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的屈安昌穿着棉衣，裹着薄薄的被子蜷缩在工棚的大通铺上，身体随着一阵阵咳嗽剧烈抖动。屋外的气温降到了零下11摄氏度。在这个10年来最冷的冬天里，屈安昌已病倒好几天了。
　　“病得这么严重，本来该去医院看看。可到现在还没拿到工资，大家都没有钱，只好找点生姜，熬水给他喝。”表哥刘江非常担心，却毫无办法。
　　去年3月，屈安昌初中还没毕业，就跟着表哥从四川通江农村来到北京，在西直门附近一个建筑工地当油漆工。
　　小屈并不想出来打工。他喜欢学校，在全班80个学生中，他的成绩总在前10名。但父亲的脚有些跛，干不了重活，母亲精神上也有疾病，弟弟还要上初中。懂事的小屈知道，这书暂时不能读下去了。
　　“当时想，跟表哥出来凭力气打一年工，挣够四五千块钱，不仅可以保证弟弟有钱读书，自己也可以重新回到学校，剩余的钱还可以补贴家用。”在北京西二环附近的这个工地上，他起早摸黑、省吃俭用干了8个月，掐指头算着能挣下2000多块钱。
　　现在他的愿望落空了。工程交工快两个月了，不但工钱至今没拿到，自己还一病不起。“到了这个地步，莫说回家上学、去医院看病，连吃饭都成问题。”屈安昌伤心地说。
　　工地上拿不到工钱、为吃饭发愁的民工，算上屈安昌表兄弟俩，共有21人，分别来自四川、河南和江西。他们或围坐在火炉旁，或三三两两挤在破棉絮里取暖。寒风不断从没有玻璃的窗户钻进来，小小的火炉并没有让人感觉有多温暖。
　　窗外，就是这些民工一手装扮起来的24层住宅楼，在蓝天的映衬下十分壮观。大楼最初由北京的一家公司负责施工，这家公司又将工程转包给四川的一家建筑工程队，工程队的项目负责人又将一部分工程包给了小包工头陈斌。民工都把项目负责人叫作“大老板”，把陈斌叫作“小老板”。
　　工程验收合格，民工们眼巴巴地等着老板来结算工钱。正在这节骨眼上，“小老板”却不辞而别。去找“大老板”，他说钱已给了“小老板”。一趟又一趟，“大老板”才于2002年12月下旬给每人发了40块钱，并且声明，以后找他也没用。
　　靠40块钱生活了近10天的民工们再也挺不下去了。他们想通过法律讨回工钱，于是派了代表到律师事务所去咨询。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要打官司，首先得交几千元的诉讼费。面对这个“天文数字”，他们只好失望地回到工地。
　　他们决定选出几个代表找劳动部门试一试。2003年1月2日，在海淀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科，他们递交了投诉材料。接待人员叫他们下星期一过来看结果。1月6日，他们又按时来到劳动局。工作人员答复说，一两天内领导批准后就会去工地调查，让他们回去等。
　　一来二去，光坐公共汽车就花了20多块钱，但他们还觉得值：“程序是复杂了点，但总算有人帮我们说话了。”
　　一上午没有吃饭的他们，只是默默无语地伫立着，任凭寒风掠过他们单薄的衣裳、愁苦的脸庞。背后，就是他们装修了几个月的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