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钢解放
　　
　　我于1927年生于山西省文水县，自幼入家塾熟读古典文学，后在山西工业学校学习机械电气专科。1948年初，我考入太原钢铁厂当练习员，半年后西北实业公司精简，我们十个练习员都被裁为工人。我成了一号高炉的炉前工。
　　解放前两年，太钢工人忍着饥饿维持着太钢的生产。工厂不给职工发工资，一度时期是发米麦，后来粮食紧张了，便发纺织厂积压的背心、毛巾、床单、袜子、布匹等物品以顶替工资。工人们饿得不行，就冒着生命危险去抢国民党飞机上扔下来掉到机场外马路上的军用大米。有的工人还因此丧了命，阎军把人头挂在厂外示众，真是惨不忍睹！当时我们都盼望太原能早一天解放。
　　1949年4月22日，我从高炉上下夜班，刚回古城宿舍（今七宿舍）单身排睡下，便被窗外的人声、车马声惊醒了，一看院内站着许多解放军，我赶快穿上衣服到炼铁厂去，路经厂西门，见炮楼上用白灰写着两条醒目的大标语：毛主席万岁！为人民服务！
　　到了炼铁厂，军代表和气地动员大家要做好护厂工作，维护高炉生产，照常出渣出铁，随时预防阎军从城内发来炮弹。白天平安地过去了，只听得厂南面有枪炮声。那时解放军大部队从高炉炉台东面由北向南推进，去攻打太原城。我们继续生产。夜间从城内飞来4颗炮弹，都打在了一号高炉北面的几座热风炉东南角上，幸亏热风炉内部是厚厚的耐火砖，外面的钢板也厚，只是凹下去了几个小坑，生产一点也未受影响。
　　4月23日下午，我们刚出完铁，就见有4架国民党飞机从东向西直向太钢高炉和发电机组飞来，大家立即从炉台东面的焦炭堆上朝飞机来的反向跑去。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飞机上扔下一个个像酒瓶似的炸弹，但他们未扔准，最东面一颗也未炸了高炉和发电机，而是扔在一轧厂房西的平房办公室内，其余5颗依次向西，都扔在古城的民房和村西的水池中了。太钢的设备、职工都未受到损失。
　　截止4月24日太原解放，我军完整地保护了太原钢铁厂，使其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接收炼铁厂的军代表是李树人、马光国、李世英等同志。不久，组织上即提拔我为高炉值班技术员。李树人同志向我推荐了一本苏联小说《鼓风炉旁四十年》，是苏联老工人柯鲁包夫写的，属自传体裁，写一个炼铁工人当了国家的主人翁后，如何尽职尽责地辛勤工作，特别是写了好多生产斗争中的新旧思想交锋，从而正确处理了人与人之间的内部矛盾的故事，对我启发很大。我曾写过读后感，登在《山西日报》上。
　　解放初，我听过太钢接收军代表陈瑯环同志一次讲课，很受教育。他说，他们上海知识青年到延安后，毛主席在陕北公学给他们讲课，讲了很重要的两句格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意义深远，对世界观的改造很有作用，今日读之，犹觉很有新意。
　　
　　力争安装-米初轧机
　　
　　国家三年恢复时期结束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这期间，钢铁工业的重点是搞鞍钢、武钢、包钢三大钢铁基地的建设。太钢扩建与否，国家计委摇摆不定，因此，当时的重工业部决定太钢的基建队伍去支援武钢建设。到1957年，太钢才产钢23.53万吨。
　　后来，苏联援助匈牙利的100万吨钢铁厂停建，一台一米直径的初轧机转售给中国。当时，重钢、上钢、太钢、石景山（现首钢）等几家钢厂都在争这套设备。太钢领导除以正式报告申请外，还让我们多次向重工业部申述太钢安装这套轧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我们强调了太钢有发展为百万吨以上企业的条件，如山西有矿、有煤、有电、有水，铁路运输也好，特别是有原来的基础和广大有技术有觉悟的钢铁老职工，太钢厂址向北也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在连续注锭未发明和普遍使用前，旧的冶金教科书上明确写着，初轧机的大小决定生产能力，决定着工厂总体规模的大小。如果有了一米初轧机，太钢的综合生产能力便会有很大提高，即能成为年产100万吨钢的大厂了。负责基建的副厂长田民得同志还敦促我和姚震林同志直接给周恩来总理上书，请求把苏联的这套初轧机安在太钢。当时部里领导和原钢铁局长陆达同志都支持。事隔不久，国家计委和重工业部终于同意将此台初轧机安在太钢，这就奠定了太钢发展成为100万吨以上钢铁基地的基础。
　　
　　


　　关于迁移飞机场的决策
　　
　　初轧机既已决定安装在太钢，这就需要落实太钢扩建的可能性。太钢原场地仅有两平方公里，要扩建，北面占地8平方公里的飞机场就得搬迁，这是最理想的方案。为此，我们多次向国家计委请求把飞机场他移，但兵工系统极不赞成，原因是他们已在动工新建机库和办公指挥塔。要搬走这个阎军留下的机场是谈何容易啊！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决策许多问题，特别是牵连到各行各业的重大项目，总是先提意见。于是我们又多次去拜访国家计委。当时苏联专家研讨计委的重点项目，我们曾应邀参加过计委召开的有60多位苏联专家参加的研讨会。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有。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各方面意见不一。兵工系统的专家不太赞成搬走，其它方面的专家则倾向迁移飞机场，因为飞机场离城太近也不合适。有的专家发表意见很激烈。当太阳下山时，计委的专家组长阿尔希波夫最后总结，他很概括地说了几句话就把方案定下来了。当时我学习俄语正起劲，记得重要的几句话的大意是：“建设一个飞机场，在山沟里都可以；而建设一个综合性的钢铁基地，就不那么简单了，水、电、交通、矿山原料、燃料、产品销路等等因素都得认真考虑。通过大家一天内正反两方面的叙述，经过综合平衡、择优选取，我建议原飞机场他移，让出地方来给太原钢铁厂扩建使用。建议国家和国务院采纳。”我和姚震林同志以及重工业部计划司、基建司、钢铁设计院的与会同志听了非常高兴。
　　不久，重工业部即调在北满钢厂搞完建设的基建队伍来太钢搞扩建的前期工程。第一批来客是欧阳和徐一行经理。田民得副厂长命我领路，请徐一行经理等了解太钢旧厂地形及需向北扩建的地形。徐一行同志曾参加过朝鲜战场板门店和平谈判，参观完旧厂后，他说我们要突破太钢和飞机场的“三八线（指一钢二轧北面的一条东西马路），到飞机场内去看看。”
　　我们几个人坐着吉普车去了，机场一位负责同志听我们讲完来意后，很不以为然地说他们还未接到命令，机场的扩建工程已打了基础。我们解释说国家已经定了，你们要迁往三线，这里被太钢扩建用了，建设太钢的大军将陆续由北满富拉尔基调来。徐经理说：“我们才来，困难很多……”对方反驳说：“我们的困难更大，还不知到哪里安家？”我们要求看看飞机库里是否空着，对方未同意。我们只好穿过芦苇荒草，从机库门缝里看了看，见里面只堆着一些水泥和钢筋。待正式文件到后，我们才顺利地进行了移交。
　　
　　在大炼钢铁的年代里
　　
　　1958年至1960年是我国大跃进的年月，对钢铁战线上的老同志来说，更是难忘的岁月。联共党史总结的经验教训中讲道，国家要首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不能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毛主席着急中国钢少，见1957年全国仅产钢535万吨，就想让钢产量第二年翻一番，即在1958年就得完成1070万吨钢。1958年秋，中央北戴河会议做了决定，要全国总动员，报纸、杂志、广播一起宣传“钢铁元帅”升账。
　　冶金部王鹤寿部长亲自抓这项工作。全国电话会议紧急时每周开一次，一般情况是每月一次，大多在夜间召开，我常随陈瑯环、黄墨滨两位领导参加。与会者都怕完不成钢产量指标受批评。当时的太原市委书记是李奇同志，他亲自来太钢督战，让太钢党政领导层解放思想，土洋结合，大炼钢铁。山西日报、太原日报都出了社论，“故钢促太钢，土洋结合，比翼双飞”。于是就开始了小土群炼钢。
　　


　　我参加了太钢的动员会，李晓林书记、陈瑯环经理先后做了动员。动员会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二级厂矿各处室领导都参加了。动员会到零点还未结束，大家疲惫得很，李书记、陈经理轮流主持。最后决定公司办公楼除调度室外全部关门，职工全部下到各厂，深入到炉前、机前大战钢铁。我和组织部长霍家贤同志被分配到一钢平炉炼钢组当工作组正、副组长。记得当时还有王坚、王克等十数位同志同去。
　　到1960年，公司为了完成50万吨钢的任务，要求我们工作组的同志必须和一钢同志同吃同住同劳动，“正副组长只准每周回家一次，不怕掉肉（指体重减轻），不怕老婆离婚”。当时干部粮食定量是每月24斤，一天8两，副食只有一小碟茴子白萝卜菜，由食堂发菜票，每人一餐只能买一份。每当我们在炉前参加炼钢、出完当天的最后一炉钢时，回到住的地方（澡塘），路过一钢食堂时，很想买一两粮票的稀饭充饥，但一算粮票又怕超过，只好忍饥作罢。
　　通过参加炉前炼钢，许多同志都入了党。全国人民也都来支援钢铁生产，太原市的干部、学生、军警都参加了拾废钢废铁活动。火车、汽车、马车、平车也从各地运来了许多破锅铁器，真正做到了全民大战钢铁。三年大炼钢铁，特别是1960年太钢产到50万吨钢，用李书记的话讲：“太钢职工努了大力，是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完成的。”同志们白天黑夜不下火线，饿着肚子炼钢，为了毛主席、为了党中央的威信，毫无怨言。
　　
　　“文革”期间试轧冷轧不锈板和硅钢片
　　
　　“四清”后，我由太钢基建办副主任调任冶金部太钢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在陈星、王林山等指挥们的领导下，代表冶金部组织协调五轧扩建，二钢、六轧、七轧和氧气站新建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生产准备工作，还负责引进设备的德、奥等外国专家的工作。
　　后来基建系统的干部下放，指挥部的干部和设计院的领导都被下放到当时施工的冷轧厂（后分为六轧厂和七轧厂）当工人。我和设计院的张勋之院长到了冷轧厂轧钢连当轧钢工，参加基建施工,搞防水和拉电线等工作。七轧厂投产时,我先是当冷轧硅钢连连长（车间主任），后又提为生产组组长（相当于生产副厂长）。
　　当时七轧厂有位军代表叫高全才，他极力推荐我主管七轧厂的生产。这时候七轧厂按黑色冶金设计院原设计，是冷轧不锈钢板和冷轧硅钢片同在一个机组和一条生产流程线上混合生产。
　　我们在试轧过程中发现，由于五轧厂来的热轧卷板厚薄不匀，板中心的翘曲度高达30mm以上，导致冷轧后板型不好，厚薄也不匀，特别是钢卷卷不齐，工人叫“大肚子”、“喇叭形”。其次是由于板的头尾太厚，在准备机组焊接时，焊接机不过关，焊缝像蚕似的粗粗一条，故而不能过轧机连续轧，只得把轧机的速度降下来，让接头部分空过去，再压下来开轧。这样每个卷最少要有两三个接头不能轧，空过至少有20m—30m长，使成材率大大下降。第三个问题是不锈钢和硅钢都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不能保证不锈钢板的表面质量，因为硅钢划伤一些无大碍，不锈钢板就特别要求表面光滑明亮。第四个问题是冷轧辊表面的硬面层很容易脱落，一大片一大片地往下掉。第五个问题是由于跑偏控制装置不灵活，导致钢板在流程线上老跑偏，所轧板的板形受到很大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冷轧硅钢片较脆，极容易在生产线上拉断，尤其张力一大就会断，不是断在轧制过程，就是断在隧道式退火炉中，很麻烦也很危险。碎片出来像刀和炸弹一样，极易伤人。此外，冷轧硅钢的最末一道工序是在轧完退火后要涂层，板在经过涂层槽时往往涂得厚薄不匀。
　　虽然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我们还是昼夜跟班劳动，精心操作，最终都拿出了产品，参加了广州交易会。实践证明，德奥专家说得对，不锈钢和硅钢片的生产有不同的要求，为了保证不锈钢板的表面质量，必须在不同的生产线上生产。于是我更改了设计，由六轧生产冷轧硅钢片，七轧生产冷轧不锈钢板。
　　
　　亏损帽子人人戴，终于扭亏为盈
　　
　　太钢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发生亏损，大跃进后的1960—196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7—1968年和1974—1977年，共计10年时间。同一时期冶金系统亏损的还有武钢、包钢、马钢等企业，不过“武、包、太”三大钢厂是冶金部的亏损愁帽。
　　这期间，冶金部，财政部，省、市委经常让太钢汇报亏损的原因及扭亏的措施。我任计划处长时曾随书记、经理多次去汇报过。山西省委书记王谦曾在一次会上狠狠批评了太钢，说全省的农业税7000万元都让太钢的亏损给顶消了，限期在上年亏损7100万元的基础上扭亏为盈，届时给省委交一根冰棍！当时公司领导都有愧于色，我那时也真正深刻体会到“忍辱负重”的味道。
　　我在太钢任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之前，曾在炼钢、炼铁、轧钢厂当过工人，我是炼铁工程师，在太钢除搞冶炼外也搞过设计制图、基建施工，但工作最长的是在计划处当了多年的处长。我深知企业成本的重要性。成本是个综合指标，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管理水平高低，都能在成本中反映出来。成本是企业所有职工活动的轨迹。认真分析成本，让数字都能说了话，自然就会发现消耗高、效率低、费用大、质量低、潜力大的许多问题，抓成本管理就能直接扭亏。于是我们建议公司党委、行政领导在计划处成立了成本科。当时科长是李燕怀，主任经济师有贺宇清等同志。同时，财务处原处长、后任总会计师的魏忠全、主任会计师吕维翰等同志都出过许多好的主意。公司也号召全体职工艰苦奋斗，学习石圪节煤矿“十个一”的勤俭办企业精神。我们还每年组织计划处、财务处、技术处、生产处及各厂处的同志充分讨论，针对各方面的漏洞搞增收节支计划；拟定下发了许多条款，以节约资金，节约物料消耗，大力降低产品成本。太钢还率先实行了国家提倡的节约奖，并摸索出一些经验，在全省工业会议上进行了经验介绍。节约奖即是把节约的原燃材料的价值，视其节约难易和价值高低，定了一定的比例，发给与节约有关的人员。但有五条限制也是领奖的前提条件，即：1.原燃材料的实际消耗定额，必须比上年有所进步；2.所消耗的原燃材料的计量必须准确；3.使用该项原燃材料的产品，扣除物价因素后，单位成本必须比上年降低；4.使用该项原燃材料的产品，质量必须保证合格；5.原燃材料的计量、质量考核、原始记录等制度必须严格。
　　我们也曾把降低成本的指标分解、落实到各厂处室。太钢的各级领导和全体职工都为降低成本、争取利润加班加点，出过大力，流过大汗。在分配扭亏指标时，有的轧钢厂不承认自己是亏损户。因为国家的调拨价、钢材成品价定得高，而对矿石、耐火砖、焦炭、生铁、钢锭等前期产品价格定得低，所以单以国家调拨价比是不公正的。为此我们研究，一律采取公司内部调拨价定内部成本，即以内部调拨价减去税金来定，这样各种产品都体现了亏损因素，从而找出各自的历史最好水平。大家明确了保内部成本的奋斗目标，全公司人人都对扭亏有了责任，有了奋斗方向。各厂、处人人有责，自然就用指标的方法，做到了“亏损帽子人人戴”了。这确是发动群众的办法之一，也是扭亏增盈的力量源泉。
　　1978年，太钢扭亏为盈，当年盈利9026万元。公司党委书记王景生、经理商钧乘胜追击，太钢党委也提出要自己给自己加压，争取年年有进步。在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81—1985年，太钢实现利税共12亿元以上。经过广大职工的奋战，太钢逐步成为省里的盈利大户，利税相加，80年代后就成为全省收入最大的十根台柱之一。之后，我们到冶金部、省里开会，脸上也有了喜色，从大会检讨、小会算账，变为大会交流经验，人们对太钢的看法也大不相同了。
　　
　　摸索企业如何提高效益，搞内部改革
　　
　　1978年底，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着重提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以后，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就向全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于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农民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随后，中央号召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要进行试验和探索。
　　在这大好的经济形势下，太钢党委没有坐在扭亏增盈的成绩上自我陶醉，而是发动群众站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前面，研究太钢如何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搞改革的问题。
　　冶金部领导为了发展太钢这个全国最大的特殊钢基地，原冶金部长唐克和李东冶曾先后偕同赵岚、黎明、李非平等副部长，以及当时任钢铁设计院院长、后当冶金部部长的戚元靖同志和各有关司的司长及同志们两次来太钢，和我们共同研究了包死基数逐年递增比例后留成的方案，太钢党政领导和部领导共同给省里党政领导汇报，可惜未获同意。冶金部即向首钢建议，经北京市委同意，首钢即以1979年为基数，逐年递交7%后余下部分，留作自筹资金使用。以后，首钢执行结果很好。当时省里建议同意的王茂林、郭钦安、王林山、刘正之等同志都深为惋惜。后来，吕东同志在国家经委再三建议在全国再搞100个单位依照首钢承包，副省长阎武宏同志在由我拟稿、以冶金部和省政府联合上报的文件上也签了同意的字，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国家只限于首钢和一汽、二汽执行，其它就不让推广了。
　　1980—1984年这段时间，太钢千方百计争取发展基金，扩大再生产。公司一面对上级申请政策上的照顾，一面抓紧搞内部改革，努力提高效益。到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十条）公布后，公司党委和经理会议反复学习、讨论《十条》，总结前一段改革过程，明确了5个方面25条意见（登太钢报并在全省召开的企业改革会上发了言）。
　　当太钢60周年大庆的时刻，回忆往事，我作为太钢的一名老职工，是多么光荣啊！我热爱太钢，爱太钢的人、太钢的物，我的一切都是太钢哺育培养的。今后，我仍然愿为太钢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和余热。祝太钢前途无限光明！
　　（1993年11月12日）
　　（责编 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