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谈论自由来说，困难的是，我们几乎不会再找到一个词汇能像“自由”一样如此歧义无穷的。
　　具有古典、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哈耶克、以赛亚·柏林等等认为自由是一种首先属于且首先必须落实于个人的自由，这是一种严格、谨慎护卫每一个人的天赋神圣权利，护卫每一个人的尊严，确保人自身即是价值、即是目的，而不沦为手段、工具的自由思想。
　　然而，别尔嘉耶夫却在尊重上述人类基本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并紧紧执着于一种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在质性上、在生命趋向上能够根本高于一切高等动物的自由秉赋。
　　对自然规律、历史规律不断深入的认识，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人类的自由寓于必然之中，自由以必然为前提，但别尔嘉耶夫提醒我们：人类的生命是否在“必然”中已被淹没了呢？他坚定相信“即便人自身蛰伏着自然的根基，人仍旧不是自然”，甚至“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人不仅仅是一种肉身生命，而且其独特性正在于其是一种精神生命。人类匍匐于“必然”，是人类生命所受奴役的基本形式，而自由的前提就恰恰正是从其独有的精神源头出发，与必然性抗争，超越必然。这里，“必然”当然不仅指自然理性规律，而且指历史理性规律或实践理性规律。首先，由于人类生命的肉身基质、人类肉身原欲力量之强固，别尔嘉耶夫绝不相信人类在德性上或向善能力上是自足的，相反他认为人类对同类的侵害倾向(“恶”的倾向)仅靠人类自身是无法得以根本改变的。
　　其次，正是由于人类在德性上之非自足，别尔嘉耶夫认为，人类仅靠自身并不可能最终摆脱恶与苦难的循环，并不可能最终实现人类自己所想要实现的人格地位与价值目标，人类每一个生命的神圣权利、真实幸福的实现也终究只能是一种幻想。无以自拔、无以超越、无以踏上通向价值理想的真实之路的人类必定还需要一种高于人的力量的救助、引领、提升。
　　别尔嘉耶夫的自由，其内核实际上是信仰与爱。首先，人类对上述那种高于人的力量的认识，绝不可能只通过理性，这必然是一种信仰，必然是一种知其不存于自身、不存于宇宙、不存于历史而仍然坚认其存于人类精神之上的信念。这同时也就是对高于人类所具德性的一种品格的信仰，对高于人类所能发现、设定的一种生命意义的信仰。其二，神圣之爱才是这种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这里，爱之所以是神圣之爱，是因为这种爱是真正相信、尊崇并且维系人类每一个生命之价值与尊严的绝对之爱，这种爱是能给人类每一个生命带来最大福祉的高于人类自身德性水平的精神趋向。爱之所以又是自由的爱，是因为这种爱真正超越了人世间实用理性的限制。
　　思想界习惯于将自由区分为消极的自由(或曰否定性自由、保守性自由)与积极的自由(肯定性自由)。如果说哈耶克等人的自由属于保守的自由，那么，与卢梭的自由有着根本差异的别尔嘉耶夫的自由却不能被称为积极的自由，而只能姑称为保守的积极自由。
　　以上两种自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似乎都并没有根子。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生命建设来说，应当说前者(保守的自由，相通于现代优秀的法律文明)更为急需。但中国人的命运似乎就是，在两者同时进入视野的情况下，在把握前者的同时，却又不能再轻松地漠视后者。
　　
　　(《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的体认》，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四月版，8.90元)