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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上、下册)，(美)加里·纳什等编著，刘德斌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36.00元。
美国，是一个大家都不会陌生的名字。“无论你身居发达的都市，还是劳作于偏远的乡村，你都不可避免地要和美国的影响打交道。从好莱坞电影到微软视窗，从麦当劳快餐到SCI引文检索，从波音飞机的制造到因特网的发明，从行销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可口可乐到吸引全世界目光的NBA赛场，从美国大兵喋血巴格达街头到纳斯达克指数的起起落落，美国的产品、信息和影响无所不在。”(《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序P1。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美国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还是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代表，如今在全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人们都希望能够了解一下美国历史的来龙去脉。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史著述的出现，也越来越形成了一些思维或者叙述上的定式，其中最主要的几个定式是西方中心论、宏大叙事和直线式进步史观。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本《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跳出了以上几个藩篱，开启了讲述美国史的另一扇窗，让人读后顿有醍醐灌顶之感。
跳出西方中心论
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或多或少读过美国史，美国史的开端应该追溯到哪里呢?是独立战争的打响，是五月花号从欧洲载着清教徒扬帆起航，还是哥伦布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大陆?这几个切入点虽然从时间段来说并不相同，但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立场，那就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将欧洲移民看作是美国历史的缔造者，认为是这些旧世界的文明人来到新大陆后，在或征服或驱逐野蛮落后的土著之后，建立起了民族国家。
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式由来已久，直到现在很多人在著书立说时仍然自觉不自觉地采取这种立场。20世纪初开始享有盛名的《世界史纲》中，韦尔斯用了20页的篇幅来讲述美国的建国历史，丝毫没有涉及美洲的土著人，也没有涉及在美国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的非洲黑人。(参看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747-767)面对着西方中心论，萨义德曾经在《东方学》一书中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指出“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并且认为欧洲人“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P4)。这种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是有益的，此后很多人开始批判西方中心论，但是并没有人将美国史讲述中的西方中心论思想指摘出来，而《美国1人民》做到了。
《美国人民》的作者，力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他们这种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尝试，在1994年开始的关于《美国历史教学标准》的争论中已经体现出来。该书的第一主编加里·纳什曾是《美国历史教学标准》的负责人。在《美国历史教学标准》里，编者力图如实阐述美国历史进程中的成功与失败。尤其是反映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上的经历和作用，力图强调美国历史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美国的多元化社会特征，二是所有的美国人共同塑造了美国文化的总体特征。(参看王希：《何谓美国历史——围绕<美国历史教学标准>引起的辩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但是这一试图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不仅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弹，甚至也引起了官方的不满，最终迫于官方的压力，《标准》被修改。但是在《美国人民》一书中，我们高兴地看到，当年《标准》的思想主旨得到了贯彻，该书跳出了西方中心论的定式。
作者在简述美国史的开端时，首先“回溯到狩猎群从西伯利亚到达美洲的最后一个冰川期”。而后，分别讲述了美洲原住民的历史和非洲的历史，因为美洲原住民和非洲人将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美国的多元化特征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奠基了。
作为支撑欧洲中心论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欧洲移民要比美洲土著科技先进，文明化程度更高；但是作者并不这样认为；作者指出“许多发明创造，比如在旧世界得到广泛传播的炼铁技术，并没有跨越大西洋的阻隔到达新世界。同样，新世界也有许多旧世界未曾有过的发明创造”。(P17)这种论断恰可以和彭慕兰在《大分流》中的所述进行比对，他认为很可能地质差别是使中国的工业发展在近代时远远滞后于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煤矿开采中，中国的煤矿面临的是通风问题，英国的煤矿面临的是渗水的问题。通风技术再发达，“也不会像为英国煤矿排水的蒸汽机那样，能够帮助解决煤(和一般商品)的运输问题”。(吏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60)而之所以欧洲移民认为自己比土著人更文明，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社会，不过是因为欧洲人和土著人所面对的自然环境或者生存状况有所差异，矛盾的源头在于欧洲移民和土著人“隐藏着关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财产的意义，以及个人认同方面的潜在冲突”。
摆脱了西方中心论思想，将使我们能够对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也将使我们从历史中获益更多。
跳出单纯地宏大叙事
自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的宏大叙事和微观史学并驾齐驱，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宏大叙事，几乎是通史必然要采取的叙述方式。但宏大叙事用久了，人们就可能会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毛病。微观史学有时往往能以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发人深省。如研究小山村的《蒙塔尤》(商务印书馆已出版)和研究中国清朝时期一个无名妇女的《王氏之死》(上海远东出版社已出版)等，都是微观史学的佳作。然而单纯地沉溺于微观史学，又往往会让人只是流连于空谷幽兰，失去了博览海天的豁达。要是能够将二者巧妙结合，势必能够更好地阐述历史。
《美国人民》一书恰恰就是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通过“美国故事”等内容，将个人历史的微观世界纳入进来，以此修正宏大叙事的偏差，跳出了通史讲述中的单纯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偏差的例子中最为重大的一个是由马克思·韦伯制造的，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也因此使得将清教思想与资本主义创业精神相结合成为了一种定式。种种清教思想的因素使创业和获得财富既变得合情合理，又成为敬拜上帝的一种表现，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参看(德)马克思·韦伯著，于晓、陈维刚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修订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这种立论颇能发人深思，但是一旦其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权，就也变成了一种桎梏。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了韦伯立论的偏颇，“无论清教神学建立在什么样的荒谬玄义上，这个教派本身却被理性的伦理统治着，它的道德法规出于一种冷峻的、正当的 需要。清教教义的核心，一旦被剥去神学的外壳，就成了控制日常行为的强烈热情。这并非说清教徒本身苛刻成性或过于好色，而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社区建成了成员之间互相约束的契约组织”。([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P106)
然而，贝尔采取的仍旧是宏大叙事的方法，他和韦伯的立论之间，哪个更具有说服力不好决断。那么来看看《美国人民》吧，其间以一个个切实可考的美国故事告诉你历史的真相，也给了你广阔的自由思索空间。
当那些虔诚的清教徒在北美大陆上定居下来，慢慢地“对物质的关心似乎超过了对宗教的虔诚，个人主义胜过了集体主义”。“一代人以后，1679年召开的教会会议，即清教教会大会。公开宣称：‘教会、国家和家庭正在因为各持己见而走向毁灭。’如果社会多样性增加，开拓者的宗教热情就会衰减，这是能预期的。一个第二代马萨诸塞湾殖民者使这一情况公开化。此人的牧师注意到他没有去做礼拜，在当天的晚些时候发现他正在码头卸一船鳕鱼。‘早晨你为什么没去做礼拜?’牧师问。得到的回答是：‘我父亲来这里是为了宗教，而我是为了捕鱼。”’(P88)个人主义与实利主义未必能与清教思想完全挂上钩，也不是很多人都把创业看成是对上帝的崇敬，“在美洲，一个殖民者说：‘每个人都期望有朝一日与最富有的邻居搭上关系。”’(p113)
《美国人民》既可以使我们通过活生生的例子摆脱对宏观理论的迷信，也使我们能对一些想当然的历史进行重新思索。美国的独立战争一直以来都被很多教科书称为一场伟大的解放战争和人民战争，然而这很可能是我们这些不在那时那地的人们强加给历史的面目。我们来看看那些恰逢其时的人的真实想法吧。在1775年的邦克山战役中，有一个来自新罕布什尔彼得伯勒的中尉威廉·斯科特被俘了，在被询问为什么参加叛乱时，他的回答是：“是这样的，先生!我原是一个小镇上自食其力的鞋匠。可是叛乱发生了，而且我的邻居都被委以大大小小的职务，可是天知道，他们又比我强多少……而我被招进军队，只是个列兵。这可不是我的理想。于是我要求被任命为中尉，他们也同意了。这多少也算是个提拔吧。当然如果我被打死，那就什么也不说了。但是如果我的上尉被打死了，我就会取而代之，还有机会升得更高。这就是我参军的动机。至于什么大不列颠，什么殖民地，关我什么事情呢?再说我也真不清楚谁是谁非。”作者评价说，“也许斯科特只是为了博得俘虏他的人的同情，但是人们参加美国革命战争的原因的确五花八门——恐惧与野心伴随着独立的信念。‘长嘴’斯科特的动机是否典型我们不得而知。对于同英国的斗争，大概很多人都要比他知道得多，但肯定也有不少人并不比他强多少。”(P181)这就是历史，真实的历史，在大的时代背景下，那一个个混杂在历史潮流中的小人物其思想却未必与潮流本身一致。在近代中国，在国难当头时，在郭沫若写下《凤凰涅磐》，郁达夫写下《沉沦》时，鸳鸯蝴蝶派吟风弄月的小说不是依然畅销吗?
作为大陆军的统帅，作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200多年来受到的赞誉不断，但就是他曾经对战争给他造成的状况非常不满：“我生病了，对这样的生活一点也不满意，连笑一下的心情都没有。淡而无味的食物、艰苦的住宿条件、寒冷的天气、疲劳、肮脏的衣服、差劲的烹调，有一半时间我都在呕吐。身体毫无知觉。简直是地狱，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里忍饥受冻?”(P195)人就是人，而不是神，当我们目睹了多样的、活生生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原来有许多张面孔，也许你以往没有发现，那是因为以往的历史叙述强加给你唯一一张历史面孔。当你在宏大叙事之外，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人时，你的思维可能会变得千头万绪，而这正是《美国人民》想带给你的。
跳出直线式进步史观
恰如李剑鸣教授在《美国人民》封底的推荐中所说，这本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抛弃了简单的直线式进步史观”。
直线式进步史观甚至是比西方中心论更为严重的一种思维定式。自文艺复兴开始抛弃神学的循环论史观以来，进步史观成了人们思考历史问题的主宰。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激起巨大反响之后，直线式进步史观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通史的叙述中。虽然很多专家学者已经意识到这种史观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作用，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上仍是突破较少。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往往抱着一种进步史观，没有想过去反思。譬如听侯宝林的相声中说“杨贵妃不如我，她没见过电灯泡”时，你可能在会心一笑之余，觉得社会确实进步了。但这一定就是进步吗?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呢?
雅斯贝斯曾经有一个轴心时代的概念。“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P7-8)在这个轴心时代，儒学、佛教、基督教像一只只奇葩，各自开放在自己的一片土地上，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全世界的人们仍然受着这些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能够说今天我们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原来的这些思想框架，已经进步了吗?再比如，我们现在有了汽车、飞机，行进速度较之农业社会成百上千倍地提升，这就是进步吗?伴随这些交通工具的出现，全球变暖、温室效应日益彰显。在《全球通史》的第7版中，作者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地球母亲生存的危险。”f(美)斯塔夫阿诺斯著，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18]
《美国人民》跳出了直线式进步史观。它不是要讲述美国是如何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而是“探讨美国社会是如何呈现出它当前这种形态”的。它呈现给你的是一个多样性的历史面貌，至于你是否以直线式进步史观去看待，完全取决于你从多样性的历史面貌中抽丝剥茧后得到的结论。譬如在讲述20世纪上半叶的罗斯福新政时，往往有论著称是罗斯福采取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通过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度过了难关，也以此修正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使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但这本书并未囿于这样的评价，它给出了不同人对新政的不同感受：“新政急风骤雨般的多项立法措施并没能力挽狂澜，萧条之状依旧，失业的阴霾不曾散尽。很多美国人将铭记那个年代失业的耻辱和负疚感，生意败落的绝望，以及流离失所的恐惧。”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呢，“不论罗斯福还是救济队伍都离他们的世界很远，设计新颖的流线型冰箱和迪斯尼电影似乎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P808)
在最后一章“再现历史”栏目中，作者说，步入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最值得再现的历史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这是一种自传形式的反思，但“并不是所有的自传都是在暮年为歌功颂德而写的，忏悔录的写作就与大多数的回忆录不一样”。(P1033)作者这句话明显地指出这不是一本按照直线式进步史观来阐释历史的著述。作者阐述了丰富多样的历史，把美国的过去“处理成一部由各色各样的角色共同参与演出的、辉煌场景与苦难呻吟交织的历史大戏”。(李剑鸣语)我们就是这部大戏的观众，在欣赏完大戏后，尽可以根据总体剧情，也可以根据其中的个人命运得出见仁见智的评价。
《美国人民》跳出了一个个藩篱，为我们开启了讲述美国史的另一扇窗。窗户打开来，新鲜的空气就吹了进来，窗外美丽的景色也就展现出来。能不能呼吸这新鲜空气，看一看窗外的美景，就取决于您是否愿意站在窗前了。
美国，是一个大家都不会陌生的名字。“无论你身居发达的都市，还是劳作于偏远的乡村，你都不可避免地要和美国的影响打交道。从好莱坞电影到微软视窗，从麦当劳快餐到SCI引文检索，从波音飞机的制造到因特网的发明，从行销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可口可乐到吸引全世界目光的NBA赛场，从美国大兵喋血巴格达街头到纳斯达克指数的起起落落，美国的产品、信息和影响无所不在。”(《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序P1。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美国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还是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代表，如今在全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人们都希望能够了解一下美国历史的来龙去脉。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史著述的出现，也越来越形成了一些思维或者叙述上的定式，其中最主要的几个定式是西方中心论、宏大叙事和直线式进步史观。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本《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跳出了以上几个藩篱，开启了讲述美国史的另一扇窗，让人读后顿有醍醐灌顶之感。
跳出西方中心论
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或多或少读过美国史，美国史的开端应该追溯到哪里呢?是独立战争的打响，是五月花号从欧洲载着清教徒扬帆起航，还是哥伦布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大陆?这几个切入点虽然从时间段来说并不相同，但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立场，那就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将欧洲移民看作是美国历史的缔造者，认为是这些旧世界的文明人来到新大陆后，在或征服或驱逐野蛮落后的土著之后，建立起了民族国家。
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式由来已久，直到现在很多人在著书立说时仍然自觉不自觉地采取这种立场。20世纪初开始享有盛名的《世界史纲》中，韦尔斯用了20页的篇幅来讲述美国的建国历史，丝毫没有涉及美洲的土著人，也没有涉及在美国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的非洲黑人。(参看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747-767)面对着西方中心论，萨义德曾经在《东方学》一书中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指出“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并且认为欧洲人“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P4)。这种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是有益的，此后很多人开始批判西方中心论，但是并没有人将美国史讲述中的西方中心论思想指摘出来，而《美国1人民》做到了。
《美国人民》的作者，力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他们这种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尝试，在1994年开始的关于《美国历史教学标准》的争论中已经体现出来。该书的第一主编加里·纳什曾是《美国历史教学标准》的负责人。在《美国历史教学标准》里，编者力图如实阐述美国历史进程中的成功与失败。尤其是反映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上的经历和作用，力图强调美国历史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美国的多元化社会特征，二是所有的美国人共同塑造了美国文化的总体特征。(参看王希：《何谓美国历史——围绕<美国历史教学标准>引起的辩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但是这一试图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不仅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弹，甚至也引起了官方的不满，最终迫于官方的压力，《标准》被修改。但是在《美国人民》一书中，我们高兴地看到，当年《标准》的思想主旨得到了贯彻，该书跳出了西方中心论的定式。
作者在简述美国史的开端时，首先“回溯到狩猎群从西伯利亚到达美洲的最后一个冰川期”。而后，分别讲述了美洲原住民的历史和非洲的历史，因为美洲原住民和非洲人将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美国的多元化特征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奠基了。
作为支撑欧洲中心论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欧洲移民要比美洲土著科技先进，文明化程度更高；但是作者并不这样认为；作者指出“许多发明创造，比如在旧世界得到广泛传播的炼铁技术，并没有跨越大西洋的阻隔到达新世界。同样，新世界也有许多旧世界未曾有过的发明创造”。(P17)这种论断恰可以和彭慕兰在《大分流》中的所述进行比对，他认为很可能地质差别是使中国的工业发展在近代时远远滞后于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煤矿开采中，中国的煤矿面临的是通风问题，英国的煤矿面临的是渗水的问题。通风技术再发达，“也不会像为英国煤矿排水的蒸汽机那样，能够帮助解决煤(和一般商品)的运输问题”。(吏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60)而之所以欧洲移民认为自己比土著人更文明，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社会，不过是因为欧洲人和土著人所面对的自然环境或者生存状况有所差异，矛盾的源头在于欧洲移民和土著人“隐藏着关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财产的意义，以及个人认同方面的潜在冲突”。
摆脱了西方中心论思想，将使我们能够对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也将使我们从历史中获益更多。
跳出单纯地宏大叙事
自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的宏大叙事和微观史学并驾齐驱，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宏大叙事，几乎是通史必然要采取的叙述方式。但宏大叙事用久了，人们就可能会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毛病。微观史学有时往往能以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发人深省。如研究小山村的《蒙塔尤》(商务印书馆已出版)和研究中国清朝时期一个无名妇女的《王氏之死》(上海远东出版社已出版)等，都是微观史学的佳作。然而单纯地沉溺于微观史学，又往往会让人只是流连于空谷幽兰，失去了博览海天的豁达。要是能够将二者巧妙结合，势必能够更好地阐述历史。
《美国人民》一书恰恰就是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通过“美国故事”等内容，将个人历史的微观世界纳入进来，以此修正宏大叙事的偏差，跳出了通史讲述中的单纯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偏差的例子中最为重大的一个是由马克思·韦伯制造的，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也因此使得将清教思想与资本主义创业精神相结合成为了一种定式。种种清教思想的因素使创业和获得财富既变得合情合理，又成为敬拜上帝的一种表现，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参看(德)马克思·韦伯著，于晓、陈维刚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修订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这种立论颇能发人深思，但是一旦其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权，就也变成了一种桎梏。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了韦伯立论的偏颇，“无论清教神学建立在什么样的荒谬玄义上，这个教派本身却被理性的伦理统治着，它的道德法规出于一种冷峻的、正当的 需要。清教教义的核心，一旦被剥去神学的外壳，就成了控制日常行为的强烈热情。这并非说清教徒本身苛刻成性或过于好色，而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社区建成了成员之间互相约束的契约组织”。([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P106)
然而，贝尔采取的仍旧是宏大叙事的方法，他和韦伯的立论之间，哪个更具有说服力不好决断。那么来看看《美国人民》吧，其间以一个个切实可考的美国故事告诉你历史的真相，也给了你广阔的自由思索空间。
当那些虔诚的清教徒在北美大陆上定居下来，慢慢地“对物质的关心似乎超过了对宗教的虔诚，个人主义胜过了集体主义”。“一代人以后，1679年召开的教会会议，即清教教会大会。公开宣称：‘教会、国家和家庭正在因为各持己见而走向毁灭。’如果社会多样性增加，开拓者的宗教热情就会衰减，这是能预期的。一个第二代马萨诸塞湾殖民者使这一情况公开化。此人的牧师注意到他没有去做礼拜，在当天的晚些时候发现他正在码头卸一船鳕鱼。‘早晨你为什么没去做礼拜?’牧师问。得到的回答是：‘我父亲来这里是为了宗教，而我是为了捕鱼。”’(P88)个人主义与实利主义未必能与清教思想完全挂上钩，也不是很多人都把创业看成是对上帝的崇敬，“在美洲，一个殖民者说：‘每个人都期望有朝一日与最富有的邻居搭上关系。”’(p113)
《美国人民》既可以使我们通过活生生的例子摆脱对宏观理论的迷信，也使我们能对一些想当然的历史进行重新思索。美国的独立战争一直以来都被很多教科书称为一场伟大的解放战争和人民战争，然而这很可能是我们这些不在那时那地的人们强加给历史的面目。我们来看看那些恰逢其时的人的真实想法吧。在1775年的邦克山战役中，有一个来自新罕布什尔彼得伯勒的中尉威廉·斯科特被俘了，在被询问为什么参加叛乱时，他的回答是：“是这样的，先生!我原是一个小镇上自食其力的鞋匠。可是叛乱发生了，而且我的邻居都被委以大大小小的职务，可是天知道，他们又比我强多少……而我被招进军队，只是个列兵。这可不是我的理想。于是我要求被任命为中尉，他们也同意了。这多少也算是个提拔吧。当然如果我被打死，那就什么也不说了。但是如果我的上尉被打死了，我就会取而代之，还有机会升得更高。这就是我参军的动机。至于什么大不列颠，什么殖民地，关我什么事情呢?再说我也真不清楚谁是谁非。”作者评价说，“也许斯科特只是为了博得俘虏他的人的同情，但是人们参加美国革命战争的原因的确五花八门——恐惧与野心伴随着独立的信念。‘长嘴’斯科特的动机是否典型我们不得而知。对于同英国的斗争，大概很多人都要比他知道得多，但肯定也有不少人并不比他强多少。”(P181)这就是历史，真实的历史，在大的时代背景下，那一个个混杂在历史潮流中的小人物其思想却未必与潮流本身一致。在近代中国，在国难当头时，在郭沫若写下《凤凰涅磐》，郁达夫写下《沉沦》时，鸳鸯蝴蝶派吟风弄月的小说不是依然畅销吗?
作为大陆军的统帅，作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200多年来受到的赞誉不断，但就是他曾经对战争给他造成的状况非常不满：“我生病了，对这样的生活一点也不满意，连笑一下的心情都没有。淡而无味的食物、艰苦的住宿条件、寒冷的天气、疲劳、肮脏的衣服、差劲的烹调，有一半时间我都在呕吐。身体毫无知觉。简直是地狱，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里忍饥受冻?”(P195)人就是人，而不是神，当我们目睹了多样的、活生生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原来有许多张面孔，也许你以往没有发现，那是因为以往的历史叙述强加给你唯一一张历史面孔。当你在宏大叙事之外，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人时，你的思维可能会变得千头万绪，而这正是《美国人民》想带给你的。
跳出直线式进步史观
恰如李剑鸣教授在《美国人民》封底的推荐中所说，这本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抛弃了简单的直线式进步史观”。
直线式进步史观甚至是比西方中心论更为严重的一种思维定式。自文艺复兴开始抛弃神学的循环论史观以来，进步史观成了人们思考历史问题的主宰。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激起巨大反响之后，直线式进步史观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通史的叙述中。虽然很多专家学者已经意识到这种史观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作用，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上仍是突破较少。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往往抱着一种进步史观，没有想过去反思。譬如听侯宝林的相声中说“杨贵妃不如我，她没见过电灯泡”时，你可能在会心一笑之余，觉得社会确实进步了。但这一定就是进步吗?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呢?
雅斯贝斯曾经有一个轴心时代的概念。“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P7-8)在这个轴心时代，儒学、佛教、基督教像一只只奇葩，各自开放在自己的一片土地上，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全世界的人们仍然受着这些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能够说今天我们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原来的这些思想框架，已经进步了吗?再比如，我们现在有了汽车、飞机，行进速度较之农业社会成百上千倍地提升，这就是进步吗?伴随这些交通工具的出现，全球变暖、温室效应日益彰显。在《全球通史》的第7版中，作者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地球母亲生存的危险。”f(美)斯塔夫阿诺斯著，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18]
《美国人民》跳出了直线式进步史观。它不是要讲述美国是如何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而是“探讨美国社会是如何呈现出它当前这种形态”的。它呈现给你的是一个多样性的历史面貌，至于你是否以直线式进步史观去看待，完全取决于你从多样性的历史面貌中抽丝剥茧后得到的结论。譬如在讲述20世纪上半叶的罗斯福新政时，往往有论著称是罗斯福采取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通过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度过了难关，也以此修正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使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但这本书并未囿于这样的评价，它给出了不同人对新政的不同感受：“新政急风骤雨般的多项立法措施并没能力挽狂澜，萧条之状依旧，失业的阴霾不曾散尽。很多美国人将铭记那个年代失业的耻辱和负疚感，生意败落的绝望，以及流离失所的恐惧。”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呢，“不论罗斯福还是救济队伍都离他们的世界很远，设计新颖的流线型冰箱和迪斯尼电影似乎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P808)
在最后一章“再现历史”栏目中，作者说，步入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最值得再现的历史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这是一种自传形式的反思，但“并不是所有的自传都是在暮年为歌功颂德而写的，忏悔录的写作就与大多数的回忆录不一样”。(P1033)作者这句话明显地指出这不是一本按照直线式进步史观来阐释历史的著述。作者阐述了丰富多样的历史，把美国的过去“处理成一部由各色各样的角色共同参与演出的、辉煌场景与苦难呻吟交织的历史大戏”。(李剑鸣语)我们就是这部大戏的观众，在欣赏完大戏后，尽可以根据总体剧情，也可以根据其中的个人命运得出见仁见智的评价。
《美国人民》跳出了一个个藩篱，为我们开启了讲述美国史的另一扇窗。窗户打开来，新鲜的空气就吹了进来，窗外美丽的景色也就展现出来。能不能呼吸这新鲜空气，看一看窗外的美景，就取决于您是否愿意站在窗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