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认识，大多都是从政治史出发，或者是从思想史出发的，很少从社会层面去认识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追求，从而展开一幅幅更逼近历史原貌的画面。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政治史总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思想史重视的是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它们都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如同一个筛子，常常把许多活的细节过滤了，变成一些已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知识。
　　
　　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五四”时代引领社会潮流的知识分子，和另一个几乎同时出现的实业家阶层，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社会解放不仅仅是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也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获得解放。以往我们对“五四”的认识有个误区，以为“五四”不强调私有产权，其实，那个时代的人们拥有创办私有企业、银行的权利，有从事商业、追求财富的权利。不少实业家在致力于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一样关心社会，热衷公益。荣氏兄弟有一句名言，“爱国之心，未敢后人”。一个典型的案例，美国留学回来的实业家穆藕初，1920年做出一个决定，要拿出一笔巨款，以民间方式设立基金会，委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等在北大学生当中物色候选人，资助他们去欧美留学。最后选出的人包括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等人，后来又加了一个江绍原。6个学生学成回国后在学术上都有建树。这完全是一个实业家发自内心的无偿捐助，不求任何回报，但这些受惠的学生永远都忘不了，在抗战时期他们曾设立一个穆藕初奖学金。在“五四”学生运动激荡的背后，正是有着社会的后援力量，除了教育界、新闻界，离不开实业界的支持。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国是会议”，由上海总商会与江苏省教育会联手推动。那个时候具有相当自主性的两大阶层，已成为社会的支柱，军阀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则在社会舞台上做自己的努力，国家与社会相当程度上的分离，社会才会产生自己独立的意愿。这是“五四”之所以成为“五四”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