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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起“最美公务员”荣誉证书时，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五部主任、“莎姐”办公室主任梅玫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句话。
那是在1991年的金鸡百花奖颁奖典礼上，电影《焦裕禄》主演李雪健捧着奖杯站在舞台中央，动情地对台下的观众说：“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梅玫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傻姑娘”。
“苦和累都让‘莎姐’团队受了，名和利都让我得了。过去我被很多人点燃，现在我希望自己也能发出小小微光，点燃更多‘后浪’。”
事实上，梅玫做到了。
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17年，梅玫不停地奔走在少年间。她牵头创立“莎姐”青少年维权岗，构建“莎姐”未成年人一体化综合司法保护体系，帮助100多名迷途少年回归正途，在10万余人心里播下法治种子，为的就是让少年向阳而生。
成长即是摆渡，归途亦是新生。历尽千帆，让少年向阳而生，是梅玫不变的信念。
隐秘角落，希望升腾
——少年的信：“我的前途一片空白，毫无头绪。如果不是你问我，让我发现这些问题，可能等我‘出去’了，也还是和以前一样，继续盲目地生活。为了不重蹈覆辙，我会给自己设置一个目标，等我想好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
隔着冰冷的铁栏杆，梅玫见到了年仅14岁的犯罪嫌疑人。
栏杆后的少年，眼神惶恐，满脸稚气。
“阿姨，我想读书！真的。”少年对梅玫说。
短短的一句话，却在梅玫心里掀起了千层浪。
如何在惩罚和宽容之间找到平衡点，尽最大可能帮助、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一直是摆在司法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2003年，22岁的梅玫考入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成為一名检察官。在与迷途少年的一次次对话中，梅玫找准了方向：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让少年向阳而生。
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犯罪都与家庭环境、成长经历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们的犯罪行为往往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主观恶意性较小。
“要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做得好，就有可能让一个孩子不再犯罪。这对于孩子、父母、家庭乃至社会，都是一件影响重大且深远的事。”梅玫说。
彼时，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刚刚起步，甚至没有正式的部门归属，其职能分散于侦监、公诉等部门。梅玫一头闯进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天地，无异于闯进了“黑洞”。
这一闯，令梅玫悲喜交加。
一名年仅16岁的少年，因多次入户盗窃被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好汉做事好汉当。”少年不屑一顾，身上充满了无知的江湖气。
少年浑然不觉自己有任何错误，除了痛快交代犯罪事实外，对其他所有问题一律冷漠以对。看着少年不思悔改的样子，梅玫又生气又痛心。
按理说，对待这样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需要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办理即可，但梅玫不愿，她不愿放任有着无限希望的少年不管。
“每一个孩子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他们不小心走岔了路，我所要做的，就是不离不弃地牵着他们的手，把他们带回正途。或许路途艰辛，但我绝不能放弃。”梅玫很坚决。她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试着用各种话题、各种方式，打开通往少年内心的大门。
“是谁把你养大的？”梅玫问。
话语传到少年的耳里，少年终于抬起头，深深地看了梅玫一眼。原来，因为家庭变故，少年长这么大几乎没见过爸爸妈妈，他是由姑妈一手养大的。
“那你姑妈平时说没说，她希望你将来长大了做什么工作？”闻言，少年的脸“唰”地一下红了，眼神飘忽地偷瞄了梅玫一眼，然后又低下了头。
梅玫没有多言，她知道，在隐秘的角落里，希望正在升腾。
第二天，梅玫收到了一封由看守所转交给她的信。
“我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姑妈。我没听她的话，常常让她为我担心……我有一句10年没说出口的话，我一直把姑妈当自己的妈妈……我错了，等我出来后我会凭自己的双手报答我的姑妈！”
信，正是少年写的。一时间梅玫悲喜交加：悲的是懵懂少年因为无知犯了罪，喜的是走岔路的少年有望回归正途。
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后，梅玫时常这样大悲大喜，好在大多数时刻，悲终能转化为喜——在过去的17年里，梅玫帮助100多名迷途少年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很多少年多年来一直同她保持通信。
“我最开心、最有成就感的，就是能得到少年的信任，帮助他们回归正途。”梅玫笑道。
独行者快，众行者远
——少年的信：“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你的报道。上面说，自你们组建‘莎姐’工作室以来，你们便一直默默无闻地为心爱的工作奉献自己的青春。不只是青春，还有无数艰辛和心血（就像你为了我，差点操碎了心、伤透了心）。而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你多年如一日的坚持，真的让我很敬佩，很感激。”
2004年，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了一起未成年人抢劫案。
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犯案少年边哭边说：“我哪知道这是犯罪呀！如果知道，打死我也不会去干的！”
少年的哭诉，狠狠地戳了梅玫的心。
梅玫开始思索：“作为检察官，依法办案我做到了，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我又能为这些迷途的孩子多做点什么？”
梅玫很清楚，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家庭情况和自身性格往往有缺陷，要弥补这些缺陷，绝不是一次谈心、一次辅导、一次帮助就能成功的。“做好未成年人的帮扶帮教工作，需要建立更丰富的渠道。”
独行者快，众行者远。2004年底，在梅玫等7位女检察官的共同倡导下，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正式成立了“莎姐”青少年维权岗，将此前分散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进行综合管理。 “自然界中，有一种植物叫莎草，它生长在沼泽地里，生命力顽强，刚好与我们帮扶逆境中的少年的初衷相契合。”梅玫如是说。
带着美好期望，“莎姐”上路了。
“莎姐”青少年维权岗成立后，梅玫等人借助网络平台，开设了“未检之窗”栏目，反映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动态，荟萃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主旨的焦点栏目“一米阳光”。此外，检察官们还设置了留言板，统一以“莎姐”的名义答疑解惑，方便与未成年人及家长们沟通。
2009年，梅玫等人又着力开展未成年人心理矫治和疏导工作，“莎姐”谈心室应运而生。
“莎姐”谈心室除了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外，还进一步将受害的未成年人、普通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未成年子女纳入其中。
2010年夏天，年仅10岁的丽丽（化名）走进了“莎姐”谈心室。
在被男邻居猥亵后，丽丽产生了幻觉和轻微的自闭，整天不说话、不理人，连笑都不会了。
心疼不已的梅玫在丽丽每次来和走的时候，都会抱抱她，并专程请来心理专家为丽丽进行危机干预。
最后一次谈心结束后，丽丽笑了。她对梅玫说：“姐姐，我好喜欢你。爸爸妈妈经常不在家，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抱过我。”
“莎姐”谈心室的成功，让梅玫振奋不已，她继而把目光投向学校和社区。
2011年，梅玫和“莎姐”们在大渡口区的重点社区和学校全面设立“莎姐工作室”，实现“莎姐”检察官与学校定点无缝对接。
2012年，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正式在全市三级检察院统一设立“莎姐”青少年维权岗。
2019年，梅玫与“莎姐”们还开发了“莎姐”云平台，并不断延伸触角，让检察机关更好地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目前，大渡口區24个部门、8个街（镇）和30所中小学都加入了“莎姐”云平台，共同编织了一张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安全“防护网”。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梅玫说。
大渡口区未成年人犯罪的走势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梅玫和“莎姐”们的共同努力下，2004年，大渡口区有未成年人罪犯60人，此后逐年减少，2016年以来保持在个位数，2019年降为零。
数字背后，梅玫和“莎姐”们功不可没。
历经千帆，少年归来
——少年的信：“我每个星期都会给爸妈打电话报个平安，问候一下;每天都会坚持锻炼身体，做做运动;每天都积极参加劳动，认真遵规守纪。我现在又开始好好学习了，主要看酒水知识和酒店管理方面的书。对于未来，我有很多打算。”
在“莎姐”谈心室，有一面墙，梅玫视若“宝贝”：墙上面，贴满了少年们给梅玫的来信。
“等了好久，终于收到了你的信，真的很开心，只是信来得太慢了。”
“现在天气冷了，你也要注意身体。”
“我知道错了，我会好好悔改。我想好好赚钱，以后如果有能力了，想自己买台挖掘机，自己当自己的老板。”
……
信或长或短，字里行间，有少年对犯罪的悔恨，对未来的迷茫，对前途的憧憬，更多的是他们对梅玫的感激。
少年们称呼梅玫为“姐姐”。在他们眼里，梅玫是指引人生、让他们悬崖勒马的“执灯人”。
梅玫称呼少年们为“孩子”。在梅玫眼里，她是得到少年们信任、引导他们成长的良师益友。
这样的温情，来之不易。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同样是抢劫犯罪案件，办好一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所花费的精力往往是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数倍。
“犯罪动因剖析、跟被害人赔礼道歉、帮助重返学校、修复亲子关系……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加班做这些事情。”梅玫说。
即便如此，梅玫也有不被认可的时候。
有时，听到梅玫给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属打电话，同事陈鹏宇都要替她抱不平：“涉罪未成年人尤其需要父母的关爱和帮教，但有的父母不闻不问不说，还嫌梅姐多事，常常是苦口婆心一番后，还要被人家骂。”
“正因如此，开展事前预防、未雨绸缪的普法教育，十分必要。”梅玫说。
为此，梅玫促进建立了重庆市大渡口区“莎姐”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一体化机制，组建“莎姐”法治宣讲团，走访了全区8个街（镇）、75个村（社区）收集意见建议，汇总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最需要了解的法律问题，制作有针对性的宣讲专题20余个，深入全部村（社区）、学校开展法治巡回宣讲500余场，受众10万余人。
此外，根据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不同特点，梅玫采取院坝故事会、微电影展播、情景剧演绎等形式，在一个个宣讲“小舞台”演绎了一场场喜闻乐见的“惠民精彩剧”。她还组织制作系列法治视频节目《莎姐说》，编印系列法治宣讲读本《莎姐讲故事》，累计向中小学校赠送3万余册。
从1个人到1500多人，从一项空白到一个品牌，从一种理念到一套机制，在梅玫的带领下，“莎姐”这一星星之火正在逐步形成燎原之势，为迷途少年撑起了一片天。
据统计，到2020年底，“莎姐”团队先后对575名未成年人进行了帮教，促使92.17%的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339人顺利就业，94人回归校园，其中39人考上大学。
2018年母亲节，梅玫在大渡口步行街，偶遇了曾帮教过的迷途少年。
那天，那位曾与父母关系极为紧张的少年，与母亲亲密地走在一起，与迎面走来的梅玫擦肩而过。
梅玫认出了少年，但少年没有认出梅玫。
回到家，梅玫向少年传去消息：“我今天遇到你了，你没有认出我。”
不一会儿，少年回信：“您怎么不叫我？我只认得姐姐您穿制服的样子，脱下制服我就不认得您了。”
不知为何，梅玫没有伤心的感觉，反而觉得欣慰——她看到了少年向阳而生的模样。
那是在1991年的金鸡百花奖颁奖典礼上，电影《焦裕禄》主演李雪健捧着奖杯站在舞台中央，动情地对台下的观众说：“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梅玫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傻姑娘”。
“苦和累都让‘莎姐’团队受了，名和利都让我得了。过去我被很多人点燃，现在我希望自己也能发出小小微光，点燃更多‘后浪’。”
事实上，梅玫做到了。
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17年，梅玫不停地奔走在少年间。她牵头创立“莎姐”青少年维权岗，构建“莎姐”未成年人一体化综合司法保护体系，帮助100多名迷途少年回归正途，在10万余人心里播下法治种子，为的就是让少年向阳而生。
成长即是摆渡，归途亦是新生。历尽千帆，让少年向阳而生，是梅玫不变的信念。
隐秘角落，希望升腾
——少年的信：“我的前途一片空白，毫无头绪。如果不是你问我，让我发现这些问题，可能等我‘出去’了，也还是和以前一样，继续盲目地生活。为了不重蹈覆辙，我会给自己设置一个目标，等我想好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
隔着冰冷的铁栏杆，梅玫见到了年仅14岁的犯罪嫌疑人。
栏杆后的少年，眼神惶恐，满脸稚气。
“阿姨，我想读书！真的。”少年对梅玫说。
短短的一句话，却在梅玫心里掀起了千层浪。
如何在惩罚和宽容之间找到平衡点，尽最大可能帮助、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一直是摆在司法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2003年，22岁的梅玫考入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成為一名检察官。在与迷途少年的一次次对话中，梅玫找准了方向：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让少年向阳而生。
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犯罪都与家庭环境、成长经历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们的犯罪行为往往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主观恶意性较小。
“要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做得好，就有可能让一个孩子不再犯罪。这对于孩子、父母、家庭乃至社会，都是一件影响重大且深远的事。”梅玫说。
彼时，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刚刚起步，甚至没有正式的部门归属，其职能分散于侦监、公诉等部门。梅玫一头闯进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天地，无异于闯进了“黑洞”。
这一闯，令梅玫悲喜交加。
一名年仅16岁的少年，因多次入户盗窃被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好汉做事好汉当。”少年不屑一顾，身上充满了无知的江湖气。
少年浑然不觉自己有任何错误，除了痛快交代犯罪事实外，对其他所有问题一律冷漠以对。看着少年不思悔改的样子，梅玫又生气又痛心。
按理说，对待这样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需要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办理即可，但梅玫不愿，她不愿放任有着无限希望的少年不管。
“每一个孩子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他们不小心走岔了路，我所要做的，就是不离不弃地牵着他们的手，把他们带回正途。或许路途艰辛，但我绝不能放弃。”梅玫很坚决。她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试着用各种话题、各种方式，打开通往少年内心的大门。
“是谁把你养大的？”梅玫问。
话语传到少年的耳里，少年终于抬起头，深深地看了梅玫一眼。原来，因为家庭变故，少年长这么大几乎没见过爸爸妈妈，他是由姑妈一手养大的。
“那你姑妈平时说没说，她希望你将来长大了做什么工作？”闻言，少年的脸“唰”地一下红了，眼神飘忽地偷瞄了梅玫一眼，然后又低下了头。
梅玫没有多言，她知道，在隐秘的角落里，希望正在升腾。
第二天，梅玫收到了一封由看守所转交给她的信。
“我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姑妈。我没听她的话，常常让她为我担心……我有一句10年没说出口的话，我一直把姑妈当自己的妈妈……我错了，等我出来后我会凭自己的双手报答我的姑妈！”
信，正是少年写的。一时间梅玫悲喜交加：悲的是懵懂少年因为无知犯了罪，喜的是走岔路的少年有望回归正途。
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后，梅玫时常这样大悲大喜，好在大多数时刻，悲终能转化为喜——在过去的17年里，梅玫帮助100多名迷途少年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很多少年多年来一直同她保持通信。
“我最开心、最有成就感的，就是能得到少年的信任，帮助他们回归正途。”梅玫笑道。
独行者快，众行者远
——少年的信：“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你的报道。上面说，自你们组建‘莎姐’工作室以来，你们便一直默默无闻地为心爱的工作奉献自己的青春。不只是青春，还有无数艰辛和心血（就像你为了我，差点操碎了心、伤透了心）。而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你多年如一日的坚持，真的让我很敬佩，很感激。”
2004年，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了一起未成年人抢劫案。
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犯案少年边哭边说：“我哪知道这是犯罪呀！如果知道，打死我也不会去干的！”
少年的哭诉，狠狠地戳了梅玫的心。
梅玫开始思索：“作为检察官，依法办案我做到了，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我又能为这些迷途的孩子多做点什么？”
梅玫很清楚，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家庭情况和自身性格往往有缺陷，要弥补这些缺陷，绝不是一次谈心、一次辅导、一次帮助就能成功的。“做好未成年人的帮扶帮教工作，需要建立更丰富的渠道。”
独行者快，众行者远。2004年底，在梅玫等7位女检察官的共同倡导下，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正式成立了“莎姐”青少年维权岗，将此前分散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进行综合管理。 “自然界中，有一种植物叫莎草，它生长在沼泽地里，生命力顽强，刚好与我们帮扶逆境中的少年的初衷相契合。”梅玫如是说。
带着美好期望，“莎姐”上路了。
“莎姐”青少年维权岗成立后，梅玫等人借助网络平台，开设了“未检之窗”栏目，反映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动态，荟萃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主旨的焦点栏目“一米阳光”。此外，检察官们还设置了留言板，统一以“莎姐”的名义答疑解惑，方便与未成年人及家长们沟通。
2009年，梅玫等人又着力开展未成年人心理矫治和疏导工作，“莎姐”谈心室应运而生。
“莎姐”谈心室除了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外，还进一步将受害的未成年人、普通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未成年子女纳入其中。
2010年夏天，年仅10岁的丽丽（化名）走进了“莎姐”谈心室。
在被男邻居猥亵后，丽丽产生了幻觉和轻微的自闭，整天不说话、不理人，连笑都不会了。
心疼不已的梅玫在丽丽每次来和走的时候，都会抱抱她，并专程请来心理专家为丽丽进行危机干预。
最后一次谈心结束后，丽丽笑了。她对梅玫说：“姐姐，我好喜欢你。爸爸妈妈经常不在家，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抱过我。”
“莎姐”谈心室的成功，让梅玫振奋不已，她继而把目光投向学校和社区。
2011年，梅玫和“莎姐”们在大渡口区的重点社区和学校全面设立“莎姐工作室”，实现“莎姐”检察官与学校定点无缝对接。
2012年，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正式在全市三级检察院统一设立“莎姐”青少年维权岗。
2019年，梅玫与“莎姐”们还开发了“莎姐”云平台，并不断延伸触角，让检察机关更好地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目前，大渡口區24个部门、8个街（镇）和30所中小学都加入了“莎姐”云平台，共同编织了一张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安全“防护网”。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梅玫说。
大渡口区未成年人犯罪的走势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梅玫和“莎姐”们的共同努力下，2004年，大渡口区有未成年人罪犯60人，此后逐年减少，2016年以来保持在个位数，2019年降为零。
数字背后，梅玫和“莎姐”们功不可没。
历经千帆，少年归来
——少年的信：“我每个星期都会给爸妈打电话报个平安，问候一下;每天都会坚持锻炼身体，做做运动;每天都积极参加劳动，认真遵规守纪。我现在又开始好好学习了，主要看酒水知识和酒店管理方面的书。对于未来，我有很多打算。”
在“莎姐”谈心室，有一面墙，梅玫视若“宝贝”：墙上面，贴满了少年们给梅玫的来信。
“等了好久，终于收到了你的信，真的很开心，只是信来得太慢了。”
“现在天气冷了，你也要注意身体。”
“我知道错了，我会好好悔改。我想好好赚钱，以后如果有能力了，想自己买台挖掘机，自己当自己的老板。”
……
信或长或短，字里行间，有少年对犯罪的悔恨，对未来的迷茫，对前途的憧憬，更多的是他们对梅玫的感激。
少年们称呼梅玫为“姐姐”。在他们眼里，梅玫是指引人生、让他们悬崖勒马的“执灯人”。
梅玫称呼少年们为“孩子”。在梅玫眼里，她是得到少年们信任、引导他们成长的良师益友。
这样的温情，来之不易。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同样是抢劫犯罪案件，办好一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所花费的精力往往是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数倍。
“犯罪动因剖析、跟被害人赔礼道歉、帮助重返学校、修复亲子关系……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加班做这些事情。”梅玫说。
即便如此，梅玫也有不被认可的时候。
有时，听到梅玫给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属打电话，同事陈鹏宇都要替她抱不平：“涉罪未成年人尤其需要父母的关爱和帮教，但有的父母不闻不问不说，还嫌梅姐多事，常常是苦口婆心一番后，还要被人家骂。”
“正因如此，开展事前预防、未雨绸缪的普法教育，十分必要。”梅玫说。
为此，梅玫促进建立了重庆市大渡口区“莎姐”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一体化机制，组建“莎姐”法治宣讲团，走访了全区8个街（镇）、75个村（社区）收集意见建议，汇总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最需要了解的法律问题，制作有针对性的宣讲专题20余个，深入全部村（社区）、学校开展法治巡回宣讲500余场，受众10万余人。
此外，根据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不同特点，梅玫采取院坝故事会、微电影展播、情景剧演绎等形式，在一个个宣讲“小舞台”演绎了一场场喜闻乐见的“惠民精彩剧”。她还组织制作系列法治视频节目《莎姐说》，编印系列法治宣讲读本《莎姐讲故事》，累计向中小学校赠送3万余册。
从1个人到1500多人，从一项空白到一个品牌，从一种理念到一套机制，在梅玫的带领下，“莎姐”这一星星之火正在逐步形成燎原之势，为迷途少年撑起了一片天。
据统计，到2020年底，“莎姐”团队先后对575名未成年人进行了帮教，促使92.17%的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339人顺利就业，94人回归校园，其中39人考上大学。
2018年母亲节，梅玫在大渡口步行街，偶遇了曾帮教过的迷途少年。
那天，那位曾与父母关系极为紧张的少年，与母亲亲密地走在一起，与迎面走来的梅玫擦肩而过。
梅玫认出了少年，但少年没有认出梅玫。
回到家，梅玫向少年传去消息：“我今天遇到你了，你没有认出我。”
不一会儿，少年回信：“您怎么不叫我？我只认得姐姐您穿制服的样子，脱下制服我就不认得您了。”
不知为何，梅玫没有伤心的感觉，反而觉得欣慰——她看到了少年向阳而生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