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在《茶经》中说：“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
　　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
　　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瓷器艺术之初便是以青釉加几何印纹的样貌诞生。自商周时期釉及器表施釉技术的诞生，质朴的原始瓷器便披上了鲜亮的外衣。此后，高、低温釉料不断发展，随着制釉技术、施釉技巧的成熟，釉色成了瓷器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瓷器的釉色变化万千，即使是十分娴熟的烧窑师傅在倾其所能之后，也常常要听天由命，“千窑一宝”绝非笑谈。宋代瓷器艺术臻于成熟，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著称，在灿若繁星的宋代各大名窑中，青瓷历经一道道繁复的工序，成就了冰肌玉骨，其内敛简约的釉色，堪称古往今来各色瓷器中之魁首。
　　青瓷色调的形成，主要是釉中含有氧化铁成分，经还原焰烧成后呈现青色。陶瓷器烧制过程中，窑内的气氛分为氧化焰和还原焰，不同的气氛对胎体釉的色泽、光泽等都有一定影响，例如氧化铁在还原焰下成青色，在氧化焰下则呈现褐色。有些釉料因含铁不纯，或还原气氛不充足，色调则呈现不均匀的黄色或黄褐色。自唐代开始，我国瓷器出现南青北白的局面，即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和以邢窑为代表的北方白瓷。宋代五大名窑其中四个都属于青瓷系。
　　说到宋代的青瓷，就不得不说说宋徽宗赵佶，这位寻花问柳的风流公子哥，也是琴棋书画样样皆通的文艺男青年，正如张岱的《自作墓志铭》中所描写，“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当时青瓷的盛行，恰恰是这位文艺青年审美情趣的最好体现。赵佶认为“定器有芒不堪用”，遂弃定用汝。马未都先生认为这里的“芒”指的并非是“芒口”，而是光芒，指定瓷白色耀眼，光芒刺目，而赵佶尊信道教，喜欢的是道教里那种悠悠的青色。此外，陆羽在《茶经》中说：“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由此可见，青瓷在古时已备受推崇。
　　青瓷系是一个庞大的家族，青与青之间有着细微的差别，此“青”非彼“青”。官窑的青是伴随着紫口铁足的淡青、灰青，哥窑的青是布满开片的粉青、月白、油灰，汝窑的则是偏灰的天青，龙泉窑的青浓翠莹润，如青梅色泽，称为梅子青，耀州窑系北方青瓷代表，青幽的釉面伴有刻划花装饰。此外按照色差深浅变化还有卵青、豆青、冬青、虾青……
　　造成这种差别的因素有很多，胎土、釉料、窑口、地势、气候等，其中，胚胎颜色不同是造成青瓷呈现不同色泽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景德镇和龙泉两地为例，瓷土差别分外明显。景德镇的瓷器自古便以白著称，是因为瓷土中含铁量低，并且景德镇早就有把瓷土的铁成分消除的工艺，所以景德镇的瓷器越发显得白。而龙泉的瓷土，含铁量很高，就显得颜色较深。即使是龙泉的白胎，也比景德镇的白胎颜色深。景德镇利用这种白胎，烧造出“影青瓷”，也就是青白瓷，再以刻划花为装饰，刻线深处积釉厚而呈深绿色，浅处积釉少颜色淡，甚至露出胎体本色，从而使整个器面呈现出一种青白相映，素雅恬静的艺术风韵，龙泉的制瓷者并没有钻牛角尖，非要把瓷器弄得很白，而是结合当地瓷土特有的颜色和龙泉特有的青釉，烧制出的器物更加沉稳、古拙。
　　看了这么多的青，依然难以分别出究竟是哪种“青”，其实中国的色彩命名，与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带有情绪，除了各式各样的青，还有甜白、祭红、浇黄、茄皮紫、茶叶末、乌金（黑釉），将之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也许就好理解一些了呢。
　　说到最后，还有一点想要提醒，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能够流传下来并保持品相完整的珍品少之又少，那些釉色青翠、光可鉴人的瓷器，从釉色和工艺来说都还算不错，毕竟社会在进步，陶瓷制造技术与古时不能同日而语，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一枚青瓷而已。有人说这个瓷器看着和书上、博物馆里的差不多，怎么就不是汝窑、哥窑？这好比是你养了一只哈士奇，难道会逢人就说，“看，我养的是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