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当代大儒，学贯中西。幼年启蒙于五四，青年负笈西洋，中年成大器。在西方的学术中心耕耘中国传统，在中国传统的巅峰上眺望世界，心怀天地生民，为往圣继绝学，他领路新儒学，为纷争不已的世界打开了对话的大门。
　　“父亲给我最大的教育即听的能力。”自小就爱听长辈说故事人生的杜维明说：“这种听德在当今讲多听少的学术界很难能可贵。”
　　杜母是江西书香门第的欧阳家后人，曾在金陵女大向徐悲鸿学艺术；学英国文学、经济，后到美国学企管的杜父，则来自广东西樵贸易人家。两人酷爱古典乐，总在熄灯的夜晚让声乐、交响乐与协奏曲流泻大厅。伴随着父亲指导的19世纪英国浪漫诗、中国诗歌及围棋，杜维明就是如此长大的。
　　5岁就到台湾的杜维明际遇顺畅，父母与本身的教育皆未曾中辍，远较留在大陆的同辈幸运。更重要的是，“一帆风顺的教育和历程无法抹灭我的忧患意识。对文化，我有种强烈的危机感。”
　　不同时代的风尚往往侧重理工商，漠视深层文化思考。中华文明有千年历史，但由中国到台湾，杜维明一再感觉自身文明不断被摧残，打倒、轻视、践踏，从阴暗面看中华文明的常态，让此文明予人的封建专制等陈旧印象历历如新。
　　“对此我有深沉的不安。我通过古文献了解这文化的内涵，总觉华族应比现在可了解与想象的好。要了解变动不拘的人不能没有自知之明或相互了解，我用身心力来体知。”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曾指超过三分之一的《论语》能从美学观点解读，孔子并非说教，而是在体现生活艺术，于人生际遇中自我转化、完成。杜维明何尝不是如此？
　　15岁开始接触儒学，四十余年来著作等身，杜维明却自言，“我有个工作还未真正开始做，那就是写。”
　　他向程伊川看齐：40前诵读诗书，50前研究其义，60前反覆抽绎，60后著书，60、70岁为思想与写作黄金期。
　　“从哈佛、普林斯顿、柏克莱再到哈佛，良好的外在条件和旅游经验让我铺陈太泛，注意力分散，无暇著书。但一些能发展的中心议题我不会放弃，书写或对谈都是途径。”
　　如今正要出版的5卷共500万字包括杜维明翻译、访谈、演讲记录、一般文章与学术论文等的文集，洋洋洒洒，他却认为毕竟难与著作相比：“比方访谈，好在灵活，坏在人问你答，不易掌握核心；翻译常素质参差不齐；记录则往往自己前所未见。故著书是我未来目标。”
　　“要把个人的社会角色扮演好，不是单纯以调整或和谐化适应外在条件，将人际关系搞得圆熟和谐就好。这不是儒家而是策略，只为自己，缺乏更高远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