到一定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国有林区的老职工和领导。他们一直是为国家工作的，现在突然要把林子分给个人，思想观念上一时还转变不过来。
对此，许兆君说，列宁讲过：实践是活生生的。既然是改革试点，就得实践在前、理论在后，并由此形成新的试点、新的法律。“伊春走好了，东北国有林区改革就有保障了，中国国有林区的问题就能解决好。”他说。
期待完美的森林城
宋雪莲
汽车在伊春山林间奔波的时候，我看见了满眼的绿色，呼吸到了比北京好上一千倍的清新空气，整个人都好象被从里到外清洗了一遍。
伊春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50年来，伊春为国家提供了2.4亿立方米木材，如果用列车连接起来，可以从北部的伊春排到南部的三亚；如果把每一节木材都连起来，可以从地球到月球来回六圈半。北京建国初期的十大建筑，包括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使用的红松，都是伊春的。
但伊春用木材支援了全国，自己却成为最穷、问题最多的地方。
由于掠夺式的采伐，大树已经所剩无几，天然林杂乱矮小，大多都是次生林。人工林看起来整齐茂密，但是缺少灌木、草本、藤本、苔藓等的配合，已经远远不是真正意义的森林，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也与森林有着天壤之别。“动物都很难在人工林里生存。” 朋友介绍说。
小兴安岭开发初期拥有4.48亿立方米的蓄积量，采伐到最危困时只剩下了1.9亿立方米。因此，自许兆君就任伊春市市长以来，提出并恪守了“再困难也决不向林子伸手，再困难也决不以拼资源换取暂时利益，再困难也决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三个决不”原则，在上级没有明确要求和每年减少直接收入近2亿元的情况下，毅然作出了在伊春林区全面禁止天然红松林采伐的决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确保了小兴安岭的生态安全。
经过这几年的治理，小兴安岭的森林面积已经恢复到了2.2亿。“再改革20年，就可以净增蓄积量2个亿，等于重新还给国家一个小兴安岭。”许兆君说。
在路上，我多次看见了从路旁跑过去的松鼠。朋友说，这几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山鸡、松鼠、野兔等出现了，甚至还出现过黑熊。伊春的生态环境正在改变。
20年后的伊春，会成为真正的森林城吗？
“最低工资”刮起龙卷风
对最低工资标准的热议及政策跟进，折射出的是“以人为本”以及“和谐”的发展理念。
关键词：最低工资、收入分配
“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国家要求，即当地月平均工资的40%～60%的标准。”4月22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讨会上，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一语惊人。
当前，全国各地比较普遍采用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2005年我国各省（区、市）最低工资标准，最高者不过690元/月，最低者仅为340元/月，各地的劳动保障部门认为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偏低的。
影响力：以此立意的本刊独家报道——《各省市“最低工资”均低于国家标准》在5月8日刊出后，立即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五一长假后第一天上班的人们，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各大媒体和知名都市类报刊广泛转载或引用，大量评论频频见诸报端。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12日9时，转载该文的网站高达150家。其中，在文章发布当日，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主要商业门户网站以及地方新闻网站均做了首页“头条要闻”的重点处理，网友评论总量近5000条。
同时，中央、地方各类平面媒体跟进转载达40余家。其中，工人日报、中国经济时报、南方日报、海南日报、广州日报等主要官方媒体做了转载，羊城晚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大河报、华西都市报、扬子晚报、信息时报、燕赵都市报、重庆晨报、东南快报、海峡都市报、天府早报、西安晚报、法制晚报、北方新报、时代商报、华商晨报、青年时报、新快报、重庆晚报、河南商报等知名都市类媒体做了转载或评论。有的都市类媒体还在同一天报纸的不同重要版面，分别做了“最低工资标准”的报道和评论。
一周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致函本刊，公开回应读者质疑。此后，媒体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讨论达数月之久。
点评：工资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问题，它更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政府对最低工资的设定进行干预，并且着力使它的标准向着更加公正的方向迈进，意在让普通的劳动者也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职工的基本收入不至于与改革脱节，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各省（区、市）都逐步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健全了相关制度。这，也是此篇报道的意义所在吧。
最低工资标准调高了
杨天波
今年上半年，上海、天津、广东等11个省（区、市）调整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北京、山西、浙江等19个省（区、市）发布了当年的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增长基准线一般在11%左右；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新发布了部分工种（职位）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各地还大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小企业和农民工集中的地区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试点。
“提低”成效明显
苏海南
我是在网上看到这则报道的，影响力很大。后来我到北京开会，朋友们跟我说，听说温家宝总理也看了这则报道，并作了批示。当时我就想，这下你们一举成名了。
我覺得新闻媒体应该客观、公正、及时地报道新闻事实，所以我感觉你们的反应还是非常迅速的。但就我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后怕，因为影响力太大了，我非常震惊。万一我对政策把握不准，那是要犯错误的。而且你们是电话采访，本来就不容易把问题谈透彻，加上你们最后还采访了劳动保障部的官员，所以后悔自己不够谨慎。
小人物叫板肯德基
在走上法庭的那一刻，徐延格并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诉讼最终让肯德基取消了劳务派遣用工制度。
关键词：劳务派遣、维权
在本刊6月5日第21期刊登的《未完的肯德基“劳务派遣之争”》、《全总官员批评肯德基等外企：“劳动用工搞双重标准”》等文中，详细报道了一桩肯德基前员工因劳务派遣侵害其合法权益而引发的诉讼和争论。
文章的主人公叫徐延格。自1994年底加入肯德基到2005年10月，他一直在肯德基仓储部门工作。2005年10月，徐延格因工作失误被开除，在争取工龄赔偿时，他发现自己并不是为之服务了11年的肯德基的“人”，而是一个他自己都不清楚的派遣公司的人。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由于一纸派遣合同，自己11年的工龄居然变成了2年，9年工龄不翼而飞。
一场派遣之争由此开始。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此“工龄缩水案”采访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总工会相关人士对肯德基的这一做法表示了严厉的批评。
影响力：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肯德基随即与全国总工会进行了沟通。据全总有关官员透露，肯德基当时表示将改正这一做法。从之后肯德基的表现来说，也的确“应验”了该官员的说法。
8月8日，北京肯德基公司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即日起，除特殊情况外，将停止使用劳务派遣录用新员工。原配销中心的派遣员工将转为北京肯德基公司直接聘用员工，并认可他们以前的工龄，此项工作将在今后几个月内逐步完成。
点评：作为我国劳务经济中一种比较新的形式，劳务派遣制度不仅解决了很多零工、外来人口就业等问题，也节约了很多企业的人事管理成本，因而近年来发展一直较快。但是，与国外相比，我国关于劳务派遣的管理制度还极不成熟。以我国现行《劳动法》来说，虽然从鼓励短时零工、增加就业的角度规定了劳务派遣，但对派遣的具体期限及其它问题都没有详细规定，这就造成了劳务派遣在实际管理中问题百出。更有公司打着“劳务派遣”的旗号，直接间接地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
在今年4月末公开征求意见的《劳动合同法》草案中，劳务派遣也成为争议的焦点。
根据《劳动合同法》草案第40条规定，“劳动者被派遣到接受单位工作满1年，接受单位继续使用该劳动者的，劳动力派遣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终止，由接受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接受单位不再使用该劳动者的，该劳动者所在岗位不得以劳动力派遣方式使用其他劳动者。
但是很多公司尤其是外资公司以种种理由表示该规定“不合理”，認为应予取消。
随后5月出现的徐延格 “工龄缩水案” 败诉，直接暴露了目前劳务派遣制度中的缺陷。在该案的影响下，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和重视劳务派遣现行管理中的不足。如果立法再不予以规范的话，这种伤害还可能继续。
我对结果基本满意
徐延格
从个案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从其它意义来说，虽然没有法院的最终判决，但肯德基的做法已经为其他类似的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企业内部存在的不平等待遇，有其产生的缘由，要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
左手工作 右手权益
叶 静
在采访该案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不仅有徐延格的执著劲，还有徐延格工友们的矛盾劲。
当时是5月，徐延格一审败诉，刚提起二审，而徐延格还在肯德基的工友们正犹豫着是否该与肯德基续签新一年的劳务派遣合同。
他们曾希望和徐延格一起站出来，如果肯德基不承认他们以前的工龄，就不签新合同，并将肯德基告上法庭。但在表完决心两天之后，他们又都乖乖地续签了。
其中一位员工表示，虽然自己也很想要回以前的工龄，但是，劳动合同再不签，明天也许就没工作了。而随着肯德基仓储部门招聘更多的年轻员工，一个没有很多技能的“40”人口想要开始一份新工作并不容易。
在“合法权益”与“就业”相冲突的情况下，他们所能选择的只能是“就业”。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也向我表示，类似情况十分普遍。在现实的就业压力之下，劳动者权益受损，往往只能委曲求全。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更需要社会力量的保护，必须有严格的法律法规，防止企业利用就业压力来侵害劳动者权益。
12月15日，我再次见到了徐延格。虽然他不愿再回顾已经过去的诉讼，但却很愿意聊聊他所在的马驹桥镇上的“劳务派遣”。
就在这个小小的镇上，有数十家黑劳务中介在给亦庄开发区的企业介绍雇工。但很多经其介绍工作的人，工资都大大缩水。
在徐延格看来，正是这些派遣公司“蚕食”了劳动者本应有的权益。他希望国家能加强监管，至少不让黑中介、黑派遣到处泛滥。
第三次就业高峰来了
虽然“第三次就业高峰”并没有具体的起始时间表，但现实当中的就业压力和存在的种种问题让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时代转型下的尴尬命题”。
关键词：就业、高峰
“高校毕业生、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下岗职工业、退役军人……种种因素使就业刚性矛盾仍然突出，劳动力总量增加以及产能过剩、贸易摩擦等原因，即将到来的第三就业高峰形势严峻，有可能超过前两次。”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所谓“第三次就业高峰”，目前并没有具体的起始时间表，但这个概念已经成为我国理论界的共识。国家信息中心高辉清博士对这个概念的描述是：“如果把知青返城算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就业高峰，把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算作第二次就业高峰，那么，我国经济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导致第三次就业高峰已经到来，预计在今年9月达到最高点，而且要蔓延‘十一五’头2年。”
4月10日，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称，今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量将达到峰值，劳动力资源增量达1700多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数量将达到1400万人。与前两次就业高峰相比，形成第三次高峰的人群更集中在青年人，包括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术人员和转业军人等，其解决方式也比前两次更加多样化。
影响力：《中国经济周刊》以独家视野从历史现实层面全方位展示了“就业高峰”这一时代命题，引起了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乃至就业者的极大关注，国内媒体连续跟踪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已达万余篇。
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会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痛苦，对时下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产生消极影响，率先推出该报道，促进社会各界对青年生存的“痛苦指数”清醒认知，体现的是我刊一贯的良心和责任。
点评：经历过上个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90年代国企工人下岗浪潮后，第三次就业高峰已经到来。高校毕业生、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下岗职工再就业、退役军人等就业主体遭遇产能过剩、贸易摩擦等困境，1400万青年人徘徊在职业的门槛之外。
这次浪潮前锋凸至，在2006年岁末达到最高点；而且波峰将蔓延“十一五”头两年。为解决就业难题，政府决策掷地有声，企业充分挖掘社会责任，青年人也有望从“国家安排”、“政府＋市场”的历史就业观中突围，再辅以专家救治方案，以“结构性失业”为特征的“第三次就业高峰”将待破解。
“失业率缺少科学评价”
张俊才
6月23日，部分省区市就业再就业工作座谈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与会官员第一次提出“第三次就业高峰”。9月6日，国务院就业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说：“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也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
12月7日，中国社科院对外发布2007年经济蓝皮书《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该书指出，2007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2500万人，而新增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也只有1000万个，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500万个以上，矛盾非常尖锐。
专家称，2010年前中国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供过于求这一基本背景，政府作为和企业责任会大大缓解中国年青人的就业压力。
这位学者认为，河南省政府已决定对1998年至2006年间干线公路建设形成的省转贷资金，30%部分由省负责筹资偿还，70%部分分别由各省辖市偿还；各省辖市将辖区内还贷性公路通行费纳入年度资金平衡计划和部门预算，执行“收支两条线”，并由省交通主管部门核定各收费站年度通行费征收基数，由收费站所在地政府包干—超基数完成任务的，超收部分由省辖市与收费站所在地按2∶8比例分成，用于公路建设管理；完不成征收基数的，不足部分由省辖市、县、市筹措补足，归还贷款本息。
“这些政策势必影响收费成本核算、打击闯卡逃费行为，规划收费行为，促进政府如期还贷。”他说。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王 勇
客观的说，河南公路投资热“后遗症”的显现，引起了公路和金融部门的强烈关注。当然，最令记者欣慰的还是河南省公路部门对此事的态度。期间，尽管相关部门婉拒了记者的进一步采访要求，但是记者还是通过其渠道了解到了河南省公路部门高层的态度：认真对等，积极整改，努力将工作损失降至最低限度。
公众随后看到的一个事实是，河南省公路部门迅速召开了全省公路通行费征收管理工作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并提出了“确保全年任务完成”，防止出现“完成任务歇歇劲”和“反正完不成任务就听之任之”的两种不良倾向。
河南省政府出台了两份重要文件—《关于改进和加强干线公路建设管理的意见》和《河南省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前者明确了“要实行多元化投资，推进干线公路可持续发展”、“实行分责还贷，促进干线公路健康发展”和“完善通行费征收机制，提高干线公路还贷能力”；后者则明确了“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目标和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的养护职责”，理清了农村公路养护资金来源、资金拨付渠道和资金使用管理，并对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运行机制、管理机构、组织领导和实施时间提出明确要求。
专家分析认为，这些政策的实施等于宣布困扰河南的省级贷款“统贷统还”历史就此终结，政府今后将不再是公路建设的惟一主角，公路建设可持续发展已有了一个明晰的远景。
摆在各级执政者面前的，还是一盘远远没有下完的棋……
郴州官场“漩涡”成为反腐教科书
从“三玩市民”到“难得清醒”的市委书记，再到市宣传部长的“三不准”，郴州官场“大塌陷”呈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特征。
关键词 ：郴州、腐败
原郴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李树彪挪用1.2亿元公积金豪赌案牵出了副市长雷渊利。雷曾在一次受审时感慨，“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6月，原市委书记李大伦被“双规”，李的“落马”，又牵出了158名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法人。8月，原郴州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被“双规”。9月，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亦被“双规”。
与已判死缓的雷渊利如出一辙的是，李大伦、樊甲生等人對工程建设、开采矿山抱有极大“兴趣”。李大伦郴州“主政”期间，主持开发了武陵广场、兴隆步行街、市政府移建工程等一系列重点工程，并且鼓励各县大搞此类工程，每个县拿一个试点。事实上，重点工程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特点：项目均未经招投标，由市委核心成员指定开发商。
各种利益纠结，各类“势力范围”，郴州官场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日渐张狂，最终裹向了自己。在一份由湖南省纪委、省检察院联合完成的“初步调查报告”上，湖南省一主要领导人沉重地批示，“天理不容，彻查，彻查。”
影响力：文章刊出后，有70多家网站转载，大部分网站将该稿安排在主页或重要位置。根据新浪网、人民网等主流网络媒体的当日排行显示，该稿的点击率均处于前五位。之后，全国媒体的评论、追踪报道超过百篇。在湖南的部分官员中，他们认为该文是“反腐倡廉必读的教科书”。
点评：郴州官场的轰然倒下，留给我们的是心有余悸式的思考：郴州的腐败，何以“捂”到了省主要领导怒批“天理难容”的地步？文章通篇透露出的观点，皆是“权力到手之后，就忘乎所以”下的“人治理念”。一个副市长、三个市委常委，他们牵出了数百名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法人，随后，“联合调查组规劝与李大伦有染的官员，在10天内主动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由于交待问题的官员络绎不绝，自首时间延长到7月5日。”无疑，郴州官场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网外者叩门不开，网内者相互纠结，一时平静无事。日渐张狂的权力与利益网，无法承受“法治之重”，最终轰然倒下。道理虽然简单，思考弥足沉重。我们不应该指责反腐制度，事实上，郴州腐败官场的倒塌，仍然要归功于反腐制度。
纪委书记曾锦春的“生态镜像”
邝茂盛（口述后整理）：我是原郴州市宜章县检察院副检察长，2002年因不听曾锦春“招呼”，被郴州市纪委双规达59天之久，随后被开出党籍，撤销副检察长职务。事情缘起2002年初，当时我接到县公安局关于批捕一犯罪嫌疑人的报告，我召集相关部门人员立即对公安机关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研究，最后作出不予批捕的结论。第二天，我就接到了曾锦春的电话，他要求批捕该犯罪嫌疑人，但我坚持以法律事实为依据，拒绝了曾锦春的无礼要求。3月11号上午，曾锦春下面的办案人员，把我叫到宜章宾馆，说我没有批捕，是包庇了那个犯罪嫌疑人，于是把我给“双规”了。
彭北京（口述后整理）：我是原宜章县玉溪水泥公司的法人代表，因与曾锦春的“关系户”发生经济纠纷，曾插手该案，并以是否存在给干部行过贿为由对我进行“双规”，后曾锦春指派下属强占了玉溪水泥公司。1994年，我、黄生福和宜章县城南乡企业办三家联合成立了玉溪水泥公司，总投资为3000多万元，我是第一大股东。因市场价格发生变化，黄生福认为风险太大，提出退股要求，但因公司法规定不允许股东退股，我与黄签订了一个“内部股分转让协议”，经核算，黄的总投入为430万元。后来公司财务资料表明：从1996年2月至1999年元月9日止，黄及其委托人从公司提取现金、实物金额总数为420万元。在黄资金即将抽尽的情况下，我拒绝了黄从公司提取水泥的要求。在曾锦春的支持下，黄以我未履行与其所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为由，诉至法院。最终，郴州中院对我价值30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及一些成品、半成品未进行评估，未办理任何交接手续，强行将我和公司的一些负责同志及全体职工赶出厂区，并指派他人接管。（李根整理）
“腐败猛于虎”
曹 昌
对湖南郴州来说，即将过去的200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
7月中旬，郴州经历了数百年一遇的“碧利斯”灾害。十多天后的7月底，我在郴州采访，“灾后重建”的稿件没有写成，却于狂风暴雨下的房子里，无助地见证了来不及重建家园的郴州人民，又一次遭受“格美”带来的侵袭。两次热带风暴，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间房屋倒塌、数亿元经济损失。
8月中旬，我再赴郴州调查官员腐败案。当时，离李大伦被“双规”已有两月余，距樊甲生被“双规”不过十天。耐人寻味的是，记者走正规渠道采访，大部份官员或噤若寒蝉，或保持沉默，个别稍配合的官员则说，市委宣传部有文：不准给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不准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不准与外来媒体记者串联、合作，“恕不接受采访。”
终于有市委大院的一位老同志透露，在郴州，有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利益相互纠结，而现在的纪委书记曾锦春可是一个“历害人物”，不可轻易触动。
其间一位官员说，一个是市委书记，一个是纪委书记，一个是宣传部长，他们把持了“制度制订”和“制度制裁”的两极，把人民给予的权力铸成防民之口的尚方宝剑，把制度异化为个人的意志，并逼迫着手下的官员和百姓逐渐认同权力的滥用。如果没有上访者和舆论监督，在郴州这样一个行政地域里，所有的统统将被封死。
9月19日，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被湖南省纪委专案组“控制”。当日傍晚时分，消息已经渐渐在郴州各地传开，郴州市民开始举城狂欢，广场上人们通宵达旦地放鞭炮烟花，更有一些县区的腰鼓队上街游行庆祝，人流中还有人打出横幅，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感谢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
李、曾之流定是知晓“苛政猛于虎”这个成语，若将“前腐后继”的郴州官场大塌陷和该地两次热带风暴所带来“破坏力”对比，所有无形的、隐蔽的、虚伪的、贪婪的都幻化成五个字—“腐败猛于虎”。
“中国式分红”猜想
关于“谁来主导国企分红”的争论，财政部和国资委之间的“PK战”终将落幕了，面对“央企吃肉，全社会喝粥”的传统分红体制，又将走向何方？
关键词：国企分红
国企要向大股东—国家上缴红利的消息，自今年初就已得到证实；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红方案如何确定，如哪些收入属于红利、这些红利该用于何处，以及谁来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等，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据了解，国企如何向国家分红，国际上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面临一项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周刊》获知，相关制度设计已有实质性进展—财政部早在6月份起草、并向各部委广泛征询意见的《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其准备工作现已接近尾声，正在研究制定上报国务院；而国资委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国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具体方案有望年内出台。
如果财政部和国资委的上述说法实现，那么，包括国资委管理的165家央企、80多个国家部门下属的5000多家国企，以及铁路、烟草、邮政以及科教文卫等行政事业单位下属的国企在内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12万多户，都将向国家分红。
影响力：文章刊出后，有60多家网站转载，并做了相关专题。《华尔街日报》也以重点内容简介的方式刊登此文。
点评：对于众多国有企业来说，新的一年国企和国家利润分配关系无疑面临重大的转折。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近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央企可能于明年开始支付红利。此前，财政部和国资委共同起草的《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下称“草案”），其中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及分红的范围进行了划定。该《草案》有望在明年第一季度获得批准。
事实上，从国资委成立至今，“谁来主导国企分红”其间也一波三折。最初这个话题是由国资委热身研讨后与财政部几度磋商，由于“此举牵一发动全局”被官产学界广泛关注，在大局未定之前，记者在采访期间亦曾无数次被国资委、财政部回避，至今“国企分红”这一充满利益纠葛的敏感话题终将尘埃落定。
“企业的心情可以理解”
张小伟
对于国企分红，最有发言权的应该属财政部。财政部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的心情可以理解，往谁身上收钱谁都不愿意，这是肯定的。”企业的反馈大多是三段论：即何时开始做？上缴比例多少？能否少交或者豁免。
至于企业是否会在年底隐藏利润，政府会通过规范企业的财务管理和会计制度，双管齐下实行监督；通常企业财务报表有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监督，履行出资人的机构即国资委也在监督，历经4年修订完毕并于12月初刚刚公布的《企业财务通则》也有对企业收益分配等财务行为监督这一环节，各种机制都趋于规范和完善；国家不会多收，有关财务规定也已经很明确，什么收入归企业所有，什么成本属于企业负担，利润再怎么藏躲也就是调整年度预算之间的问题，从财务责任来看是有约束界限的，但是企业也不能随意调整帐目，一旦政策推行下去监管层不可能不监督不执行。所以对于这一制度的推行关键是国务院的力度，监管层只解决技术问题。
“国企的奶酪”不好动
任 可
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开始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我即开始关注“国企分红”。国有企业向国家财政上缴红利无异于“动了企业的奶酪”，用财政部有关人士的说法“这触及了企业的根本利益。”
在90年代初期，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普遍不佳，政府从国有企业那里得不到多少利润，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全部利润仅占GDP的1.8%，而2003年这一比例是3.3%。事实上，自1999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止跌回升”后,到2003年已经连续四年创历史最好水平，其中：1998-2003年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年均递增44.2%；而利润的显著增长更多的集中于100多家中央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
随着国有企业利润榜不断刷新，国企上缴红利充实公共财政的呼声也日益升温。不过，在过去的十几年来，国有企业一直遵循着“税后利润作为国家再投资留在企业内部作为企业发展基金”的行为模式，企业已经形成了这种定向思维，没有分红的概念，改变企业的这种既得利益，企业内心难免不无抱怨和滋生抵触情绪，特别是受惠多年的垄断企业。在采访中，亦曾有一家垄断央企下属一位部门经理私下向记者埋怨：“不该把利润做得这么高，不然可以给自己的职工多留点福利。”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副部级垄断央企均位于53家特大型国企之列，无论国资委还是财政部都无其一把手的人事任免权，一旦涉及到每家企业本身，什么类型的企业需要上缴？国企分红上缴比例是多少？企业是否会在分红的前夜隐藏利润？这些细节恐怕难免和副部级的央企一番博弈，推行这一制度的难度和遭遇企业的抵触可想而知。
一个读者电话引发的“退休金”热论
內蒙古包头市18名县级企业退休干部近日致信本刊反映：当年同为战友、同学，同为县级干部，只因退休时的单位性质不同，退休金便有天壤之别。
关键词：退休金相差悬殊
有这么一对夫妻，丈夫退休前是某公司的总工程师、经理，职称是高级工程师，工龄近40年，他退休后的月收入是1008元；其妻子，原为农村妇女，后受惠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随丈夫进城，在环卫局工作做环卫工人，后又转正并提前退休，工龄12年，她退休的月收入是每月1300元左右。
工龄40年的高级工程师丈夫，退休金却不及做清洁工、且工龄仅有12年的妻子，原因何在？
“原因很简单，因为丈夫是从企业退休的，而妻子是从事业单位退休的。”
上述事例和说法，来自于《中国经济周刊》编辑部近日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
影响力：本刊于11月20日发表了《机关和企业退休金为何相差3倍多》的特别报道，不到2000字，但文章发表后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却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
先是文章发表当天，各大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纷纷转载，网友回帖达1000多条。
此后，本刊公共邮箱里收到多封来自读者的电子邮件，编辑部也陆续收到多封手写体的读者来信。其中，有几封来信是多人联名发来的。
从内容来看，这些信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退休工人的来信，反映他们相同的境况：作为企业高级工程师或专业技术人才，退休后一直拿的是几百元的退休金，这种境况既不能体现“在职讲贡献，退休讲公平”的原则，同时也难以维持正常的晚年生活；另一类信件是一些具有专业知识或工作背景的读者来信，内容是对此社会现象的解剖和提供解决之道。
从这些读者来信看，他们大都是上世纪50、60年代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有一些人还参加了三线建设。当时工作条件极为艰苦，拿的是低工资，大家追求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
从地区看，读者来信涉及多个省份，如贵州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等。鉴于此现象之普遍和重要，编辑部决定再做一篇跟踪报道，所以便有了12月18日的“来自黔、湘、闽、鄂的多封读者来信，再次反映（肩体）企业与机关退休金相差悬殊”一文。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即12月19日，编辑部又收到了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一封读者来信。写信人徐先生，今年已80高龄，是原广东某企业的退休高级工程师，现已侨居加拿大。他信中称，他是在网上看到本刊11月20日的相关报道的，“读后心情激奋，感同身受”，“提笔写信，感慨万端，不仅老泪纵横”。
他在信中还介绍了国外对退休人员的重视，“争相聘请，以充实专业队伍”。
点评：“导致退休金相差悬殊的出现，其本质在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不合理，”这是一位读者在来信中的分析和判断。不仅仅是读者的来信，“退休金”问题在网络上也掀起一场大讨论。很多网友建议：对于因机制转换、工作变动等原因导致劳动者社会保险发生中断、遗漏的状况，有关部门应加强研究，找到适当的衔接办法，使社会保险覆盖到劳动者一生的工作经历。其次，做大社会统筹的蛋糕，公平实现‘老有所养’。”
“我从加拿大给你们写信”
《中国经济周刊》编辑部：
我是原广州市某公司的高级经济师，退休二十多年了，现在侨居加拿大温哥华，最近在网上看到贵刊杨眉记者写的一篇报道“企业与机关退休金相差悬殊工程师退休金不如清洁工”，读后心情激奋，感同身受，认为多年来被人轻视的高级知识分子今天有人代为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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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0年1月满腔热情参加革命，一干就是半个世纪，在党、政、企、学校任职，都是服从组织安排，严格要求自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即使在退居二线后也努力为党工作，担任某工业公司经济顾问，担任广州市人民政府特约调研员，并在经济研讨会上宣读论文，也在课堂上教授经济专业课，享受高级讲师待遇。
但是，退休后，我的待遇是每月仅1000元，还不如一个清洁工。撇开钱多钱少不说，我认为这种待遇否定了我半个世纪的工作贡献；否定了我专业称职的社会地位；否定我知识分子的尊严人格；否定了体脑劳动的差别。
在国外，退休人员被视为宝贝，不少单位争相聘用，以充实专业队伍，而我们却把高级知识分子退休作为社会累赘，每月给1000元活命钱，便算了事。我在国外不敢说我的退休金不如清洁工多，因为这样亲友们会认为我是不是犯了错，甚至是犯了什么罪，会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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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编辑记者，我今年已80高龄了，提笔写这封信感慨万端，不禁老泪纵横，倘能舒张一下压在心头的不平之气，则幸甚幸甚，甚且祈祷。
八十老翁 徐调元 洒泪书
2006.11.28于加拿大温哥华
（编者发稿时略有节选）
从企业退休为何吃亏
杨 眉
今年的国庆节后，我接到了一个从内蒙古包头市打来的长途电话。打电话者自称姓谭，是一位退休工人，说要反映他和他的工友们多年来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并称他们18名企业退休干部联名给编辑部的反映信已经寄出。
说真话，一听对方称“反映不公平待遇”，我并没有太在意。首先，众多读者来信和讀者来电中，很多都有如此表示，但待我们的记者调查了解后却发现，很多时候事实并非如他们所说，很多来信或来电常常过于偏激，太多站在个人立场评判事实；其次，如果确有“不公平”事实，也有很多不属媒体职责范围，如已经涉及法律纠纷、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需要由司法部门来处理和裁定，媒体的舆论监督不能越权干预相关机构的正常工作。
但是，这种“第一反应”并不影响我继续仔细、认真倾听和了解事件细节。谭先生叙述说，他们当年都是政府发文任命的县处级干部，从企业退休后退休金不到一千，只有数百元；后因为退休金低，政府又发文要增补他们的书报费、电话费等；但直到现在，政府的承诺却迟迟不能兑现；而他们当年的同学、战友，在机关退休后的退休金高达三四千元。
企业退休金数百元？机关退休金数千元？同一地区？相同级别？
这些问号一出，新闻直觉告诉我，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一定是重大经济社会新闻，甚至可能会有一定普遍性。
于是，我详细询问、记录了谭先生电话中介绍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并让他提供一些退休金相差悬殊的具体案例，这些案例中就包括后来报道中引用的一对夫妻—工程师丈夫和环卫工人妻子。后来某些网络转载时，在文章原标题“机关和企业退休金相差3倍”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句“工程师不如清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