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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中国传统文化集体崛起与创新传承，为中国历史镂刻了一段永恒的文化记忆。作为深受民众喜爱的木版年画也迎来了新生，我得以书写生命中刻骨铭心的美丽诗篇，往事历历，瞬间感慨万端。
困境中的梦想毁灭
1952年初，正是杨柳青年画最不景气的时候，镇上的老艺人大都纷纷改了行，只有我父亲霍玉堂自己印制一些灶王爷、门神和缸鱼的大众化年画维持生活。我就是在这一年的2月21日出生，由于先天不足、身体虚弱，加上营养不良，到了两岁时才能走路，常常趴在石头上或站在屋内缸边看着父亲每天描画印画。每到晚上吃饭时候，父亲还在刷印，我就到跟前用手拉他吃饭。父亲很高兴地对母亲讲：“甭看他不会说话，这孩子知道喜欢画，他心里明白。”
1956年，父亲和镇里其他几个老艺人组织杨柳青画业社，他把家里能用的东西全部支援到社里。有一次，镇上干部到我家通知，说有苏联外宾来家里参观，父亲就多准备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杨柳青年画和年画版。我七八岁上学时正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吃饭成了问题，我对学习也没有兴趣，只把爱好放在年画上。有一段时间，我住到李七庄舅舅家，一边卖画一边用挣来的钱买了颜料，学会了年画上色，舅舅家的邻居都说我做的年画色泽比例很好看。回到家里，有一次我把以前的沥金色盒刮干净，把它和别的颜色进行搭配，为自己的小版画配色，父亲见到我调的颜色后惊讶地说：“连大人们都没配出这样颜色来，小孩倒配出来了！”
困难时期，父亲和老艺人韩春荣在家中偷偷印画些灶王爷、缸鱼给周围乡亲们，换点粮食度荒。在那期间，我逐渐学习构画各种画样。后来画社领導不让父亲和韩春荣再搞老式年画，并把画社全集中到市区佟楼，我就再也没机会学习年画创作了。
1966年，“破四旧”运动开始了，我家所有的老式画版也被勒令交出去。这些家传了好几代的老画样版是杨柳青年画的历史证明，父亲一直把它们视为自己的生命。但是，父亲和我还是把珍藏多年的老画版用斧子劈碎，一片一片，如刀绞心。我见到父亲当时心碎的样子，把其中一部分画版藏到家中顶棚中，转年下雨，屋顶被压塌，需要换梁修房，我连夜在家中院内挖了大坑，用炕上的油布把画版包好再放入坑里。等到冬天再挖出来时，没想到画版被雨水长期浸泡，彻底糟烂了。到今天，我都在懊悔，老祖宗留下的艺术家产就这样毁在了我的手中。
1970年，18岁的我在家里帮助亲友打家具，我用打家具挣来的钱购添了各种木工工具。我想着那些被自己毁掉的画版，特意留下能刻画的版料，盼望自己有一天能够重新再刻回来。19岁起，我到大港油田一干就是10年。空余时间里，我又开始刻画木版，练习各种刻画设计，虽然只能刻一些山水树木。
与时间赛跑的文化拯救
改革开放后，国家文艺政策开明，各个门类的艺术创作欣欣向荣，我重新开始刻制杨柳青年画。我第一块刻的是“财神爷”——这是霍家几代人最熟悉的家传画样。第二块刻的是杨柳青年画的代表作《莲年有鱼》，我没有沿袭过去的粗犷手法，而是采用了细腻的刀功去突出鱼的神态，并且专门在鱼的眼睛和鱼鳞上作了金黄色的强度效果。在第三块《五子夺莲》的创作中，我在几个娃娃的形体上进行艺术提高，突出他们的活跃态势，展现年轻生命的活力。在之后刻印“十不闲”“瑞雪丰年”“金玉满堂”等传统题材时，也尽量把自己五项技能全部释放出来，让每一件作品都充满激情跟活力。
1980年起，我在懊悔斧劈画版的心理驱使下，开始抢救收集民间年画。我一心想抢时间把年画搜集起来，好让这项民间艺术不至于失传。也记不清在原来的年画中心南村三十二村寻访了多少次，像炒米店、古佛寺、大小沙窝等年画历史印绘的原始产地，我逐门逐户寻找老版年画。同时，我找老艺人求教访艺，完善年画样版史料。在东丰台等地拆老房子时，我从墙皮上挖下了“吕洞宾戏牡丹”，后又从河北农村家舍的墙皮上刮下了完整的《大过新年》《俏皮话》《接财神》等年画。这些年，我从河北、辽宁等地的农村收集了共四百多块年画老版。1984年第二届民间艺术节期间，我的新作《刘海戏金蟾》《寿比南山》受到了好评。
由于工作环境简陋，我平时刻版都在小屋内埋头苦作，致使颈椎病加重，工作愈发吃力，1988年病重住院，被诊断为肝硬化。亲朋好友全来探望，大家的关心和支持让我大为感动。出院后，我振作精神又开始了整理和抢救年画的工作，并努力创作。1989年，我在家中举办了个人画展，中央电视台和本地报纸都做了报道，给予肯定。我的新作《浴婴图》得了大奖，有的作品还被海内外一些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将传承进行到底
杨柳青木版年画，在明清时代曾盛极一时。作为传统民间艺术的一种，它在今天已失去了往昔的繁荣和生命力，正一步步地走向衰落，如何延续就变得尤为重要。杨柳青年画工艺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我们要保护和传承下去。我觉得，一个年轻的画工要把彩绘着色的活做好做细，一般要经过好几年的时间锻炼，其中还不包括刻版、制作等复杂的工艺。培养年画工艺的接班人绝不是短期的行为，单纯的手艺传承做法在培养民间艺术的接班人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传统木版年画在门、墙上张贴的功能显然已经失去，但是它的艺术样式和传统精神在现代设计中却仍有用武之地。每逢国家重大活动，我就设计并把它刻入年画中。香港回归时，我创作了《百代复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我创作了《奥运之门》；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时，我又创作了《欢天喜地迎世博》。今年在天津举办的全运会上，就有以杨柳青木版年画为题材的《福娃》。在艺术需要多元化的世界里，木版年画这一民间美术样式，以其独有的文化内涵滋养现代艺术，让全世界感知到它的存在价值，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是中国设计家艺术信念的文化支点，也是中国设计艺术走向世界的理由。
经过艰难困苦的岁月，一路走来，我坚守杨柳青年画的初心，因为它饱含着一代代老艺术家的心血、精神和艺术传统，我们仍要一辈辈地延续下去。作为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传承者，我当站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前沿，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创作出更多符合当代人审美的年画作品，使古老的年画艺术世代传承下去。
困境中的梦想毁灭
1952年初，正是杨柳青年画最不景气的时候，镇上的老艺人大都纷纷改了行，只有我父亲霍玉堂自己印制一些灶王爷、门神和缸鱼的大众化年画维持生活。我就是在这一年的2月21日出生，由于先天不足、身体虚弱，加上营养不良，到了两岁时才能走路，常常趴在石头上或站在屋内缸边看着父亲每天描画印画。每到晚上吃饭时候，父亲还在刷印，我就到跟前用手拉他吃饭。父亲很高兴地对母亲讲：“甭看他不会说话，这孩子知道喜欢画，他心里明白。”
1956年，父亲和镇里其他几个老艺人组织杨柳青画业社，他把家里能用的东西全部支援到社里。有一次，镇上干部到我家通知，说有苏联外宾来家里参观，父亲就多准备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杨柳青年画和年画版。我七八岁上学时正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吃饭成了问题，我对学习也没有兴趣，只把爱好放在年画上。有一段时间，我住到李七庄舅舅家，一边卖画一边用挣来的钱买了颜料，学会了年画上色，舅舅家的邻居都说我做的年画色泽比例很好看。回到家里，有一次我把以前的沥金色盒刮干净，把它和别的颜色进行搭配，为自己的小版画配色，父亲见到我调的颜色后惊讶地说：“连大人们都没配出这样颜色来，小孩倒配出来了！”
困难时期，父亲和老艺人韩春荣在家中偷偷印画些灶王爷、缸鱼给周围乡亲们，换点粮食度荒。在那期间，我逐渐学习构画各种画样。后来画社领導不让父亲和韩春荣再搞老式年画，并把画社全集中到市区佟楼，我就再也没机会学习年画创作了。
1966年，“破四旧”运动开始了，我家所有的老式画版也被勒令交出去。这些家传了好几代的老画样版是杨柳青年画的历史证明，父亲一直把它们视为自己的生命。但是，父亲和我还是把珍藏多年的老画版用斧子劈碎，一片一片，如刀绞心。我见到父亲当时心碎的样子，把其中一部分画版藏到家中顶棚中，转年下雨，屋顶被压塌，需要换梁修房，我连夜在家中院内挖了大坑，用炕上的油布把画版包好再放入坑里。等到冬天再挖出来时，没想到画版被雨水长期浸泡，彻底糟烂了。到今天，我都在懊悔，老祖宗留下的艺术家产就这样毁在了我的手中。
1970年，18岁的我在家里帮助亲友打家具，我用打家具挣来的钱购添了各种木工工具。我想着那些被自己毁掉的画版，特意留下能刻画的版料，盼望自己有一天能够重新再刻回来。19岁起，我到大港油田一干就是10年。空余时间里，我又开始刻画木版，练习各种刻画设计，虽然只能刻一些山水树木。
与时间赛跑的文化拯救
改革开放后，国家文艺政策开明，各个门类的艺术创作欣欣向荣，我重新开始刻制杨柳青年画。我第一块刻的是“财神爷”——这是霍家几代人最熟悉的家传画样。第二块刻的是杨柳青年画的代表作《莲年有鱼》，我没有沿袭过去的粗犷手法，而是采用了细腻的刀功去突出鱼的神态，并且专门在鱼的眼睛和鱼鳞上作了金黄色的强度效果。在第三块《五子夺莲》的创作中，我在几个娃娃的形体上进行艺术提高，突出他们的活跃态势，展现年轻生命的活力。在之后刻印“十不闲”“瑞雪丰年”“金玉满堂”等传统题材时，也尽量把自己五项技能全部释放出来，让每一件作品都充满激情跟活力。
1980年起，我在懊悔斧劈画版的心理驱使下，开始抢救收集民间年画。我一心想抢时间把年画搜集起来，好让这项民间艺术不至于失传。也记不清在原来的年画中心南村三十二村寻访了多少次，像炒米店、古佛寺、大小沙窝等年画历史印绘的原始产地，我逐门逐户寻找老版年画。同时，我找老艺人求教访艺，完善年画样版史料。在东丰台等地拆老房子时，我从墙皮上挖下了“吕洞宾戏牡丹”，后又从河北农村家舍的墙皮上刮下了完整的《大过新年》《俏皮话》《接财神》等年画。这些年，我从河北、辽宁等地的农村收集了共四百多块年画老版。1984年第二届民间艺术节期间，我的新作《刘海戏金蟾》《寿比南山》受到了好评。
由于工作环境简陋，我平时刻版都在小屋内埋头苦作，致使颈椎病加重，工作愈发吃力，1988年病重住院，被诊断为肝硬化。亲朋好友全来探望，大家的关心和支持让我大为感动。出院后，我振作精神又开始了整理和抢救年画的工作，并努力创作。1989年，我在家中举办了个人画展，中央电视台和本地报纸都做了报道，给予肯定。我的新作《浴婴图》得了大奖，有的作品还被海内外一些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将传承进行到底
杨柳青木版年画，在明清时代曾盛极一时。作为传统民间艺术的一种，它在今天已失去了往昔的繁荣和生命力，正一步步地走向衰落，如何延续就变得尤为重要。杨柳青年画工艺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我们要保护和传承下去。我觉得，一个年轻的画工要把彩绘着色的活做好做细，一般要经过好几年的时间锻炼，其中还不包括刻版、制作等复杂的工艺。培养年画工艺的接班人绝不是短期的行为，单纯的手艺传承做法在培养民间艺术的接班人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传统木版年画在门、墙上张贴的功能显然已经失去，但是它的艺术样式和传统精神在现代设计中却仍有用武之地。每逢国家重大活动，我就设计并把它刻入年画中。香港回归时，我创作了《百代复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我创作了《奥运之门》；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时，我又创作了《欢天喜地迎世博》。今年在天津举办的全运会上，就有以杨柳青木版年画为题材的《福娃》。在艺术需要多元化的世界里，木版年画这一民间美术样式，以其独有的文化内涵滋养现代艺术，让全世界感知到它的存在价值，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是中国设计家艺术信念的文化支点，也是中国设计艺术走向世界的理由。
经过艰难困苦的岁月，一路走来，我坚守杨柳青年画的初心，因为它饱含着一代代老艺术家的心血、精神和艺术传统，我们仍要一辈辈地延续下去。作为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传承者，我当站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前沿，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创作出更多符合当代人审美的年画作品，使古老的年画艺术世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