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复古留声机和唱片流行于民国一线城市。
　　复古留声机有台式和柜式两种。台式机箱是一只约一尺见方，高三寸的方盒子（一尺≈33.33厘米，一寸≈3.33厘米）。柜式机大小相当于一只床头柜，以花梨木、桃花心木等实木手工打造，纹理清晰温润，古色古香，堪称经典的殿堂级收藏品。留声机的面板上装有唱盘、唱头和唱针，连接着我们常在民国年代影视剧中见到的，纯铜打造、镂花工艺，如盛开喇叭花形的硕大的扩音器。
　　民国时期的留声机发声系统由四个基本要件构成：声源（每分钟78转的黑胶唱片，单面时长约3分钟），动力（先是手摇，后改进为电力），唱头唱针（经唱针划动唱片沟痕来读取和还原声音信号，因磨损较厉害，唱片需放唱一面换一根唱针），扩音喇叭。
　　民国时期的唱片主要是“哥伦比亚”Columbia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西方古典音乐，和上海“百代”“胜利”公司制作发行的中国戏曲和流行歌曲。
　　民国期间，置备和使用复古留声机和唱片的有以下几类人士：
　　一类是京戏名角、票友，或痴迷传统戏曲的政商要人、前清的遗老遗少，他们阖眼跷腿摇头晃脑，听的是余叔岩、言菊朋，和梅、尚、程、荀。如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就是个京戏迷，在天蟾舞臺捧角，在自家公馆办堂会听戏。一代名伶孟小冬与梅兰芳分手后，先是辗转天津，后于1933年赴上海。杜月笙在“百代”公司为孟小冬灌录了《武家坡》《捉放曹》等唱片。孟小冬此后不再做商演，或着戏装在寓所走台步独自清唱，或与杜月笙一起听留声机播放自己灌录的唱片自娱。
　　一类是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教授、医生和学人，他们听的是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和德、法、意歌剧。早年留学美国、德国的作家、翻译家林语堂是较早拥有留声机和唱片的人，买唱机据说是花了他22块大洋。那时上海的中产阶级喜欢于夏日携唱机、唱片到郊外避暑，这已成为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林语堂《说避暑之益》一文曾这样描述：“带一架留声机……可以听到年头年底所有听惯的乐调。”
　　还有一类是上海、南京、重庆等一线城市的中产家庭，他们听的是周璇、白光、姚莉唱的《四季歌》《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彼时新世纪的曙光已露端倪，受“五四运动”影响的青年学生，用复古留声机放唱左翼进步歌曲《毕业歌》《渔光曲》和《长城谣》。
　　复古留声机与黑胶唱片是绝配，播放出的音乐优美动听，具有一种别样的风情，有着属于那个年代特有的音色和韵味。
　　但从科技含量和技术进步方面考量，发展又是必然。回顾唱机发展的历史，动力由手摇、电动，唱针由钢针到更耐磨的宝石唱针，再到激光唱机;唱片也改进为激光扫描的读取、还原声音技术，放唱时长达78分钟。这样的改进，谁又能拒绝？应当承认，经数字技术处理的音乐产品，声音清澈干净，音乐的层次感更丰富，尤其是它具有大规模和快速的工业生产效率，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当年唱机的发明者爱迪生没有来得及改进的，后人做到了。
　　然而音乐发烧友在接受新技术设备的同时，仍在怀恋和保留老式唱机和黑胶唱片。他们更喜欢模拟信号的音响设备， 认为经数字技术处理的音乐略显冷峻，而传统唱机和黑胶唱片还原的音色是温暖丰满的，质感是浓郁的，更有剧场效果和身临其境的感觉，是一道穿越时空的风景。
　　注：清末民初，上海《时报》曾与《申报》《新闻报》鼎足而立，“老上海”常以 “申、新、时” 三大报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