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整个东亚文化圈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比分析朝鲜时代盘索里代表作品《沈清传》与中国古代元杂剧悲剧典范《窦娥冤》两部作品中所阐释的儒释道思想的异同，浅析中国儒释道思想在对外传播中的融合与改变。
　　一、传统儒家孝文化与入仕观念
　　中国传统孝文化，不仅是一种为人称道的美德，也是封建三纲五常观念下为人子女应尽的“精神义务”，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东亚其他国家戏剧作品里的“孝”在覆上其内涵的同时，孝文化也在其他国家的文化环境中渐渐融合并变身。
　　《沈清传》中的孝女沈清因卖身换粮食为盲父治眼而被作为祭品抛入大海，最终用孝心感动上苍并重获新生。《窦娥冤》则讲述了张驴儿因害蔡婆婆不成反毒死生父一事买通官府嫁祸给民女窦娥，窦娥为保护婆婆选择含冤认罪后，冤魂找到已考取功名的穷秀才父亲窦天章为自己平反的故事。一位是投海祭神，感天动地的真情孝女;另一位是含冤招供，护母平安的贞烈孝妇，两部戏剧都传达出尊崇孝道的儒家思想，但两个女子身上所传达的具体的“孝”又蕴含了不同文化环境下不同的价值观念。
　　赵岐在《孟子章句》的注释中提到，在儒家文化中不孝有三：陷亲不义、不禄不仕、无子无后。由此可见，通过卖身投海的“奉献”让父亲兑现荒诞承诺的沈清，是不孝的典型。她在卖身的那一刻起陷父亲于“不义”—靠女儿的生命换来“光明”的老父，即便能无视他人的闲言碎语继续生活，也无法抑制内心丧女的悲痛和对自己羸弱无能的愤怒。结果，剧中老父不仅没有重见光明，还在深深的自责与懊悔中浑浑噩噩度日。所以《沈清传》只传达出孝顺二字中的“顺”—孝女沈清一味顺从道德伦理纲常中的“孝”，并顺从地被这个“精神义务”牵着鼻子走，照着前人的模子行着感动自我的愚孝。
　　再看《窦娥冤》中行孝的场景，受尽酷刑都没有认罪的窦娥在知府恐吓要毆打蔡婆婆时含冤认罪。窦娥表现出的孝与沈清的孝不同的是，她在身体与精神受到双重磨难时清楚地考虑到事情的走向后做出了选择：不认罪则婆媳两人最终必会相伴黄泉;认罪则自己虽仍免不了奈何桥上走一遭，但可保婆婆无恙。当然，这种行为被界定为和沈清一样会让被救的人陷于不义，而关汉卿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在结尾巧妙化解了可能会加在蔡婆婆身上的“不义”—在煞尾处令窦娥的冤魂唱道：“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桩儿誓愿明题遍。婆婆也，只等待飞雪飞六月，亢旱三年呵，那其间才把你个屈死的冤魂这窦娥显！”结尾预言果然成真，借用了天、神等神秘的力量达成较圆满的结局。相比于《沈清传》中用孝行感动上苍并获得自己和父亲两人的双重救赎的理想结尾，《窦娥冤》因一桩闹剧而让无关的人背负着“孝”的重担的处理，让人们在为窦娥的孝行和冤屈落泪时反思、怀疑他们一味认同且坚守的孝文化是否是不可撼动与背离的道德真理。《沈清传》歌颂孝道，以理想化的大团圆结局为当时生活艰苦的底层贫苦人民诉不平，在当时的环境下有自欺欺人的意味;而《窦娥冤》的团圆是悲剧色彩浓重的团圆，它用窦娥年轻的生命赤裸裸地控诉了下层人民任人宰割、有苦难言的处境。
　　除却孝道观念，两部作品都对儒家“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进行了阐释。《沈清传》中盲父沈学奎出身于衰落的耕读之家，因早年为考取功名发愤读书而两眼失明，父女两人的穷苦生活正是因此所致，体现出封建社会读书人只能依靠封建科举制这一条出路谋生的窘境。《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窦天章也是一位穷书生，为进京赶考而卖掉女儿换取盘缠。而结尾在窦娥化为冤魂后，作者又设计让窦天章来重审案件为窦娥平冤昭雪，前后呼应的同时又巧妙地把两人之间的亲情联系淡化，彰显了司法的公正性。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广大群众对“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是极为推崇的，虽然剧中用贪官污吏的角色讽刺官场吏治黑暗面貌的设计与这一观点有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入仕观对人们的深刻影响。
　　二、对佛、道传统宗教观的审思
　　因果轮回有报的佛教思想：佛教思想认为万物善恶有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都贯穿着因果规律。《沈清传》中家境贫寒的沈青卖身为父治病是因，感动上苍并因祸得福是果;盲父含辛茹苦抚养沈青是因，重见光明并被封为“府院君”是果;善良的安氏照顾盲父是因，受封为“贞烈夫人”是果。同样，《窦娥冤》中也有这样的因果规律。窦娥对蔡婆婆至诚的孝心是因，最终沉冤昭雪是果。而善有善报，恶始也有恶果—贪恋沈学奎钱粮的邻人应允与他一起生活却与黄瞎子私通逃跑是恶始，最终被捉拿归案是两人的恶报;《窦娥冤》中张驴儿嫁祸窦娥婆媳是他的恶始，窦天章重审冤案追究其罪责是其恶报。与《沈清传》对以上思想的褒扬与推崇不同的是，《窦娥冤》则以善恶有报书写了一部道德与宗教性悲剧。如果说沈清是广受赞誉的孝女典范，那么窦娥则是被宗教愚弄却不自知的精神奴隶。生活在宗法教义统治下的封建社会里的窦娥，在张驴儿“要官休，要私休”的威胁下，秉持着“贞心儿自守”的信念理直气壮地与之对簿公堂，又在知县假意对蔡婆婆施以酷刑的威胁下认了这莫须有的罪。从《沈清传》的视角来看，窦娥这种大义的孝行是值得称赞的，但在《窦娥冤》里，这种行为的产生是建立在窦娥已经把自己的整个灵魂作为贡品祭献于宗法礼制的前提之上的。为了名节牺牲自己的生命，她在刑台上骂天骂地，又在临行前哭天喊地，祈求神灵为自己昭雪平冤。把一切罪归咎于天与地，又把命运托付给天地神明的窦娥就是封建时代被宗法制奴役的精神奴隶的典型。虽然上天的确为她下了六月雪，也赠了杭州三年旱，但为了一个冤妇而苦无辜百姓三年这种“暴行”，恰也影射了那个时代以宗教教义奴役百姓的上位者们做出的荒谬行径。
　　佛教的灵验思想：《沈清传》开头便写沈盲人和郭氏夫人年过四十膝下无子女，郭氏把所有的钱都用在求神拜佛上，遂得灵验并生下沈清;沈清前脚祈求上天治好父亲的眼睛，后脚掉进水中的父亲便被梦云寺的僧人告知治眼的方法;《窦娥冤》中即将被行刑的窦娥申冤高呼会天降飞雪、大旱三年，事后果然应验。 　　此外，《沈清传》还对佛教及道教的其他思想有所涉及。沈清在龙宫生活三年后被安置在一朵莲花花蕾里送回人间，被航海归来的船夫们当作“天上的莲花子误掉到海面上而来到尘世的花朵”来称赞与仰慕。佛教观念里的莲花给人以吉祥的祝福，而佛陀被世人称作“人中莲花”，这样的设计体现出浓郁的佛教色彩。道教思想首先体现在玉皇大帝决定沈清的生死转变上—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皆有众神司掌。其次，作品中对仙境、仙居和神仙世界不吝笔墨地大肆描写，以及沈清在龙宫中见到了去世后升仙的母亲、“下凡成人”等情节，表现出浓郁的道教文化色彩。
　　三、对封建思想束缚的反思
　　不论结局圆满的《沈清传》还是悲剧色彩浓重的《窦娥冤》，都反映了以儒家三纲五常为统治思想的封建社会大背景下平民百姓的悲惨处境，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挣脱封建束缚的强烈诉求。虽然《沈清传》中的孝行有愚孝的意味，但正是因为像沈清父女一樣的贫苦人民在李朝封建社会受到了残酷压榨，所以贫苦百姓才会热切憧憬剧里的美好生活。统治者的无道与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打造”了这一理想色彩的大团圆结尾，虽自欺欺人，但能得到慰藉。也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沈清传》以乐观积极的态度表现了下层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开始反思封建社会制度和三纲五常思想的矛盾，并表达了摆脱封建体制和思想束缚的强烈愿望。
　　不同于前者乐观积极的憧憬，《窦娥冤》则直接把底层人民血淋淋的惨痛生活剖开给人看，以窦娥悲惨的经历痛斥元代社会的黑暗腐朽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关汉卿描写的这个时代，从下层平民到上层官吏都是善恶不分的，黑暗的不仅是官场吏治，还有底层人民恃强凌弱的残酷现实。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如窦娥一般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平民是逃不出这个深渊的。《窦娥冤》平冤昭雪的结尾虽然有团圆的意味，但在无法重生的亡魂面前，这算不上圆满。作者牺牲了窦娥的生命，以沉痛的笔调描写了封建宗法教义和吏治的黑暗，虽在结尾留下些许抚慰人心的希望，但相比于《沈清传》则显得过于渺茫。两者都是虚构出的圆满，《沈清传》处处铺垫，为人们未来的美好生活描绘出理想的蓝图，《窦娥冤》的昭雪却在浓浓的悲剧氛围中被草草平反，六月飞雪也没能让窦娥重返人世。即使窦娥的经历只是一次偶然，这个偶然性事件却反映了封建时代下底层群众命运的必然性：在一个充斥着恃强凌弱、贪赃枉法的社会里，弱者是难逃厄运的。
　　两个深受封建宗法礼教与传统妇道“熏染”的女子，遭遇不同、结局不同，但两人身上的共同点是具有牺牲精神，一个用生命的逆转轮回对疲累的百姓传达奋斗和抗争能获得美好生活的指引，另一个用生命的惨痛代价发出了勇敢反抗、追求正义的真切呼喊。
　　四、结语
　　两部作品都在人物性格命运和情节设置上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传统儒释道思想文化的特色，也体现了中韩两国在文化交流中共鉴共赏的文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