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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服务正在受到更多中国病患及家属的关注，其背后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家庭结构小型化的演变。
2010年，北京设立首个社区医院“临终科”——西城区德胜卫生服务中心，至今已成中国式“临终关怀”的一个范本。
《民生周刊》记者调查发现，德胜社区临终关怀服务开展情况并不乐观，处于起步阶段的临终关怀服务在各种现实制约下踟蹰不前。
德胜模式
临终关怀病房区设置在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楼，里面住有生命临近终点的癌症患者。与想象中不同，这里并没有弥漫着死亡气息，也非冷冷清清。窗台上种植的各种花草，给病房增添了不少生气。
76岁的病人苏某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他于3个月前被诊断为胃癌晚期，化疗过程十分痛苦，精神崩溃的她最终放弃治疗。转到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医护人员的关怀和鼓励让苏某感到很满足。
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终关怀科现只有3人参与工作。路琦原任德外医院血液内科主治医师及医护工作科科长，凭借多年经验，她成为这个临终关怀机构的骨干之一。与她一起工作的还有张燕和金琳，被外界称为“临终关怀三人组”。
采访当天，陆续有病患家属前来取药，与医生探讨病情，医生们会时不时对家属叮嘱几句。接受德胜社区临终关怀服务的门槛并不高，入案、审查手续是最开始的两步，审查通过后，医生才进行随访、评估，直到家属拿药。
“医护人员接到电话就出诊，有的重症患者每月需回访数次。”路琦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截止目前，在“德胜”接受关怀的123名临终病人中，已有87人安详离世。“近几年人们对临终关怀的认识有很大改变。80%是家属主动找我们寻求帮助，但这些家属都是经过多次询问、再三观察我们与其他病人的交流后才对我们产生了信任感。”
“德胜模式”只面向癌症患者。路琦坦言，患者需具备大医院“癌症广泛转移”的明确诊断证明。“这类病人的在世时间很少超过半年，避开了积极治疗还是放弃治疗的两难选择。”
此外，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通过与人民医院的合作，创建了疼痛远程视频会诊平台，病人床前安有摄像头，由人民医院的疼痛科专家与患者在线面对面沟通。
姑息治疗
采访次日，按照与家属之前的约定，路琦和金琳对患者进行了回访出诊。“主要目的是回访患者病痛情况，并给出针对性指导。” 路琦说。
接受回访的是一位老患者，不久前不幸查出肺癌晚期，病情已不可逆。一个月前，该患者向“德胜”申请了临终关怀服务。在略显局促的房间内，该患者躺在床上，身体枯瘦，说话有气无力。
路琦坐到病人旁边，握着病人的手轻声问：“哪儿比较痛？什么样的痛？睡得着觉吗？”病人指着头直呼痛，“胀痛”。
金琳说：“病人从你的肢体语言中能感受到关怀，对你产生信任感。填健康评估量表时也是以聊天的方式进行的。”
路琦询问完病痛情况后，又查看了患者平时所吃的药品，随后给出用药意见。金琳接着给患者进行了专业护理——量血压、翻身、喂止痛药。
路琦叮嘱家属要多陪伴老人，如果当患者出现昏迷、意识模糊等症状时，要立即送入德胜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病房住院，在那里将有16位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护理。
在门口告别时，患者老伴在一旁偷偷抹着眼泪，生怕影响患者情绪。 离开的路上，路琦感叹：“我们能做的就是开一些止痛药，让他减少一点痛苦。病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了，主要还是给予心理上的抚慰。”
金琳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若家人对患者隐瞒病情，将适得其反。患者不知情，就不愿配合医护人员工作。同时，受传统观念影响，家属还会遭到旁人非议，认为将患者送去临终关怀就是不孝。
负责对病人和家属的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进行干预的张燕表示，临终关怀不仅仅是临床医疗、止痛、护理，除了照顾患者，对其家人也要做好心理慰藉。
路琦和金琳的父亲都因罹患癌症接受了临终关怀，直至辞世。路琦说：“我们采取姑息治疗的方式也许并不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但延长生命有时会给这些绝症患者延长痛苦、折磨。给予他们生命最后的关怀，减轻甚至避免临终的痛苦，让患者能含笑离世，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多方受限
“对临终病人的照护，不仅维护了生命最后的尊严，且在一定程度上给绝症家属减轻了经济负担。而这样的善举，却面临诸多难题。” 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郑也夫表示。
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除“临终关怀三人组”外，还有121名志愿者参与其中。郑也夫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这些志愿者有爱心，但仅靠这股社会力量却远远不够。我国每年有上百万的癌症晚期患者，但目前全国仅有100多家相关机构，难以满足日益庞大的社会需求。
除传统观念上的障碍，我国的临终关怀现缺少一个完整的体系和政策规范。在郑也夫看来，医疗保险的门槛是制约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就北京而言，相关扶持政策只单一面向普通托老机构，对于因病托老的、带有医院性质的机构，政策方面依旧没有规范化，政府也未给予任何资助。
据《民生周刊》记者了解，目前北京、上海、天津已将姑息治疗中常用药物纳入了医疗保险目录，但在其他地区，这一问题尚未解决。
“由于其他城区的患者不属于德胜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保险定点范围，使得我们的病源受到限制。”路琦说。
采访最后，一位张姓人士前来临终科咨询，给朋友的患癌母亲寻求帮助，几经咨询后进行了入案登记，并要求给其预留床位。路琦面露担忧：“需求很大，尽可能满足吧。”
2010年，北京设立首个社区医院“临终科”——西城区德胜卫生服务中心，至今已成中国式“临终关怀”的一个范本。
《民生周刊》记者调查发现，德胜社区临终关怀服务开展情况并不乐观，处于起步阶段的临终关怀服务在各种现实制约下踟蹰不前。
德胜模式
临终关怀病房区设置在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楼，里面住有生命临近终点的癌症患者。与想象中不同，这里并没有弥漫着死亡气息，也非冷冷清清。窗台上种植的各种花草，给病房增添了不少生气。
76岁的病人苏某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他于3个月前被诊断为胃癌晚期，化疗过程十分痛苦，精神崩溃的她最终放弃治疗。转到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医护人员的关怀和鼓励让苏某感到很满足。
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终关怀科现只有3人参与工作。路琦原任德外医院血液内科主治医师及医护工作科科长，凭借多年经验，她成为这个临终关怀机构的骨干之一。与她一起工作的还有张燕和金琳，被外界称为“临终关怀三人组”。
采访当天，陆续有病患家属前来取药，与医生探讨病情，医生们会时不时对家属叮嘱几句。接受德胜社区临终关怀服务的门槛并不高，入案、审查手续是最开始的两步，审查通过后，医生才进行随访、评估，直到家属拿药。
“医护人员接到电话就出诊，有的重症患者每月需回访数次。”路琦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截止目前，在“德胜”接受关怀的123名临终病人中，已有87人安详离世。“近几年人们对临终关怀的认识有很大改变。80%是家属主动找我们寻求帮助，但这些家属都是经过多次询问、再三观察我们与其他病人的交流后才对我们产生了信任感。”
“德胜模式”只面向癌症患者。路琦坦言，患者需具备大医院“癌症广泛转移”的明确诊断证明。“这类病人的在世时间很少超过半年，避开了积极治疗还是放弃治疗的两难选择。”
此外，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通过与人民医院的合作，创建了疼痛远程视频会诊平台，病人床前安有摄像头，由人民医院的疼痛科专家与患者在线面对面沟通。
姑息治疗
采访次日，按照与家属之前的约定，路琦和金琳对患者进行了回访出诊。“主要目的是回访患者病痛情况，并给出针对性指导。” 路琦说。
接受回访的是一位老患者，不久前不幸查出肺癌晚期，病情已不可逆。一个月前，该患者向“德胜”申请了临终关怀服务。在略显局促的房间内，该患者躺在床上，身体枯瘦，说话有气无力。
路琦坐到病人旁边，握着病人的手轻声问：“哪儿比较痛？什么样的痛？睡得着觉吗？”病人指着头直呼痛，“胀痛”。
金琳说：“病人从你的肢体语言中能感受到关怀，对你产生信任感。填健康评估量表时也是以聊天的方式进行的。”
路琦询问完病痛情况后，又查看了患者平时所吃的药品，随后给出用药意见。金琳接着给患者进行了专业护理——量血压、翻身、喂止痛药。
路琦叮嘱家属要多陪伴老人，如果当患者出现昏迷、意识模糊等症状时，要立即送入德胜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病房住院，在那里将有16位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护理。
在门口告别时，患者老伴在一旁偷偷抹着眼泪，生怕影响患者情绪。 离开的路上，路琦感叹：“我们能做的就是开一些止痛药，让他减少一点痛苦。病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了，主要还是给予心理上的抚慰。”
金琳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若家人对患者隐瞒病情，将适得其反。患者不知情，就不愿配合医护人员工作。同时，受传统观念影响，家属还会遭到旁人非议，认为将患者送去临终关怀就是不孝。
负责对病人和家属的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进行干预的张燕表示，临终关怀不仅仅是临床医疗、止痛、护理，除了照顾患者，对其家人也要做好心理慰藉。
路琦和金琳的父亲都因罹患癌症接受了临终关怀，直至辞世。路琦说：“我们采取姑息治疗的方式也许并不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但延长生命有时会给这些绝症患者延长痛苦、折磨。给予他们生命最后的关怀，减轻甚至避免临终的痛苦，让患者能含笑离世，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多方受限
“对临终病人的照护，不仅维护了生命最后的尊严，且在一定程度上给绝症家属减轻了经济负担。而这样的善举，却面临诸多难题。” 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郑也夫表示。
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除“临终关怀三人组”外，还有121名志愿者参与其中。郑也夫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这些志愿者有爱心，但仅靠这股社会力量却远远不够。我国每年有上百万的癌症晚期患者，但目前全国仅有100多家相关机构，难以满足日益庞大的社会需求。
除传统观念上的障碍，我国的临终关怀现缺少一个完整的体系和政策规范。在郑也夫看来，医疗保险的门槛是制约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就北京而言，相关扶持政策只单一面向普通托老机构，对于因病托老的、带有医院性质的机构，政策方面依旧没有规范化，政府也未给予任何资助。
据《民生周刊》记者了解，目前北京、上海、天津已将姑息治疗中常用药物纳入了医疗保险目录，但在其他地区，这一问题尚未解决。
“由于其他城区的患者不属于德胜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保险定点范围，使得我们的病源受到限制。”路琦说。
采访最后，一位张姓人士前来临终科咨询，给朋友的患癌母亲寻求帮助，几经咨询后进行了入案登记，并要求给其预留床位。路琦面露担忧：“需求很大，尽可能满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