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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播生态是一种以生态想象为逻辑根源的传播研究方式。将媒介形式置于一种与文化、社会、受众的互动状态中进行研究与考察是传播生态学的逻辑思路。在2011年，来自web2.0时代的网络冲击与来自媒介间的激烈竞争使央视春晚不得不改变姿态，开始寻找方法积极应对电视媒介生态的全新变化——通过电视传播范式的设置营造表达意义的“拟态环境”。而践行这一方法的手段便是将“草根”明星请上舞台。
[关键词]传播生态 web2.0 媒介生态圈 传播范式 拟态环境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1.037
一、语境：web2.0时代电视媒介生态崭新变化
作为一种试图辨识“媒介、文明与人的感知的平衡”[1]的研究方法，传播生态以其将媒介置于复杂社会生态体系内进行观察的独特视角而越来越受到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一股电子信息浪潮以其锐不可当之势渗透进了整个人类文明与社会结构。网络成为了改变传播结构的根本力量，全新的电视媒介生态应运而生。在这样全新的语境之下，电视的危机与生机同在。
（一）网络与电视的互动
在更加注重用户交互的web2.0时代，网络用户已经不仅仅是网络内容的浏览者，而已经成为网络内容的作者，成为了网络媒介中的主体。博客、微博、各种视频网站使用户开始在网站系统内拥有自己的数据、自己的社交群体。虚拟社群方兴未艾。虚拟社群（virtual community）是指互联网上人们因某种需求而聚集起来的群体，是“围绕着共享利益或目的而组织起来，在网络虚拟世界进行共同活动的集体”。[2]而“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他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 [3]所以说网络用户，或者说是由网络用户集合成的网络社群要想参与公众事务，就必须通过媒体这种当代最主要的文化表达与交流沟通方式。[4]此时，电视作为最基本的大众传播媒介首当其冲，成为网民们想要涉水的大本营。
而另一方面，作为大众传播平台的电视也不得不直面中国4.2亿人次的庞大的网民群体（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7月15日发布）的关注热点，并准备时刻随之变化。电视开始积极地向网络寻求议题。这样，个人改变自己在传播活动中的定位，试图对传者和受者二元对立式的角色与功能进行颠覆和解构；而以电视为主的媒体形态又试图利用网络更加巩固、扩大自己的大众传播媒介地位。在这样的语境下，一种全新的媒介生态随之诞生。电视与网络的互动成为了这种媒介生态下的必然的生存方式。2011年的央视春晚便将与网络的“亲密接触”变成现实。
（二）媒介生态圈中的残酷竞争
同时，2011年的媒介生态圈中也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便是央视与地方台的竞争进入白热化。近两年，央视春晚面临着来自各地方电视台的残酷冲击，自身的媒体霸权垄断优势似乎有瓦解之势。
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异种生态圈中的媒介博弈和同种生态层的媒体博弈都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对整个媒介生态来说，会激发智慧，使生存手段推陈出新，这可以说是媒体生存的“丛林法则”。[5]
在2011年，已经在前两年的试验中尝到甜头的各个地方电视台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自己的革新。北京电视台长达一个月的网络春晚播出季、上海东方卫视为满足长江以南地区观众需要而推出的海派春晚、旅游卫视的新春摇滚音乐会等都给观众在春节放假时间段提供了更多的收视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央视春晚的卓越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的挑战与冲击。
而“草根明星”的出场则是2011年央视春晚积极适应媒介生态竞争而做出的重要选择。此举既巩固了央视春晚的电视收视霸权地位，又使其更加出色地体现了其文化价值和完成了意识形态宣传功能。
二、手段：“草根”上春晚成为必然选择
近两年，电视与网络的互动早已通过诸如新闻节目的议题选择、深度报道的题材来源、娱乐节目的网络投票、访谈节目的网络红人出镜等诸多方式实现，而作为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甚至是整个电视的“贵族”——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年联欢晚会似乎对网络的“妥协”还尚未成型。在2011年，央视春晚终于“放下身段”开始了与网络的亲密接触。央视网络春晚在大年初一于文艺频道播出，受到了关注度和网民评价的双丰收。甚至有网友称，“网络春晚很给力，比电视春晚好多了”。网络上的草根明星在央视网络春晚上大放异彩：像梵高奶奶、微笑姐、微笑男孩等都给网友们带来了惊喜与感动。而央视春晚上的微博互动环节更是让广大网民第一次在春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里与电视结成了亲密的共同体。而除去这些形式上的变化，央视春晚上最显眼的突破创新，就是在晚10点这个重要时间段播出的长达15分钟的《我要上春晚》，和在12点后档播出的《非常1 1》两个组合节目。这两个节目主打的便是“草根”牌。它们从央视春晚彩排时就已经成为导演组宣传春晚的重要卖点，而播出后收到的良好效应更是让春晚节目组喜出望外。
综观几位春晚上大放异彩的“草根明星”的档案，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成功的机遇基本上都是来自两条道路：网络视频和电视选秀。“西单女孩”真名任月丽，16岁孤身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地下通道歌手。2008年底，有网友将其在地下通道演唱《天使的翅膀》的视频传到网上，视频的点击率达到每分钟约10000次的惊人数字，任月丽被网友称为“西单女孩”、“西单天使”。深圳民工街舞团由9个来自深圳的小伙子组成，平均年龄21岁。在舞台下，他们从事的职业有建筑工人、保安、洗车工等等，可一旦走上舞台，他们就成了打扮时尚、舞艺高超的街舞男孩。2007年开始参加街舞比赛，2010年开始多次登上各地方电视台的选秀舞台并获奖。而在央视选秀节目“星光大道”总决赛中脱颖而出的“旭日阳刚”组合，实际上在参赛前早已因其光着膀子在破烂宿舍里演唱“农民工版”的《春天里》，而以其“草根”形象独有的感人魅力在网络一炮而红。
作为荧幕空间上以草根文化符号——‘秀’而闻名的草根明星们，其主要的承载形式便是电视选秀。在电视选秀中,演的欲望和看的欲望同时获得满足。这实际上也是网络互动思维的一种延续和变异。而博客、播客以及论坛则是“虚拟身份实践的主要场所”。在这里“关注”就是价值。电视选秀明星们一方面在利用网络让更广大的受众认识，且通过“卖点”、“搜索”、“背景”等一系列网络关键词的运作而真正成为电视观众的认同对象。所以，无论是网络视频还是电视选秀，网民的关注几乎是“草根明星”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途径。孕育“草根”生根发芽的土壤便是网络以及网络所培育出的全新的当代媒介生态。“草根”明星的诞生是百姓的、基层的集体胜利，“草根个体以其原创的文化符号消解着文化资本的统治意图,对抗着现代碎片化的生活方式。” [6]这样，我们就不难想象，“草根”在央视春晚这样一个平台上出场，其对广大民众的鼓舞有多么巨大。所以2011年在央视春晚上大放异彩的“草根”明星们不仅使春晚节目获得了广大网民的支持，进而成功地抓住了大众的眼球；也可以说使广大受众的意愿得到满足，最终在国家级别的平台上争得到了一定的话语权。然而此时的媒介就无所作为了吗？实际上此时媒介开始利用其特有的“传播范式”反戈一击。
三、方法：利用传播范式营造拟态环境
传播生态的基本框架是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7]其中，传播范式对作为传播环境是“家庭开放空间”、传播媒介是“低强度的电视屏幕”、传播过程是“多重信息流环境中的媒介流”的“家庭传播艺术”[8]——电视，其影响可谓无处不在。如果传播过程中对信息的组织、选择和传送进入一种惯性，那么传媒内容的程式化、传媒语言的规范化、传播过程的模式化就不可避免。由于传者所制订的范式渗透其中，信息传送经常失衡，受众的趣味、爱好、观念、行为乃至思想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培养”。而这种“培养”使观众适应和认同范式，以及由此引发的话语逻辑、意义灌输。从此意义上说，电视制作范式的控制最终还是归结于政治需要和国家利益，其实质还是对文化的控制。
作为中国一年一度的最大规模的电视狂欢仪式，央视春晚以其无法撼动的文化地位、强大的政治意志支持、相应而来的极具诱惑力的商业青睐，通过它独有的节目制作范式严格地控制着受众。而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追逐与传达无疑是春晚最重要的传播意义，所以即使传播环境在Web2.0时代产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即使受众（广大网民）的关注焦点可以成为春晚议题选择的重要参考，但实际上的“议程设置”权还是牢牢的掌握在央视春晚节目组的手中。21:51-22:05，备受关注的《我要上春晚》节目不负众望，如期而至。网民们热捧的曾经的“西单女孩”穿着高跟鞋抱着吉他走上央视舞台，与她面前美艳尊贵的央视“一姐”董卿开始了这样一段交流：
董：月丽好，欢迎你，真漂亮。月丽是七年前从河北老家来北京打工的，因为特别喜欢唱歌，所以就开始在北京西单的地下通道为大家演唱，渐渐地，喜欢她的人就称她为“西单女孩”。月丽你看，咱们今天可是真的在春晚的现场上了，看看这四周，什么感受？
月：嗯，我觉得这舞台好大，我站在这个舞台上觉得自己好小。
董：月丽，你不小，你身后有许多支持你的目光在关注你！不过我想，今天晚上，心情最激动的应该是你的家人，想不想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
月：能看看吗？
董：能！我们要给你一个惊喜——
切入VCR画面
河北农村院子放烟花，内景中一大家子人围坐在电视机旁。
董：呀！都在看春晚呢！快，月丽，快跟他们打个招呼！
月丽向画面中的家人拜年。
月：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感谢全国的观众让我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我一定会努力，让我爸妈为我骄傲，让全村的父老乡亲为我骄傲。
掌声热烈。
作为歌手身份出现的月丽，在出场的四分半钟时间内，这段向家人拜年的开场白竟长达两分半钟。[9]然而实际上这种“奇怪”的主持人与有特殊身份价值的演员或嘉宾的对话形式，已经通过央视春晚多年的培养使观众欣然接受并且津津乐道。在观众无意识的接受一台文艺演出里的此类“反常”信息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落入了春晚建构的“拟态现实”中。
四、价值：利用拟态环境表达意义
此时，美国政治学家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理论便成为了“草根”上春晚的核心理论依据。在愈发复杂和多元的当代，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生活世界，和现实世界并驾齐驱，成为决定人们认知、态度、情感、期待、欲望的两大环境世界。而这两种世界的中介，便是媒体。“今天的大众媒介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权利的源泉”。[10] 此时，媒介所构建的拟态环境绝非是对现实环境的复制和模仿，而是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政治的或商业的意图，对现实环境进行的加工和制作。作为在播出时间上、影响力上、公信力上、收视习惯上都有着特殊地位的央视春晚，其“拟态环境”的营造更是必不可少，而其比较强烈的主观性的表达也无可厚非。
现在让我们再来仔细阅读春晚主持人董卿与演员任月丽的对话。董卿的话语一开始便是对被采访对象的急迫的身份定位：“月丽是七年前从河北老家来北京打工的，因为特别喜欢唱歌，所以就开始在北京西单的地下通道为大家演唱，渐渐地，喜欢她的人就称她为‘西单女孩’”。这句即告诉大家：这个演员不一般，她首先是一个农民工，是草根，是边缘人；第二，她也并不是一个通过正常的艺术体制培养出的歌手，而是一位由普通百姓捧起来的明星。然后，当月丽回答主持人问题，说出“嗯，我觉得这舞台好大，我站在这个舞台上觉得自己好小”时，任月丽确认了自己在面对国家体制、国家机器时的微不足道，这也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普通电视春晚收看者的实际定位。这一对话凸显出了一对二元对立式的矛盾：即体制内与体制外，国家机器与普通大众的力量对比。然而，此时女主持人话锋一转，激昂澎湃地鼓励月丽道：“月丽，你不小，你身后有许多支持你的目光在关注你！”主持人通过月丽安慰观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渺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对于集体的价值与意义。二元对立的焦灼状态被打破及模糊。在一段通过记者的连线做到的隔空拜年后，月丽感慨道：“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感谢全国的观众让我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我一定会努力，让我爸妈为我骄傲，让全村的父老乡亲为我骄傲。”此时，感恩、努力、报效等核心词汇出现，被安抚和受感化的大众产生了对体制和集体的认同，可以开始踏实努力地维持社会、回报社会。
任月丽在央视春晚上担当的角色身份主要就是“在春晚舞台上圆唱歌梦的打工者”，而主要承担的职责便是营造团圆、和谐的社会氛围。央视春晚在潜移默化中再一次顺利地完成了自身意义的传达和强化：《我要上春晚》中的三组主角任月丽——外地来京打工妹、旭日阳刚——农民工组合、民工街舞团，均以其独特的身份定位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农民工问题等重大议题进行了独特的关注。同时通过任月丽圆了自己的“唱歌梦”、旭日阳刚组合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春天里”（主持人董卿的台词）、民工街舞团高喊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完成了关于“圆梦”、“回家”、“建设美好明天”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观的拟态实现。通过此，央视春晚想要表达的主观价值成功传达，并且从之后观众的反馈中可以看出，可以说也成功地被接受。虽然，这种“拟态环境”的营造并不一定是现实世界的反映，虽然大多数的农民工、城市边缘人、“草根”的现实生活境遇并不理想，并且改变现状的机会也微乎其微，但就央视春晚这个国家级的媒介平台来说，此“拟态现实”的营造确实起到了稳定人心、温暖人心的作用。
五、小结
在网络影响下的新世纪传播生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作为重要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媒介生态圈站稳脚跟与更好地发挥意义与价值，是一个重要的命题。首先，电视要积极融入并利用媒介生态的变化，其中重点便是与网络的互动，积极寻找更受关注和有持续性的话题作为议题进行设置。然而，电视在这样的语境下并非无所作为，它可以通过电视特殊的传播范式的设定，把握设置议题的权利，从而建构一个电视拟态环境来传达意义、倾向、意图与精神。2011年央视春晚的“草根上春晚”现象，可以说就是一个在全新的电视媒介生态下，电视的成功应对之策。
作为一种系统结构，传播生态系统企望平衡，而平衡结构需要以“互惠与共生”为前提。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惠与共生”序列中，传播者既是利益主体，更是有效信息和资讯的发出者，其利益的最大化，其生存权利的最终获取，实际是在受众那里。[11]央视春晚积极适应媒介传播生态的变化，创新推出的《我要上春晚》与《非常1 1》两个“草根明星节目”顺利地成为了2011年春晚上观众最“买账”的节目。在央视2011年“郎酒
[关键词]传播生态 web2.0 媒介生态圈 传播范式 拟态环境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1.037
一、语境：web2.0时代电视媒介生态崭新变化
作为一种试图辨识“媒介、文明与人的感知的平衡”[1]的研究方法，传播生态以其将媒介置于复杂社会生态体系内进行观察的独特视角而越来越受到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一股电子信息浪潮以其锐不可当之势渗透进了整个人类文明与社会结构。网络成为了改变传播结构的根本力量，全新的电视媒介生态应运而生。在这样全新的语境之下，电视的危机与生机同在。
（一）网络与电视的互动
在更加注重用户交互的web2.0时代，网络用户已经不仅仅是网络内容的浏览者，而已经成为网络内容的作者，成为了网络媒介中的主体。博客、微博、各种视频网站使用户开始在网站系统内拥有自己的数据、自己的社交群体。虚拟社群方兴未艾。虚拟社群（virtual community）是指互联网上人们因某种需求而聚集起来的群体，是“围绕着共享利益或目的而组织起来，在网络虚拟世界进行共同活动的集体”。[2]而“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他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 [3]所以说网络用户，或者说是由网络用户集合成的网络社群要想参与公众事务，就必须通过媒体这种当代最主要的文化表达与交流沟通方式。[4]此时，电视作为最基本的大众传播媒介首当其冲，成为网民们想要涉水的大本营。
而另一方面，作为大众传播平台的电视也不得不直面中国4.2亿人次的庞大的网民群体（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二）媒介生态圈中的残酷竞争
同时，2011年的媒介生态圈中也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便是央视与地方台的竞争进入白热化。近两年，央视春晚面临着来自各地方电视台的残酷冲击，自身的媒体霸权垄断优势似乎有瓦解之势。
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异种生态圈中的媒介博弈和同种生态层的媒体博弈都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对整个媒介生态来说，会激发智慧，使生存手段推陈出新，这可以说是媒体生存的“丛林法则”。[5]
在2011年，已经在前两年的试验中尝到甜头的各个地方电视台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自己的革新。北京电视台长达一个月的网络春晚播出季、上海东方卫视为满足长江以南地区观众需要而推出的海派春晚、旅游卫视的新春摇滚音乐会等都给观众在春节放假时间段提供了更多的收视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央视春晚的卓越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的挑战与冲击。
而“草根明星”的出场则是2011年央视春晚积极适应媒介生态竞争而做出的重要选择。此举既巩固了央视春晚的电视收视霸权地位，又使其更加出色地体现了其文化价值和完成了意识形态宣传功能。
二、手段：“草根”上春晚成为必然选择
近两年，电视与网络的互动早已通过诸如新闻节目的议题选择、深度报道的题材来源、娱乐节目的网络投票、访谈节目的网络红人出镜等诸多方式实现，而作为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甚至是整个电视的“贵族”——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年联欢晚会似乎对网络的“妥协”还尚未成型。在2011年，央视春晚终于“放下身段”开始了与网络的亲密接触。央视网络春晚在大年初一于文艺频道播出，受到了关注度和网民评价的双丰收。甚至有网友称，“网络春晚很给力，比电视春晚好多了”。网络上的草根明星在央视网络春晚上大放异彩：像梵高奶奶、微笑姐、微笑男孩等都给网友们带来了惊喜与感动。而央视春晚上的微博互动环节更是让广大网民第一次在春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里与电视结成了亲密的共同体。而除去这些形式上的变化，央视春晚上最显眼的突破创新，就是在晚10点这个重要时间段播出的长达15分钟的《我要上春晚》，和在12点后档播出的《非常1 1》两个组合节目。这两个节目主打的便是“草根”牌。它们从央视春晚彩排时就已经成为导演组宣传春晚的重要卖点，而播出后收到的良好效应更是让春晚节目组喜出望外。
综观几位春晚上大放异彩的“草根明星”的档案，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成功的机遇基本上都是来自两条道路：网络视频和电视选秀。“西单女孩”真名任月丽，16岁孤身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地下通道歌手。2008年底，有网友将其在地下通道演唱《天使的翅膀》的视频传到网上，视频的点击率达到每分钟约10000次的惊人数字，任月丽被网友称为“西单女孩”、“西单天使”。深圳民工街舞团由9个来自深圳的小伙子组成，平均年龄21岁。在舞台下，他们从事的职业有建筑工人、保安、洗车工等等，可一旦走上舞台，他们就成了打扮时尚、舞艺高超的街舞男孩。2007年开始参加街舞比赛，2010年开始多次登上各地方电视台的选秀舞台并获奖。而在央视选秀节目“星光大道”总决赛中脱颖而出的“旭日阳刚”组合，实际上在参赛前早已因其光着膀子在破烂宿舍里演唱“农民工版”的《春天里》，而以其“草根”形象独有的感人魅力在网络一炮而红。
作为荧幕空间上以草根文化符号——‘秀’而闻名的草根明星们，其主要的承载形式便是电视选秀。在电视选秀中,演的欲望和看的欲望同时获得满足。这实际上也是网络互动思维的一种延续和变异。而博客、播客以及论坛则是“虚拟身份实践的主要场所”。在这里“关注”就是价值。电视选秀明星们一方面在利用网络让更广大的受众认识，且通过“卖点”、“搜索”、“背景”等一系列网络关键词的运作而真正成为电视观众的认同对象。所以，无论是网络视频还是电视选秀，网民的关注几乎是“草根明星”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途径。孕育“草根”生根发芽的土壤便是网络以及网络所培育出的全新的当代媒介生态。“草根”明星的诞生是百姓的、基层的集体胜利，“草根个体以其原创的文化符号消解着文化资本的统治意图,对抗着现代碎片化的生活方式。” [6]这样，我们就不难想象，“草根”在央视春晚这样一个平台上出场，其对广大民众的鼓舞有多么巨大。所以2011年在央视春晚上大放异彩的“草根”明星们不仅使春晚节目获得了广大网民的支持，进而成功地抓住了大众的眼球；也可以说使广大受众的意愿得到满足，最终在国家级别的平台上争得到了一定的话语权。然而此时的媒介就无所作为了吗？实际上此时媒介开始利用其特有的“传播范式”反戈一击。
三、方法：利用传播范式营造拟态环境
传播生态的基本框架是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7]其中，传播范式对作为传播环境是“家庭开放空间”、传播媒介是“低强度的电视屏幕”、传播过程是“多重信息流环境中的媒介流”的“家庭传播艺术”[8]——电视，其影响可谓无处不在。如果传播过程中对信息的组织、选择和传送进入一种惯性，那么传媒内容的程式化、传媒语言的规范化、传播过程的模式化就不可避免。由于传者所制订的范式渗透其中，信息传送经常失衡，受众的趣味、爱好、观念、行为乃至思想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培养”。而这种“培养”使观众适应和认同范式，以及由此引发的话语逻辑、意义灌输。从此意义上说，电视制作范式的控制最终还是归结于政治需要和国家利益，其实质还是对文化的控制。
作为中国一年一度的最大规模的电视狂欢仪式，央视春晚以其无法撼动的文化地位、强大的政治意志支持、相应而来的极具诱惑力的商业青睐，通过它独有的节目制作范式严格地控制着受众。而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追逐与传达无疑是春晚最重要的传播意义，所以即使传播环境在Web2.0时代产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即使受众（广大网民）的关注焦点可以成为春晚议题选择的重要参考，但实际上的“议程设置”权还是牢牢的掌握在央视春晚节目组的手中。21:51-22:05，备受关注的《我要上春晚》节目不负众望，如期而至。网民们热捧的曾经的“西单女孩”穿着高跟鞋抱着吉他走上央视舞台，与她面前美艳尊贵的央视“一姐”董卿开始了这样一段交流：
董：月丽好，欢迎你，真漂亮。月丽是七年前从河北老家来北京打工的，因为特别喜欢唱歌，所以就开始在北京西单的地下通道为大家演唱，渐渐地，喜欢她的人就称她为“西单女孩”。月丽你看，咱们今天可是真的在春晚的现场上了，看看这四周，什么感受？
月：嗯，我觉得这舞台好大，我站在这个舞台上觉得自己好小。
董：月丽，你不小，你身后有许多支持你的目光在关注你！不过我想，今天晚上，心情最激动的应该是你的家人，想不想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
月：能看看吗？
董：能！我们要给你一个惊喜——
切入VCR画面
河北农村院子放烟花，内景中一大家子人围坐在电视机旁。
董：呀！都在看春晚呢！快，月丽，快跟他们打个招呼！
月丽向画面中的家人拜年。
月：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感谢全国的观众让我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我一定会努力，让我爸妈为我骄傲，让全村的父老乡亲为我骄傲。
掌声热烈。
作为歌手身份出现的月丽，在出场的四分半钟时间内，这段向家人拜年的开场白竟长达两分半钟。[9]然而实际上这种“奇怪”的主持人与有特殊身份价值的演员或嘉宾的对话形式，已经通过央视春晚多年的培养使观众欣然接受并且津津乐道。在观众无意识的接受一台文艺演出里的此类“反常”信息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落入了春晚建构的“拟态现实”中。
四、价值：利用拟态环境表达意义
此时，美国政治学家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理论便成为了“草根”上春晚的核心理论依据。在愈发复杂和多元的当代，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生活世界，和现实世界并驾齐驱，成为决定人们认知、态度、情感、期待、欲望的两大环境世界。而这两种世界的中介，便是媒体。“今天的大众媒介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权利的源泉”。[10] 此时，媒介所构建的拟态环境绝非是对现实环境的复制和模仿，而是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政治的或商业的意图，对现实环境进行的加工和制作。作为在播出时间上、影响力上、公信力上、收视习惯上都有着特殊地位的央视春晚，其“拟态环境”的营造更是必不可少，而其比较强烈的主观性的表达也无可厚非。
现在让我们再来仔细阅读春晚主持人董卿与演员任月丽的对话。董卿的话语一开始便是对被采访对象的急迫的身份定位：“月丽是七年前从河北老家来北京打工的，因为特别喜欢唱歌，所以就开始在北京西单的地下通道为大家演唱，渐渐地，喜欢她的人就称她为‘西单女孩’”。这句即告诉大家：这个演员不一般，她首先是一个农民工，是草根，是边缘人；第二，她也并不是一个通过正常的艺术体制培养出的歌手，而是一位由普通百姓捧起来的明星。然后，当月丽回答主持人问题，说出“嗯，我觉得这舞台好大，我站在这个舞台上觉得自己好小”时，任月丽确认了自己在面对国家体制、国家机器时的微不足道，这也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普通电视春晚收看者的实际定位。这一对话凸显出了一对二元对立式的矛盾：即体制内与体制外，国家机器与普通大众的力量对比。然而，此时女主持人话锋一转，激昂澎湃地鼓励月丽道：“月丽，你不小，你身后有许多支持你的目光在关注你！”主持人通过月丽安慰观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渺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对于集体的价值与意义。二元对立的焦灼状态被打破及模糊。在一段通过记者的连线做到的隔空拜年后，月丽感慨道：“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感谢全国的观众让我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我一定会努力，让我爸妈为我骄傲，让全村的父老乡亲为我骄傲。”此时，感恩、努力、报效等核心词汇出现，被安抚和受感化的大众产生了对体制和集体的认同，可以开始踏实努力地维持社会、回报社会。
任月丽在央视春晚上担当的角色身份主要就是“在春晚舞台上圆唱歌梦的打工者”，而主要承担的职责便是营造团圆、和谐的社会氛围。央视春晚在潜移默化中再一次顺利地完成了自身意义的传达和强化：《我要上春晚》中的三组主角任月丽——外地来京打工妹、旭日阳刚——农民工组合、民工街舞团，均以其独特的身份定位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农民工问题等重大议题进行了独特的关注。同时通过任月丽圆了自己的“唱歌梦”、旭日阳刚组合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春天里”（主持人董卿的台词）、民工街舞团高喊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完成了关于“圆梦”、“回家”、“建设美好明天”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观的拟态实现。通过此，央视春晚想要表达的主观价值成功传达，并且从之后观众的反馈中可以看出，可以说也成功地被接受。虽然，这种“拟态环境”的营造并不一定是现实世界的反映，虽然大多数的农民工、城市边缘人、“草根”的现实生活境遇并不理想，并且改变现状的机会也微乎其微，但就央视春晚这个国家级的媒介平台来说，此“拟态现实”的营造确实起到了稳定人心、温暖人心的作用。
五、小结
在网络影响下的新世纪传播生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作为重要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媒介生态圈站稳脚跟与更好地发挥意义与价值，是一个重要的命题。首先，电视要积极融入并利用媒介生态的变化，其中重点便是与网络的互动，积极寻找更受关注和有持续性的话题作为议题进行设置。然而，电视在这样的语境下并非无所作为，它可以通过电视特殊的传播范式的设定，把握设置议题的权利，从而建构一个电视拟态环境来传达意义、倾向、意图与精神。2011年央视春晚的“草根上春晚”现象，可以说就是一个在全新的电视媒介生态下，电视的成功应对之策。
作为一种系统结构，传播生态系统企望平衡，而平衡结构需要以“互惠与共生”为前提。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惠与共生”序列中，传播者既是利益主体，更是有效信息和资讯的发出者，其利益的最大化，其生存权利的最终获取，实际是在受众那里。[11]央视春晚积极适应媒介传播生态的变化，创新推出的《我要上春晚》与《非常1 1》两个“草根明星节目”顺利地成为了2011年春晚上观众最“买账”的节目。在央视2011年“郎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