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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徽商是什么意思？
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旧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徽商来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
徽商的创业精神和经营理念
1.强调获利手段的道德性，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
2.以诚为本，以信待人。
3.前人经验与商业实际相结合。
徽商大多是肚里真有墨水的人，儒家文化的浸润此时成了他们焦虑的根源，即使富甲天下，政治地位仍然低下。当徽商的人生价值并未单单锁定在财富上，财富也就不必然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尊严。
民谚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这一丢，就丢出了历史上明清之际最大的商帮——徽商。
七山一水一分田，徽州地区山地贫瘠，耕地甚少，也不适宜耕种。即使近在30多年前，安徽的困顿也并不令人陌生。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小岗大队的18名社员摁上手印，自发实行了包产到户。
也许徽州人的血脉里都有着一些相通的东西：不甘受穷，勇于思变。加上地处群山封锁之间，适宜躲避历代的战乱，徽州是个移民社会，移民文化传统中的冒险、求生精神，孕育出了一代代的徽商。
明嘉靖以后，从事商贾的徽州人数大量增加，他们活跃于大江南北，买卖“几遍宇内”，在茶业、木业、典当业尤其是盐业等贸易方面均取得了不凡的业绩。清代康乾年间，沿江地域甚至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说法，无论是商业资本还是经营范围，当时的徽商都算得上是独执牛耳。
但徽商最引人注目的，在于亦商亦儒。他们是一群拿着算盘的书生，熟读经史的商人。
“同安徽老板打交道，传统文化是非常容易拉近距离的话题。”一名安徽籍企业家这样总结。
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无论哪种，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儒家的仁义道德要求着他们的事业。而他们的商业准则即使放诸今日看来仍富指导意义。
多才善贾
明代徽人汪道昆形容徽商“贾而好儒”，将逐利和读书提到同等高度，不无自豪地标榜同乡们的“左儒右贾”。
士农工商，士人和商人一首一尾，在徽商的身上打了个结。与他们同样著名的山西同行不一样，徽商以“业儒”出身的居多。清代山西巡抚刘于义在给雍正的奏折中曾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中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由儒入贾、由商入仕，则是徽州人的普遍选择。经商被当作谋生手段，而非人生目的。
徽商好儒，也在于徽州深厚的文化根源。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历朝统治者的褒典追封，更列为科举书目，使朱熹理学对徽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地人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商贾门户常有“三代四进士”、“一门十一进士”、“六部四尚书”等学霸血统传说。如汪道昆其家，汪是领袖文人，倡导复古运动的“后七子”之一；汪氏一族更是当时商界富豪，资产钜万。
徽州当地商业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进步。“‘工商为末’，而徽州末富者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显清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明中后期出现的早期启蒙思潮，强调私欲，天理不能抹杀个人的欲望，这里也包含对物质的欲望。工商业者的地位有所提高，这些思想和明中后期出现的商品经济发展，是互相呼应的。”
商德至上
不怕商人做不大，就怕商人有文化。
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无论哪种，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儒家的仁义道德要求着他们的事业。而他们的商业准则即使放诸今日看来仍富指导意义。
其一，公利为上。徽州商人重视钱财的积累，这是他们世代千辛万苦、辗转流离赚取得的，但他们更强调获利手段的道德性，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同时也乐于承担社会责任。
清代徽商吴彦先要求子弟经商常存十二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儒家主张“因义用财，不竭其流”，即承担社会责任，激发社会效应，才能使财源广进。徽人素有“俭啬”的名声，但舍财取义却毫不含糊。明代徽商汪平山做粮食买卖，某年岁歉粮价猛涨，汪平山手中有大批谷粟，如果按当时的价格抛出利润翻倍。但汪平山将手中储粮都以低价贷给民众，活人无数。
这项“大道为公”的法则对踏入仕途的徽商来说同样有效。实际上，没有了物质资本的后院起火，为官者更能安心做个好官。仕途顺畅时专心民生，仕途受挫也能用相对超然的态度面对。徽商为官的清誉，也促进了徽商的声望。
其二，诚信原则。徽商坚持货真价实，反对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奸商手段。
徽商吴南坡做买卖时，遵循“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的诚实经商之道，口碑好到甚至客人只要看到是吴南坡的商号，便只管去买，不追问所购之物的品质，也不查看货物是否够斤两。
徽州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一定要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即使因此引起亏损，也无怨无悔。
不仅对客人如此，对从事经营活动的相关方也是如此。无论是进行合伙经营还是承包经营，徽州商人一般都要订立合同作为商业信用的文字凭证，合同里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当时的金融信托事业并没有或者并无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商业合同的订立与执行的保证，则全凭对方的信誉和道义。徽商以诚信打开了市场。
其三，学以致用。《红楼梦》中姑娘们理家，道“小事上用学问一提，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商场如战场，把握时机审时度势需要一定的文化修养。徽商好读书，从书本里提炼出的商业智慧再运用到商际往来中，同当代企业家就读商学院充电倒有些相像。 与EMBA的另一大功能类似的是，读书无疑也促进了徽商们的人际交往。徽商有“儒商”的名号，他们在处理政府关系时，与王朝的实际掌权者——官员士大夫的知识体系构成相同，交际起来就更为相投。
徽商的没落
徽商的悲剧，首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剧。
徽州人极为重视智力投资。建书院、兴义学，重文重教，不惜花费大量钱财，积极赞助公共教育事业，形成了浓厚的儒学氛围。“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更不用说名门望族重金延师，开办自己的私塾教育。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人没有不断挣钱的思想，封建宗族社会中的人，他们想的主要就是荣宗耀祖。”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梁小民说。
徽商大多是肚里真有墨水的人，儒家文化的浸润此时成了他们焦虑的根源。即使富甲天下，政治地位仍然低下。当徽商的人生价值并未单单锁定在财富上，财富也就不能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尊严。
政治诉求也曾一度大大利于徽商的发展。徽商一来努力同政府打交道，借势立业，争取从事政府垄断的行业获利；二来通过鼓励子弟向学，赞助教育，使徽州人考取功名的比例增加，这些做了官的子弟们，反过来也会帮助徽商壮大。
徽州人胡雪岩就这样，开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商人在传统帝国中能够获取的最高身份的道路。二品红顶戴，御赐黄马褂。胡雪岩与左宗棠联合，为政府筹办粮饷，购置军需，借助左的地位，向政治寻求商业权利，得到了地位，也最终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或许徽商的教训早有苗头。盐业是徽商的主要产业，通过对盐业的垄断经营，徽商积累起了雄厚的资本。但经营特权是有代价的：捐输、赈灾、助饷、接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廷有事盐商叫苦。单只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徽商为首的两淮盐商就捐输超过白银700万两。当政府盐法变革，徽州盐商失去垄断地位，就迅速地衰败下去。
如此种种导致的结果，“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都没有完成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向现代产业资本的过渡。”梁小民说。
徽商的今人代表，巨人网络前CEO史玉柱曾有过这样的感慨：“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身兼传统文化与商业精神于一体的徽商，其没落是中国式的，来自财富社会与权力社会的博弈，而非武断的、片面地归于权钱结合。在市场与政府权力交替转型，充斥着责怪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缺乏职业精神，总是围绕着政治打转的批评声音的今天，徽商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徽商是什么意思？
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旧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徽商来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
徽商的创业精神和经营理念
1.强调获利手段的道德性，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
2.以诚为本，以信待人。
3.前人经验与商业实际相结合。
徽商大多是肚里真有墨水的人，儒家文化的浸润此时成了他们焦虑的根源，即使富甲天下，政治地位仍然低下。当徽商的人生价值并未单单锁定在财富上，财富也就不必然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尊严。
民谚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这一丢，就丢出了历史上明清之际最大的商帮——徽商。
七山一水一分田，徽州地区山地贫瘠，耕地甚少，也不适宜耕种。即使近在30多年前，安徽的困顿也并不令人陌生。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小岗大队的18名社员摁上手印，自发实行了包产到户。
也许徽州人的血脉里都有着一些相通的东西：不甘受穷，勇于思变。加上地处群山封锁之间，适宜躲避历代的战乱，徽州是个移民社会，移民文化传统中的冒险、求生精神，孕育出了一代代的徽商。
明嘉靖以后，从事商贾的徽州人数大量增加，他们活跃于大江南北，买卖“几遍宇内”，在茶业、木业、典当业尤其是盐业等贸易方面均取得了不凡的业绩。清代康乾年间，沿江地域甚至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说法，无论是商业资本还是经营范围，当时的徽商都算得上是独执牛耳。
但徽商最引人注目的，在于亦商亦儒。他们是一群拿着算盘的书生，熟读经史的商人。
“同安徽老板打交道，传统文化是非常容易拉近距离的话题。”一名安徽籍企业家这样总结。
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无论哪种，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儒家的仁义道德要求着他们的事业。而他们的商业准则即使放诸今日看来仍富指导意义。
多才善贾
明代徽人汪道昆形容徽商“贾而好儒”，将逐利和读书提到同等高度，不无自豪地标榜同乡们的“左儒右贾”。
士农工商，士人和商人一首一尾，在徽商的身上打了个结。与他们同样著名的山西同行不一样，徽商以“业儒”出身的居多。清代山西巡抚刘于义在给雍正的奏折中曾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中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由儒入贾、由商入仕，则是徽州人的普遍选择。经商被当作谋生手段，而非人生目的。
徽商好儒，也在于徽州深厚的文化根源。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历朝统治者的褒典追封，更列为科举书目，使朱熹理学对徽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地人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商贾门户常有“三代四进士”、“一门十一进士”、“六部四尚书”等学霸血统传说。如汪道昆其家，汪是领袖文人，倡导复古运动的“后七子”之一；汪氏一族更是当时商界富豪，资产钜万。
徽州当地商业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进步。“‘工商为末’，而徽州末富者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显清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明中后期出现的早期启蒙思潮，强调私欲，天理不能抹杀个人的欲望，这里也包含对物质的欲望。工商业者的地位有所提高，这些思想和明中后期出现的商品经济发展，是互相呼应的。”
商德至上
不怕商人做不大，就怕商人有文化。
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无论哪种，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儒家的仁义道德要求着他们的事业。而他们的商业准则即使放诸今日看来仍富指导意义。
其一，公利为上。徽州商人重视钱财的积累，这是他们世代千辛万苦、辗转流离赚取得的，但他们更强调获利手段的道德性，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同时也乐于承担社会责任。
清代徽商吴彦先要求子弟经商常存十二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儒家主张“因义用财，不竭其流”，即承担社会责任，激发社会效应，才能使财源广进。徽人素有“俭啬”的名声，但舍财取义却毫不含糊。明代徽商汪平山做粮食买卖，某年岁歉粮价猛涨，汪平山手中有大批谷粟，如果按当时的价格抛出利润翻倍。但汪平山将手中储粮都以低价贷给民众，活人无数。
这项“大道为公”的法则对踏入仕途的徽商来说同样有效。实际上，没有了物质资本的后院起火，为官者更能安心做个好官。仕途顺畅时专心民生，仕途受挫也能用相对超然的态度面对。徽商为官的清誉，也促进了徽商的声望。
其二，诚信原则。徽商坚持货真价实，反对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奸商手段。
徽商吴南坡做买卖时，遵循“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的诚实经商之道，口碑好到甚至客人只要看到是吴南坡的商号，便只管去买，不追问所购之物的品质，也不查看货物是否够斤两。
徽州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一定要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即使因此引起亏损，也无怨无悔。
不仅对客人如此，对从事经营活动的相关方也是如此。无论是进行合伙经营还是承包经营，徽州商人一般都要订立合同作为商业信用的文字凭证，合同里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当时的金融信托事业并没有或者并无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商业合同的订立与执行的保证，则全凭对方的信誉和道义。徽商以诚信打开了市场。
其三，学以致用。《红楼梦》中姑娘们理家，道“小事上用学问一提，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商场如战场，把握时机审时度势需要一定的文化修养。徽商好读书，从书本里提炼出的商业智慧再运用到商际往来中，同当代企业家就读商学院充电倒有些相像。 与EMBA的另一大功能类似的是，读书无疑也促进了徽商们的人际交往。徽商有“儒商”的名号，他们在处理政府关系时，与王朝的实际掌权者——官员士大夫的知识体系构成相同，交际起来就更为相投。
徽商的没落
徽商的悲剧，首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剧。
徽州人极为重视智力投资。建书院、兴义学，重文重教，不惜花费大量钱财，积极赞助公共教育事业，形成了浓厚的儒学氛围。“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更不用说名门望族重金延师，开办自己的私塾教育。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人没有不断挣钱的思想，封建宗族社会中的人，他们想的主要就是荣宗耀祖。”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梁小民说。
徽商大多是肚里真有墨水的人，儒家文化的浸润此时成了他们焦虑的根源。即使富甲天下，政治地位仍然低下。当徽商的人生价值并未单单锁定在财富上，财富也就不能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尊严。
政治诉求也曾一度大大利于徽商的发展。徽商一来努力同政府打交道，借势立业，争取从事政府垄断的行业获利；二来通过鼓励子弟向学，赞助教育，使徽州人考取功名的比例增加，这些做了官的子弟们，反过来也会帮助徽商壮大。
徽州人胡雪岩就这样，开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商人在传统帝国中能够获取的最高身份的道路。二品红顶戴，御赐黄马褂。胡雪岩与左宗棠联合，为政府筹办粮饷，购置军需，借助左的地位，向政治寻求商业权利，得到了地位，也最终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或许徽商的教训早有苗头。盐业是徽商的主要产业，通过对盐业的垄断经营，徽商积累起了雄厚的资本。但经营特权是有代价的：捐输、赈灾、助饷、接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廷有事盐商叫苦。单只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徽商为首的两淮盐商就捐输超过白银700万两。当政府盐法变革，徽州盐商失去垄断地位，就迅速地衰败下去。
如此种种导致的结果，“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都没有完成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向现代产业资本的过渡。”梁小民说。
徽商的今人代表，巨人网络前CEO史玉柱曾有过这样的感慨：“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身兼传统文化与商业精神于一体的徽商，其没落是中国式的，来自财富社会与权力社会的博弈，而非武断的、片面地归于权钱结合。在市场与政府权力交替转型，充斥着责怪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缺乏职业精神，总是围绕着政治打转的批评声音的今天，徽商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