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瑞典举行了议会大选，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以17.6%的支持率斩获62个席位，使其在议会内第三大党的地位更为牢固。瑞典民主党的进一步崛起，可以说是整个北欧政治变化的缩影：民族主义的保守思潮正随着欧洲经济、难民和移民、内外安全形势等方面的多重危机而回归北欧政坛。这种趋势使得北欧崇尚共识、协商的政治氛围发生微妙变化，分歧和相互指责的一面将更为凸显。

“北欧模式”的形成

　　北欧五国虽然在地缘、文化及国情上有较大差异，但在政治上却有着近似之处。北欧国家均为多党制，各国中左和中右两大政党与执政小伙伴之间的规模与实力相差并不悬殊，都没有单独组阁执政的资本。中左或中右大党牵头，三四个党派组成联合政府是北欧国家的常态，同时联合政府内各党之间在政策主张上相互合作、支持与妥协的空间也较大。

　　这种政治生态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历史上，北欧的议会制政体主要是通过君主与民众达成共识或是以全民公投等和平方式完成的，这也形成了北欧政治妥协、共议、共识的基本文化。二战结束后，北欧国家迎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反思资本主义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深刻对立及民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声音不断高涨的背景下，20世纪50～60年代，北欧国家开始建设“北欧模式”：高就业率、高税收及高财政开支;支持“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社会保障体系;工会与雇主协商待遇;公共部门雇员比重较高;等等。在达到高收入水平的同时，北欧在社会福利支出、劳动保障乃至性别平等等领域的发展水平也在发达国家中处于高度领先的位置。
　　由于民众生活富足且有高度保障，北欧国家的主要政治议程由经济发展转向更为后现代的层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渐引发关注，北欧逐渐出现了绿党等专注环境问题的政党，在议会中影响力不断上升。甚至20世纪80年代后瑞典社民党等传统中左翼大党也将环保议题吸纳到党纲内，促进绿色、节能、低碳发展逐渐成为北欧的政治正确，并带动北欧国家的环保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此外，动物保护、支持同性恋等身份认同式议题的影响力也逐步增大，呼吁互联网自由下载资源的海盗党也在北欧国家议会争到了一席之地。因此，北欧国家在历史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塑造下，逐渐形成了以关注后现代多元议题、多党合作、善于协商等为特点的政治土壤。

极右翼政党影响力持续扩大

　　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而来的欧债危机严重冲击了欧洲经济的基本面，集中体现了全球化进程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的问题，如社会不公加剧、资本肆无忌惮逐利、移民流动性增强等。北欧国家虽有“北欧模式”的保护，也未能在后危机的惊天巨浪中得以幸免。2009年，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的GDP分别萎缩5.2%、4.9%、8.3%、1.7%和6.8%。冰岛成为金融危机后首个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北欧唯一的欧元区国家芬兰在欧债危机造成2012年“二次衰退”后，连续三年经济萎缩。同时，北欧国家失业率也在金融危机后飙升，至2017年也未能回到危机前水平。瑞典的收入不公平程度在1965～2010年增加33%，增速为经合组织国家之首，宜家等瑞典跨国企业的掌门人为避开国内高额税收纷纷选择到国外定居。
　　从社会层面看，移民和难民问题使北欧国家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虽然自二战以来，北欧国家一直对移民和难民抱有包容的态度。然而，自2015年中东动荡造成欧洲难民危机以来，涌入北欧国家难民的数量飙升，仅2015年瑞典就接纳了16.2万名移民或难民，绝对数字在欧盟内仅次于德国，人均接纳数更是达到欧盟之首。在治安上，涉及难民或中东裔人群的恶性犯罪事件不断出现，瑞典在2017年紧随英国之后发生卡车撞人恐袭事件，北欧原有的稳定和安宁骤然破裂。在经济上，难民给北欧国家带来的经济负担不可小觑，瑞典曾因避难所数量不足而租借豪华游艇供难民居住，日租金高达9.3万美元。这些向难民倾斜财政资源的做法，使得为福利制度缴纳高额税款的北欧民众大为不满。
　　金融危机、全球化及移民和难民问题使得北欧民众在生活中重新面临经济保障、社会安全以及跨文明冲突等曾经“远去的课题”，引发了重新加强国家对于上述问题治理的呼声。打着本国人利益优先、区分“本国人与外来人”、抨击欧盟及全球化给国家主权带来冲击等保守口号的极右政党也就因此赢得了更多支持。丹麦人民党、瑞典民主党和芬兰人党分别在2007、2010和2011年成为各自国家议会的第三大政党，也正是芬兰人党的崛起引发了欧债危机后学界和舆论界对欧洲民粹主义发展的关注。近几年，北欧极右政党的政治势力持续扩大，丹麦人民党和瑞典民主党在两国近期举行的大选中分别增获15个和23个席位。同时，北欧极右政党也不再游离于体制之外，而是登堂入室成为参政党，2015年芬兰人党参加了由中间党领衔的中右翼政府，丹麦人民党在同年也成为该国中右翼政府在议会里的合作伙伴。

北欧国家政治的走向

　　近十年来民粹主义带来的冲击已经使得北欧各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政党周转腾挪的空间愈發有限，妥协、合作、沟通的政治理念也受到了一定冲击。未来北欧国家政治环境可能展现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其一，民粹主义将持续发挥其影响力。北欧政治的变化是债务危机后欧洲社会政治嬗变的缩影，危机造成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并逐渐蔓延到政治和社会层面。近几年，北欧国家虽然恢复了经济增长，但债务危机给经济带来的负效应仍需要时间来消化，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冲击仍将持续。同时，移民和难民问题的高峰虽然已经过去，但其给北欧国家人口和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却是不可逆的，在治安、移民融合等方面的挑战依然严峻。因此，极右政党手中的牌仍然很有号召力，比如瑞典民主党在今年大选中不仅主张限制移民，同时也对瑞典政府数十年来的移民融合政策大肆抨击，同时呼吁给医疗、养老等领域增加开支。“将财政用于本国福利而非接待难民”的逻辑依然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和煽动性。
　　其次，民粹主义和北欧政治生态之间将相互影响，彼此走近。一方面，北欧的民粹主义力量正在被传统政治所融合。比如芬兰人党在2015年参加联合政府后，并未强硬坚持其在大选期间鼓吹的“疑欧元”主张、推动芬兰退出欧元区，而是与执政联盟的基本政策路线保持一致。2017年6月，芬兰人党在选出极右新党首尤西·哈拉-阿霍后发生分裂，包括该党创始人索伊尼在内的20名议员因不满其过于极端的政策主张而出走创立新党“蓝色改革”，成为新的温和政治力量。这显示北欧政治体系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恢复力和融合能力。另一方面，传统政党则受民粹主义政治竞争的影响，政策主张更趋保守。比如难民危机后，北欧国家虽然未像匈牙利、波兰等国那样激烈反对欧盟的难民政策，但也迫于国内压力在难民政策方面有所收紧。丹麦曾加强了对与德国和瑞典临近边界的检查，瑞典也在2016年后逐步加强了难民资格审查。可以预见的是，北欧政治环境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很难被民粹主义彻底改造，但普遍向右转的趋势仍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持续，同时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上升势头联动共振。
　　最后，北欧国家政党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北欧国家多党合作组阁的传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党派之间合作和妥协的程度。然而随着民粹势力的不断发展，各传统政党一方面要在政策上更接地气，以与民粹政党争夺中下层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还要在传统政党逐渐萎缩的基本票仓中彼此争夺，竞争性加强。因此，各个政党均在利用他党政策主张中的不足与局限性大做文章，试图得到更多的选票。比如此前瑞典社民党为迎合民众限制移民的需求而提出的政策屡屡遭到执政联盟小伙伴绿党的拆台。未来，由于民粹主义坐大导致传统政党议席减少，北欧国家组成的执政联盟将更趋脆弱和不稳定，反对党与民粹主义对执政党的攻击也将更为猛烈，整个政治环境中合作推进国家发展的和谐氛围恐怕也将日趋薄弱。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