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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民主体性的丧失。农村文化是建立在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的文化，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从而在村民间形成了复杂的社会交往网络。而村庄精英由于掌握了较多的社会资源，往往成为各种关系网络中的领袖。因此，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重视对村庄精英的整合与引导，利用他们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参与、推动新农村文化建设。
关键词：新农村文化建设；主体性；村庄精英；关系网络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77-02
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者针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大多数研究以“局外人”的身份俯视农村，从如何完善国家现有的各项举措出发进行对策分析，殊不知这并不符合农村的现实需要。本文从农民的日常生活视角切入，探讨这一问题，希望获得崭新的认识。
一、农民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
自2005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中央政府逐年加大了专项资金投入，各项文化惠民政策陆续出台，相关的管理机构也逐渐完备。“村村通”工程、“文化下乡”、“科技下乡”等各种农村文化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也稳步推进。总体上看，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正逐渐改变着农村的文化生态环境，极大丰富了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促进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政府资金投入不足、文化设施缺乏落后、人才短缺、管理机构不完善、政府重视不够、文化团体稀缺等等。大多数学者也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提出对策。但是，如果国家在资金和政策、制度上的供给充分且领导有力，新农村文化建设就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吗？
实际上，这种以国家财政为经济基础、以行政权力为推动力量、以政府官员为规划者的新农村文化建设模式，才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在这种模式下，农村文化被当做革新对象，农民被排除在文化建设方案的制定过程之外，农民成了“旁观者”，致使许多文化建设举措脱离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无法激起农民建设自身文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王国敏教授选取成都市9个新农村文化建设示范单位进行实地调查，发现45.3%的受访者表示对新农村文化建设“不感兴趣”；7.4%的受访者每天去图书室或文化站，一周去一两次的为27.4%的，有3成的人一个月才去一两次，而35.1%的人声称从来不去，89.2%的受访者表示去图书馆（文化站）的目的是“下棋、打牌”；对于“为什么进行新农村文化建设”这个问题，55.6%的受访者认为是当地政府为“完成上级任务”，44.2%的人认为是政府“为自己的政绩考虑”。
可见，已有的乡村文化设施并未得到充分利用。由于脱离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未能考虑农民的文化趣味、实际需求和接受能力，许多农村的电影院、图书室、文化站长期闲置，变成了村民喝茶、下棋、打牌的场所，甚至被出租为电子游戏厅、商店、旅舍、录像厅。“文化下乡”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也确实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但是，被送下乡的文化，无论内容或形式，与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都存在很大距离，农民大多抱着新奇的心理，当热闹看，久而久之产生了审美疲劳，出现了冷漠、抗拒的心理。
牟成文历经四年的调查，发现新农村建设工作必须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进一步提升村庄内生能力的问题。所谓村庄内生能力就是特定村庄所应该具备的自我溶解、自我消化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如何提高农民的文化创造、参与热情，提升其文化建设能力和自觉性，是新农村文化建设无法绕开的问题。农村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理论和原则指导，也不时遭遇外部文化的挑战和刺激，但农村文化的变迁始终以农民日常的社会生产、生活活动为母体，是农民的认知、情感、价值和心理的艺术性表达和阐释。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树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改“输血”为“造血”，改“送文化”为“育文化”，让农民成为农村文化的实践者和创造者、农村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设计者，方能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事实上，文化的发展尤其自身的规律。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的认知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是建立在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文化。而农村的特性决定了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是在以各种联结纽带、通过各种渠道建构起来的关系网络中展开的，走亲访友、邻里串门、婚丧宴请、礼尚往来、节日聚会、农忙互助、生意合伙构成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炕头上、餐桌上、牌局里、田埂里、大街上，是农民最方便、惬意的交往空间，是农民团体和组织萌发的土壤，也蕴含着农村文化变革、发展的巨大潜力。
二、农村日常生活与村庄精英
我国农村社会自古即有士绅自治的传统，尽管自晚清以来农村社会经历了数次剧烈的变革，但今天依然实行精英治理。贺雪峰从社区记忆强弱和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两个维度分析了不同村庄的治理模式，指出没有精英的农村，村务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农村的精英治理，可以实证的方法被发现、归纳，但精英治理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新农村文化建设有什么关系，就必须变实证分析为参与式描述，进入农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去。
费孝通指出，文化的深处，并不在典章制度中，而是在人们洒扫应对的日常起居之中；一举手，一投足，看似那么自然，不假做作，可其实正是深层文化的行为体现。新农村文化建设固然需要理性指导，可一旦为农民所践行，就成为日常生活的自然延伸。所谓的文化站、图书馆、“文化下乡”只不过是文化的呈现介质，如若不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相融合，就只能成为漂浮在农村上空的点缀品，引不起农民的兴趣和参与热情。真实的农村文化在伦常日用当中，在邻里的礼尚往来、乡亲间的恩恩怨怨、私下里的闲言碎语、餐桌上的宴饮唱和当中。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亲戚、邻居、朋友、师生、同学等各种关系纵横交错，且世代累积；农村又是一个讲人情和面子、重舆论的社会，村民往往通过“找关系”的方式来应对纠纷和麻烦，这就使农村的社会关系更为复杂和绵密。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就在各自所栖身的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展开，在其中，他们不但能解决各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心理上的抚慰，也能得到价值上的认同感和生命归宿感。 在关系网络中，存在着权力、金钱、知识、信息、名誉、声望等资源拥有量上的不同，由此就产生了村庄精英与普通农民的差别。不过，村庄精英毕竟是农村内生文化孕育的产物。他们首先是农村的一员，生于斯长于斯，与社会有着复杂而通畅的联络渠道，扎根于本土社会；其次，他们与普通村民有着共同的生活场域、生活记忆、语言礼俗，有着相似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因此，对于农民的日产生活需求和理想，他们有着更为真实的认知和体察。
也正是因为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村庄精英才成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核心人物，成为村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领头人，被普通民众所仰慕、尊重和追随。权力、金钱、知识、名誉和声望，都是社会组织或群体的建构力量、代表着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因此村庄精英往往成为乡村事务的治理者，无论是村务的处理、生产上的困难，还是邻里纠纷和生活里的难题，村庄精英都于其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
村庄精英承载着农村文化迁变的历史信息，引领着农村文化发展的路向，也是农村文化秩序的重建者和维护者。事实上，无论是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文化秩序重建还是乡风文明建设，农村精英都起着领袖和示范的功能。他们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社会资源调动和力量整合，积极参与并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
三、村庄精英与新农村文化建设
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归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从农民的日常生活出发，尊重农民的意愿，而村庄精英恰恰是将农民组织起来的领导者。因此，建立以国家资金和政策为前提，以政府理论与原则为规范，以农村生产生活为基础，以村庄精英为主导的新农村文化建设模式，不但可行，而且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村庄精英之所以能够主导新农村文化建设，与其自身的基本素质和资源优势密不可分。
（一）村庄精英大多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精英并非仅仅意味着权力、金钱、信息上的优势，如果没有道德和品格的保障，即使村委会主任、私营企业主、宗族长老也无法获得村民的认同和尊敬。村庄精英是乡村本土社会养育的，乡村的礼仪规范、风俗习惯、语言宗教、社会关系都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社会空间要素，也是他们价值构成的重要来源。绝大多数的村庄精英秉承了乡村的传统道德规范，树立起较高的声誉和威望，成为村庄里的魅力领袖。
精英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用自己高尚的道德感化村民，教育村民。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有了村庄精英的主导和示范，才能使各项文化建设举措顺利开展。例如在计划生育、村容村貌建设中，一般都是村庄精英带头响应村委会的号召，才使工作顺利开展。
（二）村庄精英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村庄精英是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领袖，他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将农民组织起来，利用不同精英网络的社会关联，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化组合，为各项文化运动的开展提供保障。比如秧歌队、舞龙舞狮对、歌唱团等，即使是政府主导的“文化下乡”、“科技下乡”文化活动中，村庄精英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村庄精英由于在经济上比较宽裕，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村公益性事业建设，如道路、沟渠、学校等公共设施的修筑和购置、文化站、图书馆、阅览室等文化设施的建设，这些重大的建设活动，是村级管理机构最为头疼的问题，没有村庄精英的广泛参与和动员，很难顺利开展。比如在“村村通”工程中，很多农民筹资困难，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导致计划搁浅，但有了村庄精英的资金参与，事情很快得到解决。目前，新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资金投入上的困境，只靠政府的“输血”是不行，必须开创多元的筹资渠道，而村庄精英无疑是最佳的投资人。
（三）村庄精英具有勇于开拓和敢为人先的精神。村庄精英由于掌握了较多的社会资源，生产生活上的自主性较强。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广泛的社会联系渠道、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对于乡村社会中一些传统的陈规陋习，如酗酒赌博、大办红白喜事、不讲卫生等，村庄精英敢于冲破“讲面子”的束缚，以身作则，率先回应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要求，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带动普通民众的效仿，有力推进了乡风乡俗的革新。
（四）村庄精英是乡村社会秩序的守护者。亨廷顿认为，“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要保证现代化进程的有序，就需要一定的权威发挥引领作用。村庄精英是乡村社会中的权威，不同类型的村庄精英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相反，由于共享同一个乡村社会空间，尽管各自有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彼此间也存在一定的竞争和矛盾，但是，不同精英网络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社会关联。在农村社会中，事关全村重大利益的事件，如果不通过政治精英、经济能人、文化权威之间的协商和联手，是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的。村庄精英扮演了乡村社会秩序守护者角色。
四、结语
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之所以面临诸多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我国广大的乡村社会一直延续着精英治理的传统，这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有关。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农村仍然是一个重血缘、情感和舆论的社会，村民更倾向于通过社会关系而非制度来解决困难或纠纷，由此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网络，那些掌握了较多社会资源的村民往往成为关系网络中的领袖。农村文化的发展和衍变，就是在农村的田间地头、餐桌大街、牌局闲聊中发生的。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恢复农民的主体地位是前提，更为关键的则是对村庄精英进行整合和引导，让他们担当起动员村民、资源整合的重任，从而带领农村实现新文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和谐——成都市新农村文化建设调查报告.
［2］牟成文.关于提升村庄内生能力的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12,(2)：77.
［3］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三维框架［J］.社会科学辑刊,2000,(4)：39-40.
［4］费孝通.美国人与美国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76.
［5］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41.
关键词：新农村文化建设；主体性；村庄精英；关系网络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77-02
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者针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大多数研究以“局外人”的身份俯视农村，从如何完善国家现有的各项举措出发进行对策分析，殊不知这并不符合农村的现实需要。本文从农民的日常生活视角切入，探讨这一问题，希望获得崭新的认识。
一、农民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
自2005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中央政府逐年加大了专项资金投入，各项文化惠民政策陆续出台，相关的管理机构也逐渐完备。“村村通”工程、“文化下乡”、“科技下乡”等各种农村文化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也稳步推进。总体上看，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正逐渐改变着农村的文化生态环境，极大丰富了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促进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政府资金投入不足、文化设施缺乏落后、人才短缺、管理机构不完善、政府重视不够、文化团体稀缺等等。大多数学者也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提出对策。但是，如果国家在资金和政策、制度上的供给充分且领导有力，新农村文化建设就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吗？
实际上，这种以国家财政为经济基础、以行政权力为推动力量、以政府官员为规划者的新农村文化建设模式，才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在这种模式下，农村文化被当做革新对象，农民被排除在文化建设方案的制定过程之外，农民成了“旁观者”，致使许多文化建设举措脱离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无法激起农民建设自身文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王国敏教授选取成都市9个新农村文化建设示范单位进行实地调查，发现45.3%的受访者表示对新农村文化建设“不感兴趣”；7.4%的受访者每天去图书室或文化站，一周去一两次的为27.4%的，有3成的人一个月才去一两次，而35.1%的人声称从来不去，89.2%的受访者表示去图书馆（文化站）的目的是“下棋、打牌”；对于“为什么进行新农村文化建设”这个问题，55.6%的受访者认为是当地政府为“完成上级任务”，44.2%的人认为是政府“为自己的政绩考虑”。
可见，已有的乡村文化设施并未得到充分利用。由于脱离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未能考虑农民的文化趣味、实际需求和接受能力，许多农村的电影院、图书室、文化站长期闲置，变成了村民喝茶、下棋、打牌的场所，甚至被出租为电子游戏厅、商店、旅舍、录像厅。“文化下乡”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也确实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但是，被送下乡的文化，无论内容或形式，与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都存在很大距离，农民大多抱着新奇的心理，当热闹看，久而久之产生了审美疲劳，出现了冷漠、抗拒的心理。
牟成文历经四年的调查，发现新农村建设工作必须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进一步提升村庄内生能力的问题。所谓村庄内生能力就是特定村庄所应该具备的自我溶解、自我消化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如何提高农民的文化创造、参与热情，提升其文化建设能力和自觉性，是新农村文化建设无法绕开的问题。农村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理论和原则指导，也不时遭遇外部文化的挑战和刺激，但农村文化的变迁始终以农民日常的社会生产、生活活动为母体，是农民的认知、情感、价值和心理的艺术性表达和阐释。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树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改“输血”为“造血”，改“送文化”为“育文化”，让农民成为农村文化的实践者和创造者、农村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设计者，方能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事实上，文化的发展尤其自身的规律。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的认知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是建立在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文化。而农村的特性决定了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是在以各种联结纽带、通过各种渠道建构起来的关系网络中展开的，走亲访友、邻里串门、婚丧宴请、礼尚往来、节日聚会、农忙互助、生意合伙构成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炕头上、餐桌上、牌局里、田埂里、大街上，是农民最方便、惬意的交往空间，是农民团体和组织萌发的土壤，也蕴含着农村文化变革、发展的巨大潜力。
二、农村日常生活与村庄精英
我国农村社会自古即有士绅自治的传统，尽管自晚清以来农村社会经历了数次剧烈的变革，但今天依然实行精英治理。贺雪峰从社区记忆强弱和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两个维度分析了不同村庄的治理模式，指出没有精英的农村，村务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农村的精英治理，可以实证的方法被发现、归纳，但精英治理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新农村文化建设有什么关系，就必须变实证分析为参与式描述，进入农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去。
费孝通指出，文化的深处，并不在典章制度中，而是在人们洒扫应对的日常起居之中；一举手，一投足，看似那么自然，不假做作，可其实正是深层文化的行为体现。新农村文化建设固然需要理性指导，可一旦为农民所践行，就成为日常生活的自然延伸。所谓的文化站、图书馆、“文化下乡”只不过是文化的呈现介质，如若不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相融合，就只能成为漂浮在农村上空的点缀品，引不起农民的兴趣和参与热情。真实的农村文化在伦常日用当中，在邻里的礼尚往来、乡亲间的恩恩怨怨、私下里的闲言碎语、餐桌上的宴饮唱和当中。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亲戚、邻居、朋友、师生、同学等各种关系纵横交错，且世代累积；农村又是一个讲人情和面子、重舆论的社会，村民往往通过“找关系”的方式来应对纠纷和麻烦，这就使农村的社会关系更为复杂和绵密。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就在各自所栖身的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展开，在其中，他们不但能解决各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心理上的抚慰，也能得到价值上的认同感和生命归宿感。 在关系网络中，存在着权力、金钱、知识、信息、名誉、声望等资源拥有量上的不同，由此就产生了村庄精英与普通农民的差别。不过，村庄精英毕竟是农村内生文化孕育的产物。他们首先是农村的一员，生于斯长于斯，与社会有着复杂而通畅的联络渠道，扎根于本土社会；其次，他们与普通村民有着共同的生活场域、生活记忆、语言礼俗，有着相似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因此，对于农民的日产生活需求和理想，他们有着更为真实的认知和体察。
也正是因为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村庄精英才成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核心人物，成为村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领头人，被普通民众所仰慕、尊重和追随。权力、金钱、知识、名誉和声望，都是社会组织或群体的建构力量、代表着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因此村庄精英往往成为乡村事务的治理者，无论是村务的处理、生产上的困难，还是邻里纠纷和生活里的难题，村庄精英都于其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
村庄精英承载着农村文化迁变的历史信息，引领着农村文化发展的路向，也是农村文化秩序的重建者和维护者。事实上，无论是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文化秩序重建还是乡风文明建设，农村精英都起着领袖和示范的功能。他们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社会资源调动和力量整合，积极参与并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
三、村庄精英与新农村文化建设
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归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从农民的日常生活出发，尊重农民的意愿，而村庄精英恰恰是将农民组织起来的领导者。因此，建立以国家资金和政策为前提，以政府理论与原则为规范，以农村生产生活为基础，以村庄精英为主导的新农村文化建设模式，不但可行，而且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村庄精英之所以能够主导新农村文化建设，与其自身的基本素质和资源优势密不可分。
（一）村庄精英大多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精英并非仅仅意味着权力、金钱、信息上的优势，如果没有道德和品格的保障，即使村委会主任、私营企业主、宗族长老也无法获得村民的认同和尊敬。村庄精英是乡村本土社会养育的，乡村的礼仪规范、风俗习惯、语言宗教、社会关系都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社会空间要素，也是他们价值构成的重要来源。绝大多数的村庄精英秉承了乡村的传统道德规范，树立起较高的声誉和威望，成为村庄里的魅力领袖。
精英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用自己高尚的道德感化村民，教育村民。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有了村庄精英的主导和示范，才能使各项文化建设举措顺利开展。例如在计划生育、村容村貌建设中，一般都是村庄精英带头响应村委会的号召，才使工作顺利开展。
（二）村庄精英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村庄精英是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领袖，他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将农民组织起来，利用不同精英网络的社会关联，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化组合，为各项文化运动的开展提供保障。比如秧歌队、舞龙舞狮对、歌唱团等，即使是政府主导的“文化下乡”、“科技下乡”文化活动中，村庄精英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村庄精英由于在经济上比较宽裕，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村公益性事业建设，如道路、沟渠、学校等公共设施的修筑和购置、文化站、图书馆、阅览室等文化设施的建设，这些重大的建设活动，是村级管理机构最为头疼的问题，没有村庄精英的广泛参与和动员，很难顺利开展。比如在“村村通”工程中，很多农民筹资困难，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导致计划搁浅，但有了村庄精英的资金参与，事情很快得到解决。目前，新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资金投入上的困境，只靠政府的“输血”是不行，必须开创多元的筹资渠道，而村庄精英无疑是最佳的投资人。
（三）村庄精英具有勇于开拓和敢为人先的精神。村庄精英由于掌握了较多的社会资源，生产生活上的自主性较强。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广泛的社会联系渠道、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对于乡村社会中一些传统的陈规陋习，如酗酒赌博、大办红白喜事、不讲卫生等，村庄精英敢于冲破“讲面子”的束缚，以身作则，率先回应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要求，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带动普通民众的效仿，有力推进了乡风乡俗的革新。
（四）村庄精英是乡村社会秩序的守护者。亨廷顿认为，“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要保证现代化进程的有序，就需要一定的权威发挥引领作用。村庄精英是乡村社会中的权威，不同类型的村庄精英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相反，由于共享同一个乡村社会空间，尽管各自有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彼此间也存在一定的竞争和矛盾，但是，不同精英网络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社会关联。在农村社会中，事关全村重大利益的事件，如果不通过政治精英、经济能人、文化权威之间的协商和联手，是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的。村庄精英扮演了乡村社会秩序守护者角色。
四、结语
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之所以面临诸多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我国广大的乡村社会一直延续着精英治理的传统，这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有关。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农村仍然是一个重血缘、情感和舆论的社会，村民更倾向于通过社会关系而非制度来解决困难或纠纷，由此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网络，那些掌握了较多社会资源的村民往往成为关系网络中的领袖。农村文化的发展和衍变，就是在农村的田间地头、餐桌大街、牌局闲聊中发生的。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恢复农民的主体地位是前提，更为关键的则是对村庄精英进行整合和引导，让他们担当起动员村民、资源整合的重任，从而带领农村实现新文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和谐——成都市新农村文化建设调查报告.
［2］牟成文.关于提升村庄内生能力的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12,(2)：77.
［3］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三维框架［J］.社会科学辑刊,2000,(4)：39-40.
［4］费孝通.美国人与美国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76.
［5］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