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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理论和文化研究均是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框架，因此其他地区在使用时要对其“去西方化”。作者对某些关于“积极受众理论”的批评意见作出回应，仍坚持受众的抵抗权力及其政治意义，并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全球媒介权力、跨国受众、文化帝国主义与积极受众论的复杂关系。作者为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