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昨日各地高考作文题目一曝出，考场之外的看客们便开启了吐槽模式。这似乎已成为一场节令性的狂欢，用来排解无味生活的枯燥和疲乏。就连亲王马伯庸，也陷入对江苏作文题目“话长话短”的争执之中，其后他了解到自己是被人民网转发的不准确题目误导，便在微博向网友及出题老师致歉。
在这个对高考节气性吐槽的氛围下，近日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民国老试卷》一书可谓正合时宜。书中民国年间各科考题的公开与现今考题相映成趣，别有一番风景。甚至还有1933年国立中山大学入学试卷中“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宋子文在欧美大借款，试述其事实而评论之”这种直接对现实发表看法的考题，与之相比，现今考题显得与社会现实状况和人的精神心理状态的关联相去甚远。
有关民国高考之趣事，本文现分享一二。
“沈从文请我去中文系”
由于战乱和地理条件所限，民国大学的招生，除1938年到1941年短暂的“统一招生考试”尝试外，大部分时间以“自主招生”的形式为主，“各校自己组织进行，命题也由各校自己出”，这种模式给了学校、教授和学生很大的灵活度和自主权。
85岁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在17岁那年赶上了民国高考的尾巴。她是贵州贵阳人，当年从贵阳山区赶赴重庆参加大学入学的考试。重庆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北师大等都在那里设立了考点。乐黛云回忆，考试没让她紧张多少，令她印象深刻的倒是从贵阳到重庆的山路，“那时路上都有‘72拐’、‘吊尸台’的，很可怕的山路非常困难地那么走着”。
乐黛云的父亲是贵阳一所中学教英文的老师，受父亲影响，乐黛云从小喜欢外国文学，外文水平也比其他人要高，所以报考北京大学外语系是她的首选。而为保险起见，她当时还选择了中央大学以及能提供食宿的北师大和中央政治大学做后备。
每个学校的考题都不一样。乐黛云去考由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政治大学时，做了很多跟政治有关的题目，这些题目与高中时所学的“公民课”相关，为传递道德理念，教学生如何做人。公民课内容涉及“如何做一个公民”、“需要遵守的法律规则”以及“公民基本的处事原则”等。除此之外，受时局影响，还包含一些意识形态很强的课程。
乐黛云考试时发现，也只有像中央政治这样的大学重视“公民课”，北大和北师大就不会考。北大的考题最开放，据乐黛云回忆，1948年的北大英语系作文课的考题题目为“小雨”，考生须由“小雨”发挥想象力写篇作文。乐黛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好，并在试卷上写了一篇自觉满意的小文章。但有两道古文题难倒了她，一题是解释“人而无信，不可以为巫医”的意思，另一题是“一蹴而就”，乐黛云彼时并不认识“蹴”这个字。
让乐黛云没想到的是，恰恰是那篇“得意之作”改变了她的命运。当时在北大文学院任教授的沈从文是她的判卷人，他看了乐黛云的《小雨》，觉得她“才诗并茂”，“不应该学外语，应该学中文，以充分发挥她写作方面的才能”。于是就给乐黛云去信，问她愿不愿意从外文系转到中文系。“沈从文亲自来问”，乐黛云受宠若惊，便同意转系了。
由此可见民国高校录取后转系和换专业的灵活性及自由度。“在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做到因材施教”，是民国大学常见的一种思路。
“教授治校”的传统
除上之外，民国考大学经常有“破格录取”的逸事发生。其中诗人臧克家和学者钱钟书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
1930年，26岁的青年诗人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但诗人的数学成绩太烂，考试时居然吃了“鸭蛋”。好在他国文考试时遇到了当时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闻一多评卷，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目：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二是《生活杂感》，两题任选。臧克家两道题目都做了，他在《生活杂感》里写道：“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话虽然短小却饱含哲理，臧克家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它是我尝尽了人生的苦味后，从中熔炼出来的哲理，也是我在政治大革命失败后，极端苦痛而又不甘心落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痛消沉心情的结晶。”闻一多对此极为欣赏，他破例给了臧克家98分的高分，并排除万难使其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
据说，1912年闻一多报考清华大学时，其他学科成绩很差，也是因为国文成绩好，为主考老师所欣赏，被破格录取了。能录取臧克家，许是感同身受了。
1929年夏，钱钟书考清华时偏科严重。国文特优，英语满分，数学却只有15分。为此事，当时的清华校长罗家伦特召他至校长室谈话，后特准钱入学。钱钟书回忆说，他当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其实，罗家伦本人当年亦是被“破格录取”到北京大学的。1917年，20岁的罗家伦参加北大招生考试，作文满分，深得判卷人胡适赏识，并将其推荐到学委会。然而调阅成绩，罗家伦数学考了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绩亦平平，学委会的人摇头否决。最后，还是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以偏怪之才的定位破格录取了罗家伦。而罗家伦未辜负胡、蔡二伯乐所望，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一员健将，后来更是成为著名教育家，并在自己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为钱钟书开了绿灯。
民国屡有大师“破格录取”之幸运，与作为他们伯乐的教授在招生决策中的地位和权力有关。民国时期，教授是个相当体面的职业。资料显示，1927年6月国民政府规定，大学教授的月薪为400元至600元，相当于一位县长工资的20倍。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曾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以此确立“教授治校”的传统。
所谓“教授治校”，与教授的个人特质密不可分。时任北大教务长的顾孟余曾评论道：“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且作为治校主体，拥有一定决策能力的教授们，必须清醒地处理好公共事务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做好取舍。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常听自己的邻居讲，“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报考清华大学成绩不合格，即未录取。同年，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和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均落榜而未录。教授们举荐破格录取的学生，和自己没有任何私人交情”。
在这个对高考节气性吐槽的氛围下，近日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民国老试卷》一书可谓正合时宜。书中民国年间各科考题的公开与现今考题相映成趣，别有一番风景。甚至还有1933年国立中山大学入学试卷中“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宋子文在欧美大借款，试述其事实而评论之”这种直接对现实发表看法的考题，与之相比，现今考题显得与社会现实状况和人的精神心理状态的关联相去甚远。
有关民国高考之趣事，本文现分享一二。
“沈从文请我去中文系”
由于战乱和地理条件所限，民国大学的招生，除1938年到1941年短暂的“统一招生考试”尝试外，大部分时间以“自主招生”的形式为主，“各校自己组织进行，命题也由各校自己出”，这种模式给了学校、教授和学生很大的灵活度和自主权。
85岁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在17岁那年赶上了民国高考的尾巴。她是贵州贵阳人，当年从贵阳山区赶赴重庆参加大学入学的考试。重庆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北师大等都在那里设立了考点。乐黛云回忆，考试没让她紧张多少，令她印象深刻的倒是从贵阳到重庆的山路，“那时路上都有‘72拐’、‘吊尸台’的，很可怕的山路非常困难地那么走着”。
乐黛云的父亲是贵阳一所中学教英文的老师，受父亲影响，乐黛云从小喜欢外国文学，外文水平也比其他人要高，所以报考北京大学外语系是她的首选。而为保险起见，她当时还选择了中央大学以及能提供食宿的北师大和中央政治大学做后备。
每个学校的考题都不一样。乐黛云去考由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政治大学时，做了很多跟政治有关的题目，这些题目与高中时所学的“公民课”相关，为传递道德理念，教学生如何做人。公民课内容涉及“如何做一个公民”、“需要遵守的法律规则”以及“公民基本的处事原则”等。除此之外，受时局影响，还包含一些意识形态很强的课程。
乐黛云考试时发现，也只有像中央政治这样的大学重视“公民课”，北大和北师大就不会考。北大的考题最开放，据乐黛云回忆，1948年的北大英语系作文课的考题题目为“小雨”，考生须由“小雨”发挥想象力写篇作文。乐黛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好，并在试卷上写了一篇自觉满意的小文章。但有两道古文题难倒了她，一题是解释“人而无信，不可以为巫医”的意思，另一题是“一蹴而就”，乐黛云彼时并不认识“蹴”这个字。
让乐黛云没想到的是，恰恰是那篇“得意之作”改变了她的命运。当时在北大文学院任教授的沈从文是她的判卷人，他看了乐黛云的《小雨》，觉得她“才诗并茂”，“不应该学外语，应该学中文，以充分发挥她写作方面的才能”。于是就给乐黛云去信，问她愿不愿意从外文系转到中文系。“沈从文亲自来问”，乐黛云受宠若惊，便同意转系了。
由此可见民国高校录取后转系和换专业的灵活性及自由度。“在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做到因材施教”，是民国大学常见的一种思路。
“教授治校”的传统
除上之外，民国考大学经常有“破格录取”的逸事发生。其中诗人臧克家和学者钱钟书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
1930年，26岁的青年诗人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但诗人的数学成绩太烂，考试时居然吃了“鸭蛋”。好在他国文考试时遇到了当时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闻一多评卷，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目：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二是《生活杂感》，两题任选。臧克家两道题目都做了，他在《生活杂感》里写道：“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话虽然短小却饱含哲理，臧克家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它是我尝尽了人生的苦味后，从中熔炼出来的哲理，也是我在政治大革命失败后，极端苦痛而又不甘心落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痛消沉心情的结晶。”闻一多对此极为欣赏，他破例给了臧克家98分的高分，并排除万难使其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
据说，1912年闻一多报考清华大学时，其他学科成绩很差，也是因为国文成绩好，为主考老师所欣赏，被破格录取了。能录取臧克家，许是感同身受了。
1929年夏，钱钟书考清华时偏科严重。国文特优，英语满分，数学却只有15分。为此事，当时的清华校长罗家伦特召他至校长室谈话，后特准钱入学。钱钟书回忆说，他当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其实，罗家伦本人当年亦是被“破格录取”到北京大学的。1917年，20岁的罗家伦参加北大招生考试，作文满分，深得判卷人胡适赏识，并将其推荐到学委会。然而调阅成绩，罗家伦数学考了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绩亦平平，学委会的人摇头否决。最后，还是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以偏怪之才的定位破格录取了罗家伦。而罗家伦未辜负胡、蔡二伯乐所望，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一员健将，后来更是成为著名教育家，并在自己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为钱钟书开了绿灯。
民国屡有大师“破格录取”之幸运，与作为他们伯乐的教授在招生决策中的地位和权力有关。民国时期，教授是个相当体面的职业。资料显示，1927年6月国民政府规定，大学教授的月薪为400元至600元，相当于一位县长工资的20倍。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曾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以此确立“教授治校”的传统。
所谓“教授治校”，与教授的个人特质密不可分。时任北大教务长的顾孟余曾评论道：“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且作为治校主体，拥有一定决策能力的教授们，必须清醒地处理好公共事务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做好取舍。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常听自己的邻居讲，“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报考清华大学成绩不合格，即未录取。同年，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和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均落榜而未录。教授们举荐破格录取的学生，和自己没有任何私人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