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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为了完成《北京师范大学记忆与大学精神》作业，我们仔细梳理了历史学院的老教授名单，张宏毅先生的短短几行简历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张先生1936年出生于江苏，195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以公派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进修美国史2年；历任北师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和系党总支书记；现任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亨利·杜南人道主义对话中心基金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先生的人生历程很符合我们“学于斯，成于斯”的访谈对象选择标准，当我们怯生生地和张先生电话联系时，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访谈要求。
人物简介：
张宏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世界现代史、美国外交史、现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中美苏（俄）三国关系史。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韩退之《师说》中脍炙人口而又传颂千载的佳句名言，它告知众人为人师表就担当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使命。我们在与张宏毅先生交谈时，能深深感受到张老言语中所透露出的对当今教育和莘莘学子的真切关怀、对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殷切盼望以及对国家安危和国际局势的深切忧思。张老不仅担起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师道责任，而且更是在新时代的语境中用自己的言行为之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一、师大岁月
张宏毅先生1954年从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毕业，之后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当年报考北师大的场景，张先生记忆犹新：“当时，我的同学几乎都立志报考理工科院校和专业，报考文科的同学少之又少，100多位同学中报考师范类院校历史系的就只有我一个，但我很喜欢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在备考的过程中，作为当时国家重点保密院校的北京航空学院（即今天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来校招生，学校也建议我去报考，但当时我已经复习文科类功课2周了，担心改向复习理科会影响成绩，而且从根本上说，我还是喜欢历史的，所以最后还是报考了北师大的历史系。我这种做法最终得到了南师附中的领导和教师们的支持。当时，副校长朱立鈾对我说，‘你既然决心已定，我们支持你，毕竟，师范专业也是国家很需要的。’附中校友后来在校友专辑《青春是美丽的》上说我报考师范院校的行动‘曾一时被传为佳话’，这对我既是表扬，也是鞭策。在选择的当口，我从附中的教师身上获得了指引，这对我一生都是极为重要的。”
可以看出，张老在年轻之时就已经立下了自己一生的志向，对于自己的兴趣与理想更是拥有持之以恒的坚守精神。就这样，张老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北师大求学，为自己的学术之路和教师之路奠定了基础。谈到张老在北师大读书求学的感受时，张老如是说：
“虽然北师大历史系是我的第一志愿，但我入学后也并不是没有一点思想斗争。当时社会上还普遍存在着轻视师范生的现象，一些被调剂到历史系的同学又存在着不安分的心理，这种情绪有时也会影响到我，于是就会有些后悔，想当初为什么不去报考全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反复的思考还是让我的情绪稳定了下来，每当情绪烦躁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自己的理想和责任。我是1954年1月在高三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前那一年多的党课教育使‘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等理念在我头脑里扎下了根，我曾经在一次座谈会上表过态，‘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我们能上大学，是以许许多多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子女上不了大学为代价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患得患失？’每当想到这儿，我浮躁的情绪就能慢慢归于平静，然后就会不断告诉自己‘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已经选择了教师职业，而且国家对师资又有着巨大的需求，我又怎能因为外界的影响而自怨自艾呢？当时我不断告诉自己，别人瞧不起我不要紧，我可千万不能瞧不起自己。每当遇到困惑时，我都会想起中学里那些知识渊博、作风正派、可敬、可亲的教师们，顿觉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其实是我的光荣。就这样，我不再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度过了4年充实的大学生活。这样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对一个人来讲，思想先行实在是太重要了。”
之后，当我们谈到“师大印象”的话题时，张老说：
“北师大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学府，是全国师范院校的排头兵,有许多著名的历史学教授，像白寿彝先生、柴德赓先生、赵光贤先生、何兹全先生、刘启戈先生、朱庆永先生和刘乃和先生等，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陈垣老校长。许多教师的课都讲得深刻且生动，大大激发了我对于历史学的兴趣。而且北师大学风纯正、扎实，我们历史系对基础理论、基础知识相当重视，同时也注重发挥同学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堂讨论几乎是每堂课必不可少的环节。此外，系里还非常鼓励同学们组织课外学习小组，像我就是当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讨小组的成员。当时，师大学生都要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内容虽不多，却也让我们终身受用。由于以培养教育工作者为目标，师大人总会为学校冠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的美称，时间一长，我们都形成了‘为人师表’的意识，时常提醒自己要注重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当时，我们会踊跃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剧团、舞蹈队、美工队和乐队等，业余文化生活十分丰富。”
当年的北师大当然也有办学上的不足之处。由于深受传统办学理念及苏联某些较为僵化的办学模式的影响，北师大注重抓教学却忽视了科研，而且把教学内容与中学的教育内容画上了等号，基本上是“中学教什么，大学生也学什么”。表面看来似乎挺重视师范教育，其实不过是对师范教育的一种低水平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压抑了师生的积极性与创造力。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系在白寿彝先生的倡导下，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开始设置一系列选修课程，真正做到了教学与研究并重，使整个专业学科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后来，整个北师大都调整了自己的定位，确立了“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师范生教育在这一新的教育平台上继续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果，而北师大也逐渐适应了国际竞争的新形势，不断培养出国家迫切需要的高素质教育人才—— 既会教书，又会研究，具有创新能力的一代优秀教师和教育家。
从张老对于历史系的回忆和对于整个师大改革的概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资深”师大人对于母校发展的欢欣与愉悦。在北师大求学的岁月中，张老在著名学者们的言传身教中，在师大特有的学风校风中，迅速成长了起来。
二、感怀教育
张老从事了多年的教学工作，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十分关注教育事业的进步、发展。当我们谈到相关话题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我认为，对教师职业重要性的认识及对教师职业社会效果的检验，远比其他许多职业要难。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虽不是说栽培一个人需要100年的时间，但却也是‘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来说明培养人才是长久之计，二来也说明一个人是应当终身受教育的。但是培养一个人就这么难，要培养整个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人才，更是任重而道远。最近，中共中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础，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强国必先强教。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我不敢说社会上轻视教师的风气就此会很快改变，因为对教师职业重要性的认识需要时间，但只要是抱着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主义前途具有深刻信念的人就会真正懂得这一点。你们是未来的教师，必须首先从思想上真正认清教育和教师的重要性，这样当你们面对社会偏见时，才能有勇气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共中央指出的正确道路走下去。在我看来，教师要提高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完成‘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是很重要的，教师自身素质提高了，再加上整个社会对于教师社会地位的重视，国家、社会等方面都来齐心协力搞教育，教育事业才会取得长足发展。”
可见，教师素质的提高事关教育事业的发展前景及社会发展的整体大局。
三、寄语青年
对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张老寄予了殷切的期望，论及当代青年要如何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应具有怎样的精神品质等话题时，张老如是说：
“首先，一定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这个目标要是科学的、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其次，要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要对国家、社会、人民有一种责任感，责任心是一种精神上的动力；再次，要做一个老实人，用老实的态度对待生活，对人对己都应该老实，要真诚地活着，这样的话，心里会比较踏实，朋友也会比较多.当然，绝不能把老实与窝囊画等号，‘老实’从根本上说是要忠于人民，为此就要既勇于爱、又敢于恨，用一个‘忍’字禁锢人的一生，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张老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对于学生党员，张老也有着自己的要求：
第一，学生党员要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这是一辈子都要持续不断地加以解决的问题。第二，要端正入党动机，立党为公。当然，要求党员个个都像雷锋完全去除私心杂念的确很难，但时时提醒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一事当前，首先考虑党和人民利益是能做到的；坚决与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做斗争是可以做到的。第三，要积极学习。时代发展得这么快，一旦脱离学习，人就会迷失方向。第四，要密切联系群众。一个人如果总是自以为是，不能倾听群众呼声，不能如列宁说的，生活在稠人广众之中，起带头作用，这样的党员就起不了任何作用。
当我们再一次谈到史学学习时，张老思考了一会儿，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首先，要不断加深对历史学功能的认识，懂得历史学所具有的“以史为鉴、以史资政、以史育人”的重要而独特作用，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学习动力，把学习、运用历史当做一生的追求。
其次，要打下扎实的理论功底、知识功底并掌握基本的技能。相关理论很多，但根本的指导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给全世界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连西方著名的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学说，是最不僵化的理论。有的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只热衷于西方某些所谓的理论，他们的研究很可能会误入歧途。
对历史系本科生而言，要打好知识功底离不开对两门通史、一些重要的专门史、国别史的学习，此外，语文基础知识，包括中国古文和至少一门外文，以及如哲学、经济学和其他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相关知识等也是历史系学生应当牢固掌握的。
基本技能则包括普通话的表达能力、计算机运用能力及从事社会交流、调查的能力。历史学从根本上说是研究社会并且要服务于社会的学科，不努力接触社会是学不好历史的。
再次，如果在大学本科期间已经确立了一个研究方向，那还需要围绕这一方向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包括相关基本理论、相关历史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此外，努力培养自己独立获取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写作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要勤奋、持之以恒。人们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成就。
最后，按照毛主席和鲁迅先生的话，做学问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要“敢”字当头。“我自己有过这样的体会，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美国对华的人权外交攻势，我承担了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美国人权外交研究’的课题，与一批青年学者一道，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并于1993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研究美国人权外交的著作《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这样做是要顶住相当压力的。历史原因加上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有些人认为只有美国才有人权而我们中国没有，把我们的做法斥之为‘左’，有的出版社甚至拒绝为我们出书。但20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不仅没有错，而且在反击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捍卫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坚持了真理。”
“1988年我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了《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一文，尽管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略显粗糙，但据我所知，却是我国最早发表的分析美国意识形态对外政策的历史文章之一。这样做也并不是没有引起非议。当时有人认为是应当淡化意识形态，强调普世价值的时候了。但事实证明，我们对美国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因素的分析和揭露是及时和正确的。现在，人们对国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已看得越来越清楚。总之，我相信，只要我们自己认为所论问题是科学的、是符合真理的，就要坚持下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们应当学习马克思这样的胆识和勇气。”
张老提出的建议不仅仅对于史学专业的学习者有用，他所说的“只要我们自己认为所论问题是科学的、是符合真理的，就要坚持下去”，相信对于所有有志于从事研究事业的青年而言都是一种激励和鼓舞。
结束访谈后，张老的许多话语都仍在我们脑海中回荡，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需要好好思索，更需要在实践中得以发扬和传播。“传道、授业、解惑”这6字不仅是张老留给我们的印象，更是当今教育工作者的神圣准则。如何在新的时代要求和社会环境中发扬“师道”精神，是我们每一个“未来教育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谭烨）
为了完成《北京师范大学记忆与大学精神》作业，我们仔细梳理了历史学院的老教授名单，张宏毅先生的短短几行简历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张先生1936年出生于江苏，195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以公派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进修美国史2年；历任北师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和系党总支书记；现任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亨利·杜南人道主义对话中心基金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先生的人生历程很符合我们“学于斯，成于斯”的访谈对象选择标准，当我们怯生生地和张先生电话联系时，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访谈要求。
人物简介：
张宏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世界现代史、美国外交史、现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中美苏（俄）三国关系史。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韩退之《师说》中脍炙人口而又传颂千载的佳句名言，它告知众人为人师表就担当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使命。我们在与张宏毅先生交谈时，能深深感受到张老言语中所透露出的对当今教育和莘莘学子的真切关怀、对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殷切盼望以及对国家安危和国际局势的深切忧思。张老不仅担起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师道责任，而且更是在新时代的语境中用自己的言行为之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一、师大岁月
张宏毅先生1954年从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毕业，之后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当年报考北师大的场景，张先生记忆犹新：“当时，我的同学几乎都立志报考理工科院校和专业，报考文科的同学少之又少，100多位同学中报考师范类院校历史系的就只有我一个，但我很喜欢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在备考的过程中，作为当时国家重点保密院校的北京航空学院（即今天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来校招生，学校也建议我去报考，但当时我已经复习文科类功课2周了，担心改向复习理科会影响成绩，而且从根本上说，我还是喜欢历史的，所以最后还是报考了北师大的历史系。我这种做法最终得到了南师附中的领导和教师们的支持。当时，副校长朱立鈾对我说，‘你既然决心已定，我们支持你，毕竟，师范专业也是国家很需要的。’附中校友后来在校友专辑《青春是美丽的》上说我报考师范院校的行动‘曾一时被传为佳话’，这对我既是表扬，也是鞭策。在选择的当口，我从附中的教师身上获得了指引，这对我一生都是极为重要的。”
可以看出，张老在年轻之时就已经立下了自己一生的志向，对于自己的兴趣与理想更是拥有持之以恒的坚守精神。就这样，张老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北师大求学，为自己的学术之路和教师之路奠定了基础。谈到张老在北师大读书求学的感受时，张老如是说：
“虽然北师大历史系是我的第一志愿，但我入学后也并不是没有一点思想斗争。当时社会上还普遍存在着轻视师范生的现象，一些被调剂到历史系的同学又存在着不安分的心理，这种情绪有时也会影响到我，于是就会有些后悔，想当初为什么不去报考全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反复的思考还是让我的情绪稳定了下来，每当情绪烦躁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自己的理想和责任。我是1954年1月在高三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前那一年多的党课教育使‘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等理念在我头脑里扎下了根，我曾经在一次座谈会上表过态，‘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我们能上大学，是以许许多多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子女上不了大学为代价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患得患失？’每当想到这儿，我浮躁的情绪就能慢慢归于平静，然后就会不断告诉自己‘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已经选择了教师职业，而且国家对师资又有着巨大的需求，我又怎能因为外界的影响而自怨自艾呢？当时我不断告诉自己，别人瞧不起我不要紧，我可千万不能瞧不起自己。每当遇到困惑时，我都会想起中学里那些知识渊博、作风正派、可敬、可亲的教师们，顿觉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其实是我的光荣。就这样，我不再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度过了4年充实的大学生活。这样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对一个人来讲，思想先行实在是太重要了。”
之后，当我们谈到“师大印象”的话题时，张老说：
“北师大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学府，是全国师范院校的排头兵,有许多著名的历史学教授，像白寿彝先生、柴德赓先生、赵光贤先生、何兹全先生、刘启戈先生、朱庆永先生和刘乃和先生等，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陈垣老校长。许多教师的课都讲得深刻且生动，大大激发了我对于历史学的兴趣。而且北师大学风纯正、扎实，我们历史系对基础理论、基础知识相当重视，同时也注重发挥同学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堂讨论几乎是每堂课必不可少的环节。此外，系里还非常鼓励同学们组织课外学习小组，像我就是当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讨小组的成员。当时，师大学生都要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内容虽不多，却也让我们终身受用。由于以培养教育工作者为目标，师大人总会为学校冠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的美称，时间一长，我们都形成了‘为人师表’的意识，时常提醒自己要注重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当时，我们会踊跃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剧团、舞蹈队、美工队和乐队等，业余文化生活十分丰富。”
当年的北师大当然也有办学上的不足之处。由于深受传统办学理念及苏联某些较为僵化的办学模式的影响，北师大注重抓教学却忽视了科研，而且把教学内容与中学的教育内容画上了等号，基本上是“中学教什么，大学生也学什么”。表面看来似乎挺重视师范教育，其实不过是对师范教育的一种低水平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压抑了师生的积极性与创造力。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系在白寿彝先生的倡导下，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开始设置一系列选修课程，真正做到了教学与研究并重，使整个专业学科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后来，整个北师大都调整了自己的定位，确立了“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师范生教育在这一新的教育平台上继续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果，而北师大也逐渐适应了国际竞争的新形势，不断培养出国家迫切需要的高素质教育人才—— 既会教书，又会研究，具有创新能力的一代优秀教师和教育家。
从张老对于历史系的回忆和对于整个师大改革的概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资深”师大人对于母校发展的欢欣与愉悦。在北师大求学的岁月中，张老在著名学者们的言传身教中，在师大特有的学风校风中，迅速成长了起来。
二、感怀教育
张老从事了多年的教学工作，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十分关注教育事业的进步、发展。当我们谈到相关话题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我认为，对教师职业重要性的认识及对教师职业社会效果的检验，远比其他许多职业要难。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虽不是说栽培一个人需要100年的时间，但却也是‘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来说明培养人才是长久之计，二来也说明一个人是应当终身受教育的。但是培养一个人就这么难，要培养整个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人才，更是任重而道远。最近，中共中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础，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强国必先强教。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我不敢说社会上轻视教师的风气就此会很快改变，因为对教师职业重要性的认识需要时间，但只要是抱着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主义前途具有深刻信念的人就会真正懂得这一点。你们是未来的教师，必须首先从思想上真正认清教育和教师的重要性，这样当你们面对社会偏见时，才能有勇气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共中央指出的正确道路走下去。在我看来，教师要提高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完成‘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是很重要的，教师自身素质提高了，再加上整个社会对于教师社会地位的重视，国家、社会等方面都来齐心协力搞教育，教育事业才会取得长足发展。”
可见，教师素质的提高事关教育事业的发展前景及社会发展的整体大局。
三、寄语青年
对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张老寄予了殷切的期望，论及当代青年要如何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应具有怎样的精神品质等话题时，张老如是说：
“首先，一定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这个目标要是科学的、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其次，要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要对国家、社会、人民有一种责任感，责任心是一种精神上的动力；再次，要做一个老实人，用老实的态度对待生活，对人对己都应该老实，要真诚地活着，这样的话，心里会比较踏实，朋友也会比较多.当然，绝不能把老实与窝囊画等号，‘老实’从根本上说是要忠于人民，为此就要既勇于爱、又敢于恨，用一个‘忍’字禁锢人的一生，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张老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对于学生党员，张老也有着自己的要求：
第一，学生党员要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这是一辈子都要持续不断地加以解决的问题。第二，要端正入党动机，立党为公。当然，要求党员个个都像雷锋完全去除私心杂念的确很难，但时时提醒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一事当前，首先考虑党和人民利益是能做到的；坚决与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做斗争是可以做到的。第三，要积极学习。时代发展得这么快，一旦脱离学习，人就会迷失方向。第四，要密切联系群众。一个人如果总是自以为是，不能倾听群众呼声，不能如列宁说的，生活在稠人广众之中，起带头作用，这样的党员就起不了任何作用。
当我们再一次谈到史学学习时，张老思考了一会儿，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首先，要不断加深对历史学功能的认识，懂得历史学所具有的“以史为鉴、以史资政、以史育人”的重要而独特作用，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学习动力，把学习、运用历史当做一生的追求。
其次，要打下扎实的理论功底、知识功底并掌握基本的技能。相关理论很多，但根本的指导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给全世界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连西方著名的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学说，是最不僵化的理论。有的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只热衷于西方某些所谓的理论，他们的研究很可能会误入歧途。
对历史系本科生而言，要打好知识功底离不开对两门通史、一些重要的专门史、国别史的学习，此外，语文基础知识，包括中国古文和至少一门外文，以及如哲学、经济学和其他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相关知识等也是历史系学生应当牢固掌握的。
基本技能则包括普通话的表达能力、计算机运用能力及从事社会交流、调查的能力。历史学从根本上说是研究社会并且要服务于社会的学科，不努力接触社会是学不好历史的。
再次，如果在大学本科期间已经确立了一个研究方向，那还需要围绕这一方向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包括相关基本理论、相关历史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此外，努力培养自己独立获取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写作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要勤奋、持之以恒。人们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成就。
最后，按照毛主席和鲁迅先生的话，做学问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要“敢”字当头。“我自己有过这样的体会，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美国对华的人权外交攻势，我承担了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美国人权外交研究’的课题，与一批青年学者一道，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并于1993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研究美国人权外交的著作《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这样做是要顶住相当压力的。历史原因加上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有些人认为只有美国才有人权而我们中国没有，把我们的做法斥之为‘左’，有的出版社甚至拒绝为我们出书。但20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不仅没有错，而且在反击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捍卫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坚持了真理。”
“1988年我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了《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一文，尽管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略显粗糙，但据我所知，却是我国最早发表的分析美国意识形态对外政策的历史文章之一。这样做也并不是没有引起非议。当时有人认为是应当淡化意识形态，强调普世价值的时候了。但事实证明，我们对美国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因素的分析和揭露是及时和正确的。现在，人们对国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已看得越来越清楚。总之，我相信，只要我们自己认为所论问题是科学的、是符合真理的，就要坚持下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们应当学习马克思这样的胆识和勇气。”
张老提出的建议不仅仅对于史学专业的学习者有用，他所说的“只要我们自己认为所论问题是科学的、是符合真理的，就要坚持下去”，相信对于所有有志于从事研究事业的青年而言都是一种激励和鼓舞。
结束访谈后，张老的许多话语都仍在我们脑海中回荡，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需要好好思索，更需要在实践中得以发扬和传播。“传道、授业、解惑”这6字不仅是张老留给我们的印象，更是当今教育工作者的神圣准则。如何在新的时代要求和社会环境中发扬“师道”精神，是我们每一个“未来教育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谭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