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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车出了湖南省花垣县县城没多久，开始盘旋上山，隔几十米就是一个弯，“山路”何止十八弯。
路很窄，一边靠山，另一边则是悬崖，足有几十米。在这样的山路，与其说是行驶，还不如说是匍匐前进。拐弯、会车都得小心翼翼。
赶集
今天刚好是当地乡镇赶集的日子，八九点钟，周边的村民三三两两地背着背篓去赶集，不分男女老少。
“小背篓晃悠悠，笑声中妈妈把我背下了吊脚楼，头一回幽幽深山中尝野果哟，头一回清清溪水边洗小手哟，头一回赶场逛了山里的大世界，头一回下到河滩里我看了赛龙…… ”见到小背篓，宋祖英演唱的《小背篓》骤然在记者心中响起。从湘西走出来的宋祖英，用甜美的嗓音很好地诠释了这首歌，也因此在全国迅速走红。
1990年央视春节晚会上，《小背篓》红遍大江南北。20年过去了，山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背篓却仍然是湘西农民的必备品。
因为山路坡度大，湘西人民习惯了用背篓背小孩还有其它生活用品。小孩熟睡于背篓，骑着摩托背着背篓……即便在繁华的县城，背篓也是常见物。
集市很快出现在眼前，一片繁忙景象，吆喝声四起。小四轮运货车挤满了人，有些不得不“挂”在外面。人货混载和超载在这里非常普遍，因为这比起背着沉重的物品走回去不知强了多少倍。
集市物品非常丰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因而赶集成了当地农民每五天的首要选择。
同样是用背篓，装得满满当当。“现在买东西方便多了，集上都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大妈穿着苗族服饰站在集市边上等车，身旁放着满满一背篓生活用品。要过中秋节了，她买了很多月饼，另外给孙子买了一小箱牛奶。
种烟大村
车多人多，集市交通一度瘫痪，缓慢行走40分钟后，出了集市，迎面而来的是更加陡峭的山路，司机小心翼翼地行驶着，记者则把镜头对准了车窗外金灿灿的水稻。
山区的耕地单块面积都很小，一块接一块呈梯形，这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种水稻大部分都是“靠天吃饭”，现在当地一般都是种一季，因为生产周期长，到了九月份有些还没成熟，而在南方，双季稻一般都在九、十月份就收割了。
生产周期长，大米质量也好，这样的大米在县城很走俏。
此行的目的地是一个叫黄土坪村的地方，此前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该村所在的董马库乡曾是有名的“讨米乡”。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开春，当地一些农村妇女就从吉首经凤凰再到怀化，然后一路到长沙，以乞讨为生，一年时间有八个月在外面，有些等到腊月底才回家过年。
今年56岁的梁洪清，现在的身份是县科技指导员，曾在县民政局工作多年。他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年去湖南省民政厅汇报工作时，厅里领导跟他介绍董马库乡情况的时候，言辞闪烁。后来他才知道，该乡乞讨早就名声在外。
黄土坪村也有村民出去乞讨过，在这个海拨900米的村落，有3个自然寨，4个村民小组，538人，年轻人的大多外出打工，但很多不到半年就回来了。
原因很简单，在外经常加班加点，但收入却并不比在家高。“累点不说，还很不自由。”一位前几年在外务工的村民说。
走进村口时，70岁的石大爷正在整理烤好的烟叶，一片一片地查看，然后再用一根草绳扎好，金黄金黄的烟叶预示着丰收。
该村是有名的种烟大村，全村土地基本都种上了烟叶，车子盘旋而上，眼前掠过的是一块块烟田，由于烟叶收割已接近尾声，留下的只有一株株烟杆，顶上零散地有几片小烟叶。
听说我要去黄土坪村，梁洪清执意做起了向导，他与这个村子有不解之缘，这种缘分延续了近十五年。
1997年，时任民政局副局长的他，带队前往该村扶贫。当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村时，他懵了，连条像样的山路都没有。
到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那时“要想富，就修路”的口号喊得很响亮。他和工作组发动群众，历时27天，修好了一条7公里长的土马路。
“村民都很齐心，男女老少，都出工了。”忆起这些，老梁印象特别深刻。
路修后了，如何脱贫摆上了日程，老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民政局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援建27座烤房。
也就在那时当地村民开始种烟，几年之后，开始大规模发展，一度家家户户种烟，如今，一亩烟纯收入3000元左右，两个劳动力种上六七亩地，人均收入能达1万元。
这在往日肯定是想不到的，通过多年的烟叶种植，村民开始脱贫致富，如今，砖房渐多，有些还镶上了瓷砖，格外省目，与木房交相辉映。
行走在村里，青青的石板路和依稀存在的木房能感受到昔日贫困的痕迹。
试种金银花
2009年，老梁被聘为县科技指导员，与他一起受聘的有12人，基本涵盖八个方面，有协助企业生产的，有协助建立基层党组织的，有搞科学试种的，老梁就属于最后一种。
他一直在研究金银花种植，几天的走访我发现，当地大多数乡镇处在海拔500米以上，种田“靠天吃饭”。由于种玉米收成不高，有些地方选择种烟，收成高，但种烟地需要轮换，如果同一块地年年种烟，长到一定程度就自然死亡了。
“最好要求一年一换，而黄坪村基本都轮换遍了。”一味地发展烟叶再次受到制约，老梁让村民试着种植金银花。
在此之前，老梁去过同在湖南省内的隆回、溆铺和重庆、云南等地，发现金银花让当地老百姓致了富。而这些地方气候海拔都跟村里差不多。
于是，老梁带着村民代表到一些种植金银花的基地参观学习，有时还请当地技术员过来上课，慢慢地，村民们接受了老梁的建议，开始试种金银花。
开始，这一试种来之不易，当地村委曾召开了村民会议，讨论在烟叶发展受制约的情况下如何发展新产业。
会议上对于种什么，非常有争议。近年来，湘西黄金茶很火，有人提议种茶，但很快被否认，因为茶叶最贵的时候是在清明前，而黄土坪村海拔高，清明清茶叶都还没发芽。也有人提议种百合，但百合用途有限，市场也很不稳定，最后决定可种，但不宜大面积发展。
老梁旁听了村民代表会议，最后会议决定，优先发展烟叶，同时发展金银花和百合，而种植金银花争取向荒山进军。
老梁经过实验发现，当地高中低海拔均可种植金银花，第一年种苗，第二年开始有小产出，一株2斤左右，第三年中产，每株8到10斤，第四年则丰产，达到20斤。
按照生花市场价7元每斤计算，一亩地150株，丰产的话能达到两万多元。
中饭是在村支书家吃的。村支书叫石林渊，2000年前在广东开货车，收入每月达到3000多元，后来老支书叫他回来，希望他能带领村民致富。
没多少犹豫，他回来了。
听说老梁来了，村主任杨再荣也过来了，他和石林渊差不了几岁，搭班子近十年。两人和老梁探讨村子的出路，一致认为，发展金银花好，村里也有几千亩荒山，但摆在村民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前期投入。
一亩地需150株，每株成本在6元一个，光这一项投入就达900元每亩，这对于贫困的村民来说显然是一笔大投入。
这时，他们把眼光投入了县扶贫办负责项目的副主任向家文，希望能提到一些帮助，当然他们也明白，县扶贫办的资金有限，而花垣县贫困面又大。
向家文多次和记者探讨关于扶贫资金因地制宜使用问题。在他看来，需将有限的资金扶持一些产业，培养一批致富能手，带动村民致富，事实上，近年来，当地扶贫办也是如此操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今年，石林渊和杨再荣充满信心，临行时他对记者说，“希望下次再来，那时我们村肯定会大变样。”
他说这话时，记者想到漫山遍野的金银花，站在花丛中的村民笑容满脸。
九天的时间，爬山涉水去了６个村庄，村子的情况让我非常触动。
因这次去的地方都交通不便，在车上和在贫困农村采访的时间差不多各占一半，很多地方交通工具根本到不了，只得依靠步行，翻山越岭，体力严重透支。
我出生于湖南农村，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大约五、六年前几乎跑遍了湖南各县，去过不少贫困村。
让我难以置信的是，时至今日，还有夯来和李什坪这样的村落。这些地方几乎与外界隔绝。外面日新月异的发展俨然与其无关，相反更加衬托山村的贫穷。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居住在这里的村民生产方式几无变化，收入自然几乎变化，但生活用品，孩子上学费用却越来越高。
600元对于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或许仅仅是一件衣服一顿饭，而对于这些贫困的村民来说意味着人均一年的现金收入。
再加上此前，当地邻村青年结合较多的缘故，常常是三十多岁的黄金劳动力呆在家里守着一亩三分地，加重了村落的贫困。
因为贫困，这里的孩子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初中沒毕业就辍学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越来越贫穷。
而因为交通的不便，其劳耕也停留在近乎原始的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似美好，但在现代社会却成了村民的梦魇。
走出大山，他们才突然发现，交通不便、落后的代价。同样是养一头猪，其出售价格却要每斤比外面低五元。同样是收获一千斤稻谷，而其生产成本就要远高于外面。
劳动生产率决定进步程度，从近乎原始的劳耕方式就能看出村落的贫穷程度。
在政府的努力下，正在改变的交通环境是他们的希望，而如何致富，缩短与外界的差距，正是他们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
路很窄，一边靠山，另一边则是悬崖，足有几十米。在这样的山路，与其说是行驶，还不如说是匍匐前进。拐弯、会车都得小心翼翼。
赶集
今天刚好是当地乡镇赶集的日子，八九点钟，周边的村民三三两两地背着背篓去赶集，不分男女老少。
“小背篓晃悠悠，笑声中妈妈把我背下了吊脚楼，头一回幽幽深山中尝野果哟，头一回清清溪水边洗小手哟，头一回赶场逛了山里的大世界，头一回下到河滩里我看了赛龙…… ”见到小背篓，宋祖英演唱的《小背篓》骤然在记者心中响起。从湘西走出来的宋祖英，用甜美的嗓音很好地诠释了这首歌，也因此在全国迅速走红。
1990年央视春节晚会上，《小背篓》红遍大江南北。20年过去了，山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背篓却仍然是湘西农民的必备品。
因为山路坡度大，湘西人民习惯了用背篓背小孩还有其它生活用品。小孩熟睡于背篓，骑着摩托背着背篓……即便在繁华的县城，背篓也是常见物。
集市很快出现在眼前，一片繁忙景象，吆喝声四起。小四轮运货车挤满了人，有些不得不“挂”在外面。人货混载和超载在这里非常普遍，因为这比起背着沉重的物品走回去不知强了多少倍。
集市物品非常丰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因而赶集成了当地农民每五天的首要选择。
同样是用背篓，装得满满当当。“现在买东西方便多了，集上都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大妈穿着苗族服饰站在集市边上等车，身旁放着满满一背篓生活用品。要过中秋节了，她买了很多月饼，另外给孙子买了一小箱牛奶。
种烟大村
车多人多，集市交通一度瘫痪，缓慢行走40分钟后，出了集市，迎面而来的是更加陡峭的山路，司机小心翼翼地行驶着，记者则把镜头对准了车窗外金灿灿的水稻。
山区的耕地单块面积都很小，一块接一块呈梯形，这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种水稻大部分都是“靠天吃饭”，现在当地一般都是种一季，因为生产周期长，到了九月份有些还没成熟，而在南方，双季稻一般都在九、十月份就收割了。
生产周期长，大米质量也好，这样的大米在县城很走俏。
此行的目的地是一个叫黄土坪村的地方，此前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该村所在的董马库乡曾是有名的“讨米乡”。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开春，当地一些农村妇女就从吉首经凤凰再到怀化，然后一路到长沙，以乞讨为生，一年时间有八个月在外面，有些等到腊月底才回家过年。
今年56岁的梁洪清，现在的身份是县科技指导员，曾在县民政局工作多年。他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年去湖南省民政厅汇报工作时，厅里领导跟他介绍董马库乡情况的时候，言辞闪烁。后来他才知道，该乡乞讨早就名声在外。
黄土坪村也有村民出去乞讨过，在这个海拨900米的村落，有3个自然寨，4个村民小组，538人，年轻人的大多外出打工，但很多不到半年就回来了。
原因很简单，在外经常加班加点，但收入却并不比在家高。“累点不说，还很不自由。”一位前几年在外务工的村民说。
走进村口时，70岁的石大爷正在整理烤好的烟叶，一片一片地查看，然后再用一根草绳扎好，金黄金黄的烟叶预示着丰收。
该村是有名的种烟大村，全村土地基本都种上了烟叶，车子盘旋而上，眼前掠过的是一块块烟田，由于烟叶收割已接近尾声，留下的只有一株株烟杆，顶上零散地有几片小烟叶。
听说我要去黄土坪村，梁洪清执意做起了向导，他与这个村子有不解之缘，这种缘分延续了近十五年。
1997年，时任民政局副局长的他，带队前往该村扶贫。当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村时，他懵了，连条像样的山路都没有。
到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那时“要想富，就修路”的口号喊得很响亮。他和工作组发动群众，历时27天，修好了一条7公里长的土马路。
“村民都很齐心，男女老少，都出工了。”忆起这些，老梁印象特别深刻。
路修后了，如何脱贫摆上了日程，老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民政局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援建27座烤房。
也就在那时当地村民开始种烟，几年之后，开始大规模发展，一度家家户户种烟，如今，一亩烟纯收入3000元左右，两个劳动力种上六七亩地，人均收入能达1万元。
这在往日肯定是想不到的，通过多年的烟叶种植，村民开始脱贫致富，如今，砖房渐多，有些还镶上了瓷砖，格外省目，与木房交相辉映。
行走在村里，青青的石板路和依稀存在的木房能感受到昔日贫困的痕迹。
试种金银花
2009年，老梁被聘为县科技指导员，与他一起受聘的有12人，基本涵盖八个方面，有协助企业生产的，有协助建立基层党组织的，有搞科学试种的，老梁就属于最后一种。
他一直在研究金银花种植，几天的走访我发现，当地大多数乡镇处在海拔500米以上，种田“靠天吃饭”。由于种玉米收成不高，有些地方选择种烟，收成高，但种烟地需要轮换，如果同一块地年年种烟，长到一定程度就自然死亡了。
“最好要求一年一换，而黄坪村基本都轮换遍了。”一味地发展烟叶再次受到制约，老梁让村民试着种植金银花。
在此之前，老梁去过同在湖南省内的隆回、溆铺和重庆、云南等地，发现金银花让当地老百姓致了富。而这些地方气候海拔都跟村里差不多。
于是，老梁带着村民代表到一些种植金银花的基地参观学习，有时还请当地技术员过来上课，慢慢地，村民们接受了老梁的建议，开始试种金银花。
开始，这一试种来之不易，当地村委曾召开了村民会议，讨论在烟叶发展受制约的情况下如何发展新产业。
会议上对于种什么，非常有争议。近年来，湘西黄金茶很火，有人提议种茶，但很快被否认，因为茶叶最贵的时候是在清明前，而黄土坪村海拔高，清明清茶叶都还没发芽。也有人提议种百合，但百合用途有限，市场也很不稳定，最后决定可种，但不宜大面积发展。
老梁旁听了村民代表会议，最后会议决定，优先发展烟叶，同时发展金银花和百合，而种植金银花争取向荒山进军。
老梁经过实验发现，当地高中低海拔均可种植金银花，第一年种苗，第二年开始有小产出，一株2斤左右，第三年中产，每株8到10斤，第四年则丰产，达到20斤。
按照生花市场价7元每斤计算，一亩地150株，丰产的话能达到两万多元。
中饭是在村支书家吃的。村支书叫石林渊，2000年前在广东开货车，收入每月达到3000多元，后来老支书叫他回来，希望他能带领村民致富。
没多少犹豫，他回来了。
听说老梁来了，村主任杨再荣也过来了，他和石林渊差不了几岁，搭班子近十年。两人和老梁探讨村子的出路，一致认为，发展金银花好，村里也有几千亩荒山，但摆在村民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前期投入。
一亩地需150株，每株成本在6元一个，光这一项投入就达900元每亩，这对于贫困的村民来说显然是一笔大投入。
这时，他们把眼光投入了县扶贫办负责项目的副主任向家文，希望能提到一些帮助，当然他们也明白，县扶贫办的资金有限，而花垣县贫困面又大。
向家文多次和记者探讨关于扶贫资金因地制宜使用问题。在他看来，需将有限的资金扶持一些产业，培养一批致富能手，带动村民致富，事实上，近年来，当地扶贫办也是如此操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今年，石林渊和杨再荣充满信心，临行时他对记者说，“希望下次再来，那时我们村肯定会大变样。”
他说这话时，记者想到漫山遍野的金银花，站在花丛中的村民笑容满脸。
九天的时间，爬山涉水去了６个村庄，村子的情况让我非常触动。
因这次去的地方都交通不便，在车上和在贫困农村采访的时间差不多各占一半，很多地方交通工具根本到不了，只得依靠步行，翻山越岭，体力严重透支。
我出生于湖南农村，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大约五、六年前几乎跑遍了湖南各县，去过不少贫困村。
让我难以置信的是，时至今日，还有夯来和李什坪这样的村落。这些地方几乎与外界隔绝。外面日新月异的发展俨然与其无关，相反更加衬托山村的贫穷。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居住在这里的村民生产方式几无变化，收入自然几乎变化，但生活用品，孩子上学费用却越来越高。
600元对于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或许仅仅是一件衣服一顿饭，而对于这些贫困的村民来说意味着人均一年的现金收入。
再加上此前，当地邻村青年结合较多的缘故，常常是三十多岁的黄金劳动力呆在家里守着一亩三分地，加重了村落的贫困。
因为贫困，这里的孩子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初中沒毕业就辍学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越来越贫穷。
而因为交通的不便，其劳耕也停留在近乎原始的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似美好，但在现代社会却成了村民的梦魇。
走出大山，他们才突然发现，交通不便、落后的代价。同样是养一头猪，其出售价格却要每斤比外面低五元。同样是收获一千斤稻谷，而其生产成本就要远高于外面。
劳动生产率决定进步程度，从近乎原始的劳耕方式就能看出村落的贫穷程度。
在政府的努力下，正在改变的交通环境是他们的希望，而如何致富，缩短与外界的差距，正是他们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