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诗云:“散乱空中千片雪,蒙笼物上一重纱。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医言风眩在肝家。两头治疗何曾瘥,药力微茫佛力赊。”又云:“眼藏损伤来已久,病根牢固去应难。医师尽劝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贮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两首诗。白居易经常开怀畅饮,结果染上了眼疾,40岁时已有“书魔昏两眼,酒病沉四肢”之感,从而写下《眼病二首》。医生已明确告诉他要戒酒,可他依然“马背仰天酒果腹”。过量饮酒是古代文人患眼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杜康造酒以来,酒便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斗酒诗百篇”已成千古佳话。少量饮酒确实能增强胃肠消化吸收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及大脑思维,使人浮想联翩、文思泉涌。但过量饮酒则害处不少。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载,“饮酒不节,杀人顷刻”。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酒精能抑制人的大脑的高级神经活动,过量饮酒对眼睛的损害尤为明显。酒中含有的乙醇进入人体后,会很快扩散到血液中,由于醇类极易溶于水,而眼球内玻璃体含水量达99%,对乙醇有较强的亲和力,故饮酒极易损伤眼睛。
　　集萤映雪、凿壁偷光,历来作为发愤读书的典型为后世传颂。但这也点出了古代文人眼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苦读损目。
　　与白居易如出一辙,宋代大文学家陆游亦颇多病目诗句,如:“忧国心常折,观书眼欲枯。”“少年嗜书竭目力,老去观书涩如棘。”《解嘲》诗云:“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莫道终身作鱼蠹,尔来书外有工夫。”似乎是在为其苦读生涯作总结。黄庭坚呼吁上天治好自己的“读书眼”,并以切身体验告诫他人“莫作白鱼钻蠹简”(不要作书虫钻研书册),可见其痛苦之深。
　　但是,一则苦读乃众多书生安身立命之本,二则浸濡既久,读书已成为一种乐趣和生活意义,所以他们实在不能抛书不读。宋代杨万里有《观书》一诗,道出其明知读书损目但又不忍释卷之矛盾心理:“书册不可逢,逢得放不得。看得眼昏花,放了还太息。”方岳《偶题》诗则云:“为米折腰长乞米,缘书损目苦观书。山翁迂阔每如此,吾道寂寥谁与居?”虽然“缘书损目”,仍免不了“苦观书”,于是作者自嘲“山翁迂阔”(不切实际)。与他同时代的舒岳祥甚至在病目之后,仍央求医者尽力调治以便多读书:“我老目已昏,烦君为灌涤,更阅十年书,细字蝇头黑。”可谓此种心态的典型反映。
　　古代文人患了眼病以后,主要靠服用药物来祛除眼睛疾病。山水诗人王维写诗说:“冥搜到百合,真使当重肉。果堪止泪无,欲纵望江目。”记载了居家生活时,用百合煮肉来食疗自己泪囊炎的景况。另一诗人张籍也有诗云:“开洲五月车前子,做药人皆道有神。惭愧文君怜病眼,三千里外寄闲人。”张籍家境贫寒,自幼苦读,饱经世态炎凉,后为贞元进士,历任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由于古代的照明条件较差,加上营养不良,张籍因用眼过度患了很严重的目疾,诗人孟郊曾经写诗戏称他是“穷瞎张太祝”。当张籍收到诗友韩愈从千里之外寄来的车前子饵食配药后,感慨地写了以上那首情真意切的诗。古代医家认为,服用车前子可补虚去翳,与菊花、决明子等配伍,多用来治疗目赤肿痛、迎风流泪、视力减退等症。唐代医家孙思邈的《千金方》中的“驻景丸”,是用车前子与熟地、菟丝子配伍为丸,治疗老年人因肝肾俱虚所致的眼昏生翳等症,至今仍是老年眼科常用的保健良方。
　　古人在日常眼睛保健方面也作出很多探索,某些养生明目法对今人仍很有借鉴作用。例如杨万里诗云:“只有观书乐,其如病眼何!但令吾意适,不必卷头多。”并在《书莫读》诗中描述了苦读害处后,提倡这样一种闲适生活:“何如闭目坐斋房,下帘扫地自焚香。听风听雨都有味,健来即行倦来睡。”可见药物治疗尚属次要,人们应首先改变自己用眼过度之恶习,尝试劳逸结合的生活方式,适当发展其他方面的兴趣,如坐禅、轻微劳动、感受大自然魅力等,以闲适为主。唯其如此,方能从根本上保护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