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古旧书店组织专人去锦江饭店礼堂供应书籍，为与会人员服务。许多中央和地方官员也抽空到福州路古籍书店、上海旧书店来参观购书。
　　我那时任书店业务科长，也不时到书店门市部去看看。一天，我正在门口张望，忽见有几个人正从门市部西首走来，一边走，一边观看门市的大橱窗，为首的正是董必武同志。董老蓄着八字胡，很好认。我连忙入内报告丁之翔副经理，由老丁将他们迎上二楼。
　　事后，老丁对我们说，董老很关心书店的业务，还问我们过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书是否还保存着？我们告诉他商务、中华的存书还有，这两家书局的仓库现在都交给我们了。董老说：“这些书局过去出版过一些好书，有一定的资料价值。过去的出版物印数少，多则二三千，少则一千册左右。不管什么书，即使是反动的，也应留一些，至少要留一些样本，交给图书馆保存。数量不多的书，应尽可能送给图书馆，这样就不致于失散了。这件事解放前我们没有做，因为没有条件，今天不同了。”
　　董老在看了我们收购到的一些革命史料（党的早期出版物）后，高兴地说：“把这些革命资料收购进来很好。这些资料能够保存到现在的为数很少了。上海因为有租界的关系，可能还有一些。你们在湖北收到过没有？在江西收到过没有？恐怕很少。一般人家是不敢收藏的。”
　　接着董老又问：“你们有没有发现过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这次会议有好几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在美国曾看到过一本日本出版的杂志上全文登载过这次会议的一些决议案，在国内尚未见到过。你们留心找找看。”
　　老丁关照管业务的同志仔细找一找，终于在一本书名为《反俄反共》的小册子里找到了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案。董老还要我们找一本世界书局出版的《黄山谷诗集》和一本郑振铎著的《文学大纲》，我们也找到了，派人给董老送去，同时送去的还有一本瞿秋白著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和一本陈绍禹（诏玉）编的《武装暴动》（伪装书名《艺术论》）。董老把后两本书让秘书送还给我们，并说：“要好好保存这些书籍。”
　　后来书店更加重视收存古旧书的工作，把收到的革命历史资料供应给相关的博物馆、纪念馆，把稀见的文物图书供应给国家图书馆，并为专家学者提供所需要的图书资料，提出了“对口供应”和“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的口号。
　　董老对我们讲这些话的时间，已经过去五十年了。五十年间，古旧书业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是“文革”十年动乱，损失了许多文物、图书资料，古旧书业已大不如昔了。尽管如此，我们希望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推动下，古旧书业要重新振兴起来。我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理应有一个丰富的古旧书市场，这也是许多文化人的愿望。
　　（作者为上海书店原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